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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是福建的别称，因此，所谓闽文化，当是福建的文化；但本文所谈的闽文化，仅指福建古代的文化．笔者想通过闽文化的发展来探讨“延平四贤”杨、罗、李、朱对闽文化的贡献这个问题
  要探讨“延平四贤”杨、罗、李、朱与闽文化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即他们对闽文化有些什么贡献，就必须明了闽文化的发展情况。
  一
  闽文化源远流长，其形成和发展约历下面四个时期：
  （一）闽族时代的七闽文化（战国中期前），闽文化形成时期。闽地处于我国东南，在旧石器时代，就已有先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考古发现，距今1万年有“东山人”、“清流人”、“漳州人”。到距今约5000年前，福建沿海与山区的原住民，依据各自不同的自然条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生活方式，创造了新石器时代的“贝丘文化”和“山坡文化”。商朝末年，福建开始向青铜时代过渡；西周时，进入青铜器时代。这时闽族（七闽）形成。《周礼·夏官司马》记载说：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穀、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
  《周礼·秋官司寇》也记载说：“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这是“闽”的最早记载：这些记载表明：至迟到周时，“七闽”被列为周王朝周边六大蛮夷民族之一，闽族形成且建立了自己的方国。闽族人在这时创造了以武夷山悬棺葬、南安大盈青铜器、建瓯青铜钟、闽侯黄土仑印纹硬陶、华安汰内原始图像文字等为代表的丰富多彩的独具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我们称之为闽族时代的七闽文化，是闽文化的形成期。
  （二）闽越族的闽越文化时期（战国中期至汉武帝灭闽越国止），闽文化开始吸收外来文化。战国中期，闽北边的越国于公元前334年被楚灭掉，
  “越从此散，诸侯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越王勾践后裔无诸率领大批流散的宗族入闽，并带来先进的政治制度、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闽族人民开始吸收越族文化，并与越族通婚。入闽的越族人，以其强悍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很快影响并控制了闽族社会。闽越两族迅速融合，形成闽越族，其事迹载入史籍《史记》与《汉书》。战国末期，无诸在七闽大地上建立闽越国，都冶，并带领闽越人发展生产，创造了具有区域性特色的闽越文化；但也有中原文化的渗透，特别是秦始皇置闽中郡，使宏大的中原文化渐入七闽大地，闽越人在发展自己的文化中，也开始了闽中汉越文化的交融。到汉元丰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以“闽越悍，数反复”，决策废闽越国，徙闽越人处江淮间，致使闽越文化受到严重摧残。
  （三）广泛传播、吸收中原文化，闽文化进入发展时期（从西汉孝昭始元二年至唐五代）。西汉孝昭始元二年（前85年），汉在福州置冶县，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始完全纳入封建统一的体制之中。这一时期，特别是魏晋至唐五代，中原人民大量入闽，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和文化，并在闽越地广泛传播，闽越人民充分吸收中原文化，闽文化蓬勃向前发展。早期中原汉人入闽，从秦汉就开始。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汉人入闽更多
