南平市图书馆

福建地处东南，文教事业开发较迟；但自“延平四贤”出，福建的文教事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延平四贤”都是学识渊博的名儒、著作宏富的文化大师。上文已对杨时、罗从彦、李侗作过简述，这里着重叙述朱熹：
  朱熹学问极为广博，经、史、子、集无所不通，著述丰富，无论是哲学、史学、文学，还是教育等，都有创获：朱熹所撰著、编纂、注释、校刊的各类书籍达64种之多；此外，他的著述经后人代为编次的也有61种。（金云铭；《朱子著述考》，《福建文化》2卷16期）经学方面，较突出的有《周易本义》、《诗集传》、《晦庵先生集文公易说》、《四书章句集注》等；史学方面，有《资治通鉴纲目》、《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等；子部书籍有《朱子全书》、《二程语录》、《黄帝阴符经注解》等；集部书籍有《楚辞集注》、《晦庵先生文集》等。“延平四贤”，特别是朱熹，其著述能成一家之言，因此而能在福建广聚生徒，问答辩，弘扬学派，形成重大的学术影响。其门人后学，在他们的启发下，也纷纷著书立说，宏扬传统文化。如：蔡元定著有《易学启蒙》、《洪范解》等，杨复著有《仪礼经传通解续纂祭记》14卷、《大学中庸》、《论语问答》、《诗经杂说》等，杨兴立著有《朱子语略》，廖德明著有《文公语录》等，刘爚著有《易经说》、《礼记解》、《四书集成》等，林用中著有《东屏集》，林子武著有《尚书本义》10卷、《中庸章句》、《蒙谷集》等。“延平四贤”还积极兴办学校，聚徒讲学，培养人才。如朱熹在同安任主簿时，就“以教养为先”，积极开办县学，所设县学分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朱熹：
  “选秀民充弟子员，一时从学者众。建‘经史阁’，作‘教思堂’；访求名士徐应中、王宾等以为表率，日兴讲论正学，规矩甚严。”（吴锡璜：《循吏·主薄》，《同安县志》卷35，民国版）
  朱熹还倡立书院，他亲自创办或讲学的有28所，在福建境内就有15所，其中有名的就有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
  杨、罗、李、朱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不倦的诲人精神，通过兴学校、建书院，延纳四方门生，成功地开展了一代又一代的私人讲学活动，不仅促进当时福建地方的文化传播，而且对后代书院制度的发展和自由讲学风气的提倡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福建经南宋，历元、明至清，各县普遍设立书院，于官学之外另开教育阵地．在培养人才，研讨学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罗、李、朱在讲学中，循循善诱，表现了诲人不倦的精神。杨时谆谆教导罗从彦，既要重视“为学之方”，更要懂得“学成要何用”，“要博通古今文章”，“不为非正义之士”。（《杨龟山集·语录》）让罗从彦明确学习目的，掌握学习方法。罗从彦教育李侗只要在“性地栽培”中开始就谨慎于“是非理欲”，并用心读“诚明静定之书”，注意“用心静处寻求”，就会于“道”上得“融释”，达到孔子、颜渊等圣人的境界：勉李侗：
  “圣道由来自坦夷，休迷佛学或他岐。死灰槁木浑无用，缘置心官不肯思”。（《豫章文集》卷17《诗文·勉李原中》）李侗对朱熹“只教圣贤言语”（《朱子语类》卷104），终使其完成闽学体系的建构。朱熹在教育弟子方面，也是诲人不倦。黄干说他“讲论经典，高贯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优。”（《黄勉斋集·朱子行状》）朱熹在治学中，主张要先立志，并自觉积极地去学习
  “学者要立大志。所谓立志……只是直截要学尧舜”（《朱子语类》卷11）“学问，无贤愚，无大小，无贵贱，自是人合理会的事，人若不自向前，师友如何着得力”。（《朱子语类》卷10）“看文字，要耸起精神，树起筋骨。”（《朱子语类》卷10）
