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从程颐到杨时、罗从彦直至李侗，都衷心信服《中庸》里的“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求中未发”之思想。他们都把默坐澄心观喜怒哀乐以前气象作为口诀和重要论题。杨时曾经对罗从彦说：
  “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龟山集·语录》）要求体验未发之“中”，强调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龟山集》卷4）罗从彦认为人性未发之中即体现了天理，只要人们能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处事就会自然合理、中节；因此，他更主张心性修养要从喜怒哀乐未发、思虑未萌的本然状态开始下功夫，并提倡运用“观心”的方法，静中体认天理。“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不惟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罗豫章先生集·议论要语》）李侗深受其师罗从彦未发之旨的启发，主张于未发处存养。他说：
  “某向时从罗先生，学问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室中亦静坐而已，罗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唯于进学有方，亦是养心之要。”（《延平答问》）
  李侗一生用力处与罗从彦一样，皆在体验未发，以便进入涵养的纯熟境界，即“浑然气象”、“真有所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豫章学案·延平答问》）久而用力，便会“理与心一”。李侗也将“求中未发”思想传授给他的学生朱熹。朱熹开始也欣然接受李侗的这一思想。朱熹说：
  “先生（李侗）既从之（罗从彦）学，讲诵之余，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如何，而求所谓中者。”（《朱文公文集》卷97）又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朱文公文集》卷40）还说：“余蚤从延平李先生者，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殁。”（《朱文公文集》卷75）
  从朱熹所说可知，朱熹在受业李侗时，李侗不仅启发朱熹从《中庸》中寻找所谓未发之旨，而且还引导他在日常应事接物中体验未发气象的这一龟山门下的修养宗旨。但后来，朱熹在逐渐理解李侗“求中未发”思想的过程中，对李侗的这一思想表示了怀疑，提出李侗的“求中未发”思想“终恐有病”，因而“不可专要静中求。”（《宋元学案·豫章学案》）故朱熹在乾道二年时，提出用顿悟观点来看《中庸》、《孟子》，觉得这一看就可以一通百通，无往不利。在乾道五年乙丑，朱熹又认为李侗的“求中未发”思想有片面性，而吸取张载的心统性之说，将张载的心统性之说与李侗的所传的未发以象气象之说联系起来考察，对张载之说，朱熹深加赞赏，而对李侗之说，朱熹认为不可将其搁置一边，不加理会。朱熹说：
  “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学者静中有个主宰存养处。（《李延平集》卷3）
  认为理学的修养就是要已发未发兼顾交修，而李侗之教从根本上说也是内外兼顾、动静相修的，肯定了李侗“求中未发”说具有合理的因素。朱熹接受了李侗“求中未发”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与张载的心统性之说相结合，提出修养的中和说，并主张要“敬”，认为“敬而无失，即所以中”、“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朱文公文集》卷64）。总之，李侗的“求中未发”思想，虽未被朱熹所全部接受，但对朱熹的启发和影响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