  “西晋永嘉末年，中原丧乱，士大夫多携家避难入闽”。（《礼俗志》、《建瓯县志》卷19，民国版）
  中州八大姓也纷纷入闽。东晋侯景之乱，北方汉人又一次大规模入闽。入闽中原汉人在闽地广泛传播中原先进文化，闽越人充分吸收中原文化。如：为避永嘉之乱而寓居建安的危京，在建州官16年，辟庠讲学，传播中原文化；南朝陈时，隐居武夷山的顾野王，在崇安著书讲学，传播中州文化；南朝齐梁时，唯物主义者范缜在晋安任太守，传播中原文化和无神论思想；南朝刘宋时，著名诗人江淹任吴兴（今浦城）县令，著记诗文传播中原文化；南朝梁，著名廉吏到溉任建安内史，著文集20卷，播撒中原文化。在他们的传播下，闽越人吮吸着新鲜的中原文化，不断促使自己的风俗习惯发生变化，“使薄者厚，而野者文”、“民之秀者押于文，家有诗书，户有法律”（祝穆：《方舆胜览》），中州古汉语在闽地上也深深扎下根。汉族文化开始渐成为福建的主体文化。隋唐五代，北方汉人入闽仍源源不断。入闽方式主要有：随军武装入闽，避乱南迁入闽，仕宦入闽。入闽汉人在闽地继续传播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福建经济文化的迅速开发。如：唐德宗建中初年，常兖罢相贬为福建观察使，到任后大兴学校，亲自讲学，倡导儒学，使闽中“风移教行”、士子“竟劝于学”，晋江欧阳詹在他培育下“操笔属词，秀而多思，文词振耀乡里”，后赴京考试，与韩愈同登金榜，成为继薛令之之后的闽省第二位进士。唐朝时，福建举进士者，据《闽大记》载，达57人；唐中宗神龙以来，闽人知名于世者，据黄璞《闽川名士传》载，也有54人。唐末避黄巢之乱入闽的熊秘，居建阳莒口，创办熬峰书院，推崇儒学文化。唐末王审知入闽，设招贤馆，礼贤下士，广纳贤才，中原名士翁承赞、韩偓、黄滔、王琰、李洵、徐寅等皆来相投。王审知还兴办学校，以教闽中之秀者；还组织大批文人广搜书籍，加以整理，使许多佚书得到收集和保存；鼓励著述；兴办刻版印刷业。在他的倡导下，福建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乡有私塾。中原汉文化在福建得到大普及，并成为福建的主体文化。
  （四）朱熹建立有全国影响的闽学，闽文化进入全盛时期（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在这一时期里，“延平四贤”杨（杨时）、罗（罗从彦）、李（李侗）、朱（朱熹）对闽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
  “延平四贤”均是大儒．他们生活在两宋时代的福建南剑州。北宋人孙复在《宋元学案·泰山学案》中的《辱儒》中说：
  “汉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明人何乔新在《道南祠记》中也说：
  “孔孟既殁，吾疲乏之不传久矣，士之为学，其卑者溺于训诂，而不知性命道德之微；其高者淫于佛老，而感其元虚空寂之说，岂复知有所谓道学哉。”
  宋代儒士为恢复孔孟儒学之本来面貌，并加以发展，因而兴起理学。胡瑗、孙复、石介“宋初三先生”是理学先驱；周敦颐、张载、邵雍是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建立洛学，使理学体系初步形成。宋嘉祐七年（1064年），福建也有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海滨四先生”推崇孔孟，大倡儒学，兴办学校，教育学生，为闽中理学之先，但他们的学术水平无法与北方相比，他们的理学思想未能在福建发展起来。因此闽中儒上纷纷赴中原拜师受业，以期获得理学真传。建阳人游醇、游酢．将乐人杨时，沙县人陈渊、陈瓘，福清人王蘋等赴河南从二程受业。游酢、杨时为程门四大弟子中的两个，在他们学得二程洛学旨趣而南归时，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寄以传道东南的希望。游酢被称为“理学元宗”，杨时被推为“程门正宗”。他们归南后，都进行了传道。游酢在自己家乡建豸山草堂、在武夷山建水云寮，读书讲学、著书立说、培养生徒，创建州理学之始，成为“道南首”、“道南儒宗”。“延平四贤”中的杨时倾一生精力讲学著述，授业者众，据说有弟子一千多人，其中著名者有刘勉之、胡宏、陈渊等，但只有罗从彦得杨时心传：杨时称赞他：“惟从彦可与言道。”朱熹说：