  提倡循序渐进与熟读精思相结合，“穷理”与躬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凡读书，须有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会上一句，待通透；次理会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晓；然后将全章反复细绎玩味。”（《朱子语类》卷11）“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朱子语类》卷13）“延平四贤”培养出几代大批名人。仅朱熹来说，其门人有案可的查的著名者达500余人，散播于福建29个县。如建阳有刘爚、蔡元定、蔡渊、蔡沆、蔡沈、刘炳；崇安有欧阳光祖、张宗说；浦城有杨与立、杨道夫、杨骧、张彦清；顺昌有廖德明；同安有曾秘、许景阳、陈齐仲；晋江有傅伯寿；漳州有朱飞卿；龙溪有陈淳、黄学皋；莆田有方士繇、方壬、陈宓、黄士毅、郑可学；宁德有陈骏、龚郯、李鉴、郑师孟；古田有余偶、余范、林用中、林允中、林夔孙、林师鲁、林大春、程若中、程深父、蒋康国；霞浦有黄尚质、林湜；福鼎有杨楫、高松；福安有杨复、张泳；闽县有黄幹、张洽；长汀有杨方；等等。“延平四贤”门人效法先师，著书讲学，培育后人。如闽县黄幹晚年归里，日夜编礼著书，讲论义理，“弟子日盛，借邻寺以处之，质疑请益如熹时。”（《黄勉斋集·本传》）龙溪陈淳，“漳泉人士争师之，淳讲解率至夜分无倦色。”（《陈淳传》，《福建通志》卷40）在朱熹避“庆元党禁”时，闽东朱熹门人林用中、余偶、余范还分别主持古田溪山书院、擢秀书院、兴贤书院等配合朱熹在古田蓝田书院的讲学，聚徒讲学，各地学士闻讯负箧来读。
  在“延平四贤”杨、罗、李、朱及其门人和其他理学家的启迪倡导下，福建文化大昌，读书风气浓厚。据方志记载：
  宋至清，延平“五步一塾，十步一庠。家乐教子，朝诵暮习，洋洋盈耳，称为邹鲁之邦”。（《风俗》、《延平府志》卷1，嘉靖版）邵武“儒雅乐善，比屋弦诵，号小邹鲁”、“人尚理学，彬彬乎道德文物有邹鲁之遗风。”（《风俗》、《邵武府志》卷2，嘉靖版）
  《晋江县志》记载：
  “得朱紫阳（熹）簿同（安），往来过化，海滨邹鲁之风……由来久矣！”光泽原文化极为落后，自南宋以来，
  “衣冠文物，中州鲜与齿，盖由西山李先生得道南之绪，大倡斯道月洲、云崖，教育嗣布，与考亭师友济美当世……流风余韵，犹有存者所致然也。”（《光泽县志》卷首，明正统版）
  尤溪原是一蛮溪獠洞，
  “自大儒笃生以来，士颇知学，户有诵，家有弦，彬彬然风雅是尚。”（《尤溪县志风俗志》，民国版）
  “延平四贤”杨、罗、李、朱重视教化，重视培养人才，使宋以来福建在文化领域各个方面，都有重大成就和突破。福建除了在哲学上产生了闽学及考亭学派外，在刻书、文学、史学、书法、科技等方面，也呈现繁荣景象。因闽学兴起，福建刻书业也极为兴盛，形成独肯特色的建刻：孙敏修统计宋代有14家刻书，福建占8家，“麻沙、崇化两坊户书，号为国书之府”，福建建阳在宋、元、明三代，均始终是全国的刻书出版中心。朱熹等理学家既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文学家、诗人、历史学家、书法家等。
  在“延平四贤”及其门人勤耕不辍、教化培育下，宋代福建中进士者达7600余人，约占全国中举总数的25％，所以《宋史·地理五》载曰：“福建路登科第者尤多。”林尚仁在《端隐吟稿·陈必复序》里也说：“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福建为宋代全国文化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到清代，福建举人数达1300余人，约占4.4％。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总之，“延平四贤”重视教化，有力地推动了闽地教事业的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