  “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
  罗从彦生平笃志好学，推研义理：“必欲到圣人止宿处”罗从彦著作有《诗解》、《春秋解》、《春秋指归》、《语孟师说》、《中庸说》等，“力避邪说，羽翼六经”罗从彦及门弟子也不少，最得意者则是李侗。李侗从罗从彦处得《春秋》、《中庸》、《论语》、《孟子》之说，而于天下之理融会贯通，各有条序；其学“超然独得于心性隐微之间，而非语言文字之末”，“于四子之道，发明其义甚多。”李侗将二程洛学之道传给朱熹。朱熹还从游酢、黄中、胡安国、胡宪、刘勉之、刘子翚及其父朱松那里吸取理学思想，并对周、张、二程之说和其余诸家之说，加以研究评论，对宋以前的儒学传统也给以整理和总结，最终集诸儒之大成，把天理论、性论、道德论、格物致知论、持敬说等，都熔铸到传统儒学思想之中，使北宋以来的儒家学说臻于完整和系统化，建立起一个广大精微的理学思想体系，并使之更富有思辨性，更具有理论色彩，成为统治我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杨文靖公三传而得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然善读朱子之书者，正当遍求诸家，以收去短集长之益”。（《宋元学案》）
  朱熹建立的理学，即闽学，这是因为朱熹的学术活动主要在福建一带进行的。闽学与北宋的濂、洛、关之学并称，濂、洛、关、闽四大学派思想在宋代理学界影响甚大。朱熹经常与江西陆九渊的“心学”、浙江陈亮的“功利”之学进行辩论。“学派的划分与地域有一定的关系，福建地区是朱子学的根据地。”（张岱年：《福建朱子学序言》）闽学在福建的诞生，使福建的文化得到繁荣兴盛。
  “龟山先生北学于中国，载道南归时，唯豫章罗先生独得其心传之秘，以授延平李先生，再传而得考亭朱夫子。三先生皆延平人，而考亭亦生于属邑之南溪。一郡四贤，卓然为洙泗濂洛之世嫡。渊源浩博，波及四方，邹鲁以还，未多见也。”（《重修豫章先生罗源祠记》，《南平县志》卷13，民国版）“七闽僻在南服，自薛令之以进士举，士知科目之荣矣。自欧阳詹以文学显，士知文章之重矣。至于道学之说，则慨乎未闻。及河南二程夫子得孔孟不传之学于遗经，其学则行于中州，未及南国。（龟山）先生以绝俗之资，生于此邦，闻程夫子之道，北之河洛而学焉，穷探力索，务及其趣。及辞归，程子送之曰：‘吾道南矣’。故一传而得豫章，再传而得延平，三传而得紫阳朱夫子，集诸儒之大成，绍孔孟之绝绪，其道益光。而西山蔡氏，勉斋黄氏，九峰蔡氏，北溪陈氏相继而兴，闽之道学遂与邹鲁同风，其波及四方者，皆本于闽。”（《道南祠记》，《南平县志》卷13，民国版）“宋自濂溪诸君子出，东接其传于邹鲁，而南及濒海之闽，而后中原文献，十九在闽。”（《重建朱文公祠记》，《南平县志》卷14，民国版）
  福建成为“海滨邹鲁”、“理学名邦”。
  从杨、罗、李到朱熹创闽学，福建不仅本地学术文化迅速繁荣，而且一度成了全国文化的中心，程朱理学的根据地。宋元时期，从“海滨四先生”起，福建著名理学家的学案就有古灵、龟山、武夷、豫章、晦翁、勉斋等20余个，占《宋元学案》全书所列的86个学案的近1/4；而由它们引发衍生出来的学案竟达52个之多，占全部学案的60％左右，其覆盖面超过大半个中国。当时学术，南自福建，北到河朔，东起苏浙，西迄四川，几乎都是闽学先贤及其门人后学的天下，宋元两代福建理学家共154人。当时，确是“中原文献，十九在闽”、“朱子门人半天下。”清人蒋垣说：
  “杨时归闽，受业者众，东南推其得程氏正宗，遂为八闽理学之始。门人胡宏、罗从彦尤著宏传之张栻，从彦传之李侗，侗传之朱熹。朱门受业为多，最知名者黄干、李燔、张洽、陈淳、李方子、黄显、蔡沈、辅广。”（《八闽理学渊流》）
  “延平四贤”杨、罗、李、朱的兴学、著述、讲学，极大地推动了福建文教事业的发展。
  福建地处东南，文教事业开发较迟；但自“延平四贤”出，福建的文教事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延平四贤”都是学识渊博的名儒、著作宏富的文化大师。上文已对杨时、罗从彦、李侗作过简述，这里着重叙述朱熹：
  朱熹学问极为广博，经、史、子、集无所不通，著述丰富，无论是哲学、史学、文学，还是教育等，都有创获：朱熹所撰著、编纂、注释、校刊的各类书籍达64种之多；此外，他的著述经后人代为编次的也有61种。（金云铭；《朱子著述考》，《福建文化》2卷16期）经学方面，较突出的有《周易本义》、《诗集传》、《晦庵先生集文公易说》、《四书章句集注》等；史学方面，有《资治通鉴纲目》、《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等；子部书籍有《朱子全书》、《二程语录》、《黄帝阴符经注解》等；集部书籍有《楚辞集注》、《晦庵先生文集》等。“延平四贤”，特别是朱熹，其著述能成一家之言，因此而能在福建广聚生徒，问答辩，弘扬学派，形成重大的学术影响。其门人后学，在他们的启发下，也纷纷著书立说，宏扬传统文化。如：蔡元定著有《易学启蒙》、《洪范解》等，杨复著有《仪礼经传通解续纂祭记》14卷、《大学中庸》、《论语问答》、《诗经杂说》等，杨兴立著有《朱子语略》，廖德明著有《文公语录》等，刘爚著有《易经说》、《礼记解》、《四书集成》等，林用中著有《东屏集》，林子武著有《尚书本义》10卷、《中庸章句》、《蒙谷集》等。“延平四贤”还积极兴办学校，聚徒讲学，培养人才。如朱熹在同安任主簿时，就“以教养为先”，积极开办县学，所设县学分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朱熹：
  “选秀民充弟子员，一时从学者众。建‘经史阁’，作‘教思堂’；访求名士徐应中、王宾等以为表率，日兴讲论正学，规矩甚严。”（吴锡璜：《循吏·主薄》，《同安县志》卷35，民国版）
  朱熹还倡立书院，他亲自创办或讲学的有28所，在福建境内就有15所，其中有名的就有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
  杨、罗、李、朱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不倦的诲人精神，通过兴学校、建书院，延纳四方门生，成功地开展了一代又一代的私人讲学活动，不仅促进当时福建地方的文化传播，而且对后代书院制度的发展和自由讲学风气的提倡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福建经南宋，历元、明至清，各县普遍设立书院，于官学之外另开教育阵地．在培养人才，研讨学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罗、李、朱在讲学中，循循善诱，表现了诲人不倦的精神。杨时谆谆教导罗从彦，既要重视“为学之方”，更要懂得“学成要何用”，“要博通古今文章”，“不为非正义之士”。（《杨龟山集·语录》）让罗从彦明确学习目的，掌握学习方法。罗从彦教育李侗只要在“性地栽培”中开始就谨慎于“是非理欲”，并用心读“诚明静定之书”，注意“用心静处寻求”，就会于“道”上得“融释”，达到孔子、颜渊等圣人的境界：勉李侗：
  “圣道由来自坦夷，休迷佛学或他岐。死灰槁木浑无用，缘置心官不肯思”。（《豫章文集》卷17《诗文·勉李原中》）李侗对朱熹“只教圣贤言语”（《朱子语类》卷104），终使其完成闽学体系的建构。朱熹在教育弟子方面，也是诲人不倦。黄干说他“讲论经典，高贯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优。”（《黄勉斋集·朱子行状》）朱熹在治学中，主张要先立志，并自觉积极地去学习
  “学者要立大志。所谓立志……只是直截要学尧舜”（《朱子语类》卷11）“学问，无贤愚，无大小，无贵贱，自是人合理会的事，人若不自向前，师友如何着得力”。（《朱子语类》卷10）“看文字，要耸起精神，树起筋骨。”（《朱子语类》卷10）
  提倡循序渐进与熟读精思相结合，“穷理”与躬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凡读书，须有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会上一句，待通透；次理会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晓；然后将全章反复细绎玩味。”（《朱子语类》卷11）“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朱子语类》卷13）“延平四贤”培养出几代大批名人。仅朱熹来说，其门人有案可的查的著名者达500余人，散播于福建29个县。如建阳有刘爚、蔡元定、蔡渊、蔡沆、蔡沈、刘炳；崇安有欧阳光祖、张宗说；浦城有杨与立、杨道夫、杨骧、张彦清；顺昌有廖德明；同安有曾秘、许景阳、陈齐仲；晋江有傅伯寿；漳州有朱飞卿；龙溪有陈淳、黄学皋；莆田有方士繇、方壬、陈宓、黄士毅、郑可学；宁德有陈骏、龚郯、李鉴、郑师孟；古田有余偶、余范、林用中、林允中、林夔孙、林师鲁、林大春、程若中、程深父、蒋康国；霞浦有黄尚质、林湜；福鼎有杨楫、高松；福安有杨复、张泳；闽县有黄幹、张洽；长汀有杨方；等等。“延平四贤”门人效法先师，著书讲学，培育后人。如闽县黄幹晚年归里，日夜编礼著书，讲论义理，“弟子日盛，借邻寺以处之，质疑请益如熹时。”（《黄勉斋集·本传》）龙溪陈淳，“漳泉人士争师之，淳讲解率至夜分无倦色。”（《陈淳传》，《福建通志》卷40）在朱熹避“庆元党禁”时，闽东朱熹门人林用中、余偶、余范还分别主持古田溪山书院、擢秀书院、兴贤书院等配合朱熹在古田蓝田书院的讲学，聚徒讲学，各地学士闻讯负箧来读。
  在“延平四贤”杨、罗、李、朱及其门人和其他理学家的启迪倡导下，福建文化大昌，读书风气浓厚。据方志记载：
  宋至清，延平“五步一塾，十步一庠。家乐教子，朝诵暮习，洋洋盈耳，称为邹鲁之邦”。（《风俗》、《延平府志》卷1，嘉靖版）邵武“儒雅乐善，比屋弦诵，号小邹鲁”、“人尚理学，彬彬乎道德文物有邹鲁之遗风。”（《风俗》、《邵武府志》卷2，嘉靖版）
  《晋江县志》记载：
  “得朱紫阳（熹）簿同（安），往来过化，海滨邹鲁之风……由来久矣！”光泽原文化极为落后，自南宋以来，
  “衣冠文物，中州鲜与齿，盖由西山李先生得道南之绪，大倡斯道月洲、云崖，教育嗣布，与考亭师友济美当世……流风余韵，犹有存者所致然也。”（《光泽县志》卷首，明正统版）
  尤溪原是一蛮溪獠洞，
  “自大儒笃生以来，士颇知学，户有诵，家有弦，彬彬然风雅是尚。”（《尤溪县志风俗志》，民国版）
  “延平四贤”杨、罗、李、朱重视教化，重视培养人才，使宋以来福建在文化领域各个方面，都有重大成就和突破。福建除了在哲学上产生了闽学及考亭学派外，在刻书、文学、史学、书法、科技等方面，也呈现繁荣景象。因闽学兴起，福建刻书业也极为兴盛，形成独肯特色的建刻：孙敏修统计宋代有14家刻书，福建占8家，“麻沙、崇化两坊户书，号为国书之府”，福建建阳在宋、元、明三代，均始终是全国的刻书出版中心。朱熹等理学家既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文学家、诗人、历史学家、书法家等。
  在“延平四贤”及其门人勤耕不辍、教化培育下，宋代福建中进士者达7600余人，约占全国中举总数的25％，所以《宋史·地理五》载曰：“福建路登科第者尤多。”林尚仁在《端隐吟稿·陈必复序》里也说：“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福建为宋代全国文化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到清代，福建举人数达1300余人，约占4.4％。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总之，“延平四贤”重视教化，有力地推动了闽地教事业的繁荣昌盛四
  “延平四贤”杨、罗、李、朱重视道德修养，立纪纲、励风俗、重气节，极大地影响了福建的社会风尚。
  杨时一生尊师重道，为官清正，为民兴利除弊，勇于弹劾权奸，忠诚正直，力主抗金。杨时从小就知书识礼，孝敬父母。幼年丧母，哀伤之情不减于成人。后奉事继母，也同孝敬生母一样。杨时拜二程为师，尊师重道，提倡“践履”、“居敬”、“穷理”等一套修身求道的方法。元丰八年（1085年）六月底，程颢逝世，杨时悲痛万分，向各处学友发讣告，带领学生在徐州设灵堂，摆灵位，哭悼先师。悼文曰：
  “呜呼！道之无传也久矣。孟子没，千有余岁……其智足以窥圣学门墙者，盖不可一二数也，况足与语道而传之哉？……先生于是时乃独守遗经，合内外之道，默识而性成之其学之渊源，盖智者不能窥，而言者所不能称说也……夫由尧舜而来至于汤、文、孔子，率五百有余岁而后得一人焉孔子没，……百年而后孟子出。由孟子而来，迄汉唐有千余岁，卒未有一人传之者……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时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则于之恸哭，岂特以师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杨龟山先生全集》卷28）
  表明他对老师程颢的推崇和祭奠。元祐九年（1093年）隆冬时节，他在游酢相邀下，与游酢以师礼去洛阳拜见程颐，留下“立雪程门”之佳话。他们尊师重道，“立雪程门”精神代代相传：杨时任过地方官，也任过朝官，但一生为官清正，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宋吕聪在《问书册》中说：
  “视公一饭，虽疏食脆甘若皆可于口，未尝有所嗜也；每加一衣，虽狐貉温袍若皆适于体，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敝庐优屋若皆可以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将乐文史资料》第3辑）
  他逝世时，“身后萧然，家徒壁立。”（朱震：《故龙图阁直学士左朝请大夫致仕杨公行实》）他关心人民疾苦，为民兴利除弊。宋哲宗绍圣四年（1907年），他任济阳知县，值多灾，他先后上书有司反映灾情，为民请赈济。由于漕使胡师文妒视安抚使张舜民礼遇杨时，以“不催积欠”罪诬陷杨时，杨时被罢职但无憾。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杨时在萧山知县任上，兴修水利，缓解当地积年之旱涝，使民得灌溉之利。离任后，“邑人重其名，多书像事之。”（《宋无学案·龟山学案》）对权奸，杨时勇于挺身弹劾。北宋末年，蔡京、童贯等“六贼”把持朝政，狼狈为奸。“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宋史·杨时本传》）徽宗大观六年（1107年）杨时任余杭知县，蔡京“葬母余杭，以日者言欲浚湖，先生格之。”（《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杨时又不顾个人安危，上疏乞诛童贯。当陈东率太学生与京城百姓十余万人伏关上书，要求诛蔡京等“六贼”，乞留李纲，对金抵抗，而“朝廷尤其致乱”，欲行武力镇压时，杨时又毅然挺身而出，为请愿群众辩护，在钦宗前直陈“士民出于忠愤，非有作乱之心，无足深罪。”（《宋史·杨时本传》）因此避免了一场血腥屠杀。可见，杨时气节高尚，忠心耿耿，无愧为贤者。
  罗从彦一生清节自守。他除在61岁时，做过短期惠州博罗主簿外，一生绝意仕进。“严毅清苦，单瓢隐居”，“于世之嗜好，泊如也。”（《宋元学案·豫章学案》）
  他有二首诗表明心志：其一《勉李愿中》：
  “权门来往绝行踪，一片闲云过九峰。不似在家贫亦好，水边林下养疏慵。”其二《颜乐亭》：
  “山染风光带日黄，萧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与真堪笑，赖有颜飘一味长。”
  由于他清节自守，就是在博罗主簿任上，他也是宦囊如洗他逝世后，“丧不能还”，其灵柩为一族人帮助护送返闽，后由门人李侗替他安葬的。罗从彦虽是一名寒士，但却从未忘记国家的安危，“卒稔裔夷之祸，未尝不为之痛心疾首。”（《宋元学案·豫章学案》）并针对当时社会弊病，强调托古改制，
  “明道以行忠义。”“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则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视死生去就，如寒暑书夜之移，而忠义行之者易。至汉董仲舒、唐韩愈、柳宗元夸尚古文，二者渐失周孔之心，于是明道者寡，视死生去就如万钧九鼎之重，而忠义行之者难。”（《李侗传》，《南平县志》卷20，民国版）
  罗从彦还采摘先朝故事，以论治国，编成《遵尧录》一书，提倡节俭，反对侈糜，要求朝廷：
  “怜生民之重困，发德音，下明诏，铲除弊法”，“以望太平矣”。（《遵尧录序》，《南平县志》卷16，民国版）
  在修身治国上，罗从彦主张朝廷要振纪纲，用人要得当，士子应正直忠厚。
  “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盖君子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乱，盖小人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天下必乱。”“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侵；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摧。故内有李林甫之奸，则外必有安禄山之乱；内有卢杞之奸，则外必有朱泚之叛”又如：“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入于懦”。（《罗豫章集·议论要语》）
  对于“一国之君主”，罗从彦以为要“明而不察，仁而不懦”，主张人君要善于纳谏；“纳谏之本在于先虚己”。这些都体现了罗从彦的忧国之心、爱国之心，并重视道德修养：罗从彦对师长也极为尊敬。他曾五次受学于杨门，讲学论道，相得益彰。绍圣丁丑（1097年），他得悉伊川先生被贬而特往慰问；伊川先生因被诬贬，郁愤而亡，其门人未敢吊丧，罗从彦则在赴途中转道洛阳，往伊川县白虎山下谒扫先生墓，以尽弟子之谊，为世人所称道；元符庚辰年（1100年）龟山先生被诬，罢官回乡讲学含云寺，罗从彦多次执弟子礼前往就学，且志益坚，其学亦益醇，尊师之情亦益弥。
  李侗从学罗从彦，一心继“圣人绝学”不求功名利禄。从学数年后，即谢绝世故40余年，结庐山中，过着十分清苦简朴的生活。他尽管清贫，但却乐于助人，表现出高尚情操：
  “亲戚有贫不能婚嫁者，则为经理振助之。与乡人处，饮食言笑，终日油油然。”（《宋史·李侗传》）
  李侗虽不求功名利禄，终身不仕，但他时刻关心国家命运，“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宋史·李侗传》隆兴元年（1162年）朱熹应诏入朝奏事，行前将封事稿本送给李侗批改，李侗阅后复信说：“今日国家所以不成事功者，正挫以和议为名尔。”
  “要之断然不可和，自整顿纪纲，以大义断之，以示天下向背，立国是可尔。”
  并嘱咐朱熹：
  “吾侪虽在草野，忧世之志但无所伸，亦可早发为佳。”（《宋史·李侗传》）
  李侗一心“继圣人绝学”，因此师事罗从彦，“尽得其所传之奥”。罗从彦称赞李侗：
  “近有后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锐，曾以书求，趋向大抵近正”。（罗从彦：《与陈默堂书》）
  同窗学友沙县邓迪也赞美李侗：
  “愿中如冰壶秋月、莹澈无瑕，非吾曹所及。”（《宋史·李侗传》）
  李侗成为开紫阳之道脉，传先圣之正绪的导师。李侗是贤者不为过。
  朱熹被称为“贤者”，更为后世所公认。他在南宋，历高、孝、光、宁四朝，累官枢密院编修、转运副使、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侍讲等职。朱熹一生主张对内修政事、爱养民力，澄清吏治，勤俭治国。诸如为山谷细民请赈济和抑压豪强高利贷盘剥；惩治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纠正有业无税和无业有税不合理现象；要求皇帝“正心术”、“存天理灭人欲”，廉政肃贪，治国兴国。朱熹本身生活极俭朴，其门人黄干在《朱子行状》中说：“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敢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他在传道授徒时，与门人弟子共过艰苦生活：
  “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兴之共。”（《宋史·朱熹传》）接待客人，他从不铺张，据记载，有一次
  “胡纮竭考亭先生于武夷。先生待学子惟脱粟饭；至茄熟，则用姜醯浸三、四枚共食。胡至，先生遇礼不殊。胡不悦，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斗酒，山中未为乏也’。”朱熹希望整肃纲常风纪，制订了许多礼教。对外，朱熹反对卖国投降，反对和议，主张攘夷狄。孝宗即位之初，朱熹上封事时，就大声疾呼：
  “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明矣……所谓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何苦而必为之？夫复仇讨贼，自强为善之说，见于经传者，不啻详矣。”（《朱文公文集》卷11《壬午封事》）朱熹尊师重道，对老师李侗极敬重，
  “自李先生后，学始就平实，乃知向日从事于释老之说皆非。”（明周木：《延平答问序》）
  锐意进取，终创闽学。在传道中，在待人处世上，在为官从政中，朱熹强调“治国、平天下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只是一理”、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地位贵贱，都应当保持良好的道德操守。
  “延平四贤”重道德修养、立纪纲励风俗、爱民爱国的道德操守，极大地影响了福建的文明程度，促进了福建民智的开发和社会风尚的提高。宋元以来，福建许多地方士子尊师重道、敬业守职、知书达礼，百姓勤俭乐善、崇礼守法、见义勇为、爱国爱民，美德世代相传，蔚然成风，名人辈出。下面举几例予以说明：
  “南平风俗……自有宋大儒迭出其间，而海滨邹鲁称极盛焉。今虽年湮代远，而入其邑乘，士食旧德，农服先畴，型仁讲让，先儒之流风遗俗，犹有存者。”（《重修南平县志序》，民国版）
  “建阳风俗淳朴……敬师而崇礼．不为刻薄之行……宗族比闾之间，患难相维持，缓急相倚赖，穆然有古朴之风。”（《建阳县志·风俗》，道光版）
  “古用旧为山洞……民顽俗犷，夙称难治……自宋至今，士君子敦本务实，小人食勤吝用，守朱紫阳遗训，冠婚丧祭，犹存醇朴之风。”（《古田县志·风俗》，乾隆版）“至朱晦翁避地至止，羲文周礼之道，洋溢溪山，理学文章甲于他邑；而忠孝义烈之风至明季而大畅：”（《古田县志·序》，乾隆版）
  浦城人真德秀为官刚正不阿，以敢言著称，在朝不满十年，奏疏达几十万言。他在奏章中指出：
  “立国不以力胜仁，理财不以利伤义，御民不以权易言，用人不以才胜德。”他强调：“国之将亡不在敌国外，而在民心。”
  他力主垦土养财，修明政治，整饬武备以自强，时时防患于未然。
  建瓯人魏行可，建炎间奉使
  “见金人于澶渊，因留不遣，语其属曰：‘人敦无死，为国死犹生也’金人逼以仕不从，乃饮鸠死。”（《建瓯县志》卷31，民国版）
  建瓯朱子后裔朱浚，元兵下建宁时，当时福州守王刚中投降．
  “朱仰天大哭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可受辱乎！’遂并饮药死。”（《建瓯县志》卷31，民国版）
  建瓯人谢璧在宋理宗景定年间，时奸雄贾似道专权，众多朝臣敢怒而不敢言，谢璧挺身而出，屡屡和贾似道进行论争，挫击了邪恶势力的气焰。元兵南下，沿途守镇纷纷瓦解，赋闲家中的谢璧尽管已是顽疾在身，但仍奋力募集起一支由1700人组成的义勇军，浩浩荡荡北上抗元。朱熹三传弟子文天祥，德祐年间奉使元军，被拘，后浮海至温州，拥立益王抗元。后文天祥兵败被俘，慷慨就义。其崇高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光照日月，浩气长存。
  闽学即朱子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存在有消极因素、封建性糟粕。如封建的三纲五常，《家礼》中繁多的礼节规定，家长制的专横规定，对妇女的种种限制，等等。这些都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压抑了正常的人性。但是，“延平四贤”杨、罗、李、朱对闽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他们那种结合社会实际传道东南、创立闽学的精神，对前人的儒学思想及佛道思想的批判性整理总结、采纳吸收的博大胸怀和宽容精神，尊师重道、敬业守职、坚持不懈发展文化教育的精神，积极入世、忧民爱国、高尚气节的精神，重道德操守、崇礼守法、勤俭乐善的品德等等，在今天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中反对拜金主义，加强廉政自律，加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选自《道南首豸山》，翰林［香港］印务有限公司，2002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