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侗是朱熹的老师。他的理学思想，对朱熹有着直接的影响。
  第一，李侗的“太极”思想对朱熹的影响。“太极”这个词语最早见于《易·系辞上》，而宋代理学家提到太极的则是周敦颐。周敦颐认为“无极”是产生世界万物的根本，而“太极”则是阴阳混沌未分之气。张载是以气为本，用“太极”来说明气。邵雍把“太极”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本，将“太极”作为他的象数哲学的最高范畴。二程则是以理为本，“太极”未被提到基本范畴的位置。杨时则把“理”称为“太极”，并且是以理或天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总根源。杨时说：
  “盖天下只是一理”（《龟山集》卷13）又说：“有物必有则也，物即是形色，则即是天理。”（《龟山集》卷13）因此，杨时认为：
  “即有太极，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后；有左右前后四方，便有四继，皆自然之理也。”（《龟山集》卷13）
  太极是自然之理，是万物变化的根本原因。李侗在其师之师杨时之说的基础上，对“太极”的思想作了更为深刻的阐述和发展。李侗认为，太极是最高的理，它充塞在宇宙天地之间，贯穿在一切事物之中，太极（理）有动静阖闢，万物成始成终，流行发育，都是太极（理）的作用。
  “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阖闢。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在天地只是理也。（《延平答问》）
  李侗这种用二程之理来诠释太极，以太极为天地本原之理的思想对朱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朱熹在李侗思想的基础上，又作了更为深入的发展，以“无形而有理”来解释“无极而太极”，把“太极”提到最根本的理的地位，提出“太极只是一个极好至善的道理。”（《朱子语类》卷94）朱熹说：
  “太极之义，正谓理之极至耳。”（《朱文公文集·答程可久》）“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朱子语类》卷1）“太极只是一个理字。”（《朱子语类》卷1）“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朱子语类卷4》）
  这样，朱熹的“太极”思想就为封建道德在宇宙的存在和自然规律中制造了根据。
  第二，李侗的“求中未发”思想对朱熹的影响．从程颐到杨时、罗从彦直至李侗，都衷心信服《中庸》里的“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求中未发”之思想。他们都把默坐澄心观喜怒哀乐以前气象作为口诀和重要论题。杨时曾经对罗从彦说：
  “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龟山集·语录》）要求体验未发之“中”，强调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龟山集》卷4）罗从彦认为人性未发之中即体现了天理，只要人们能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处事就会自然合理、中节；因此，他更主张心性修养要从喜怒哀乐未发、思虑未萌的本然状态开始下功夫，并提倡运用“观心”的方法，静中体认天理。“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不惟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罗豫章先生集·议论要语》）李侗深受其师罗从彦未发之旨的启发，主张于未发处存养。他说：
  “某向时从罗先生，学问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室中亦静坐而已，罗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唯于进学有方，亦是养心之要。”（《延平答问》）
  李侗一生用力处与罗从彦一样，皆在体验未发，以便进入涵养的纯熟境界，即“浑然气象”、“真有所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豫章学案·延平答问》）久而用力，便会“理与心一”。李侗也将“求中未发”思想传授给他的学生朱熹。朱熹开始也欣然接受李侗的这一思想。朱熹说：“先生（李侗）既从之（罗从彦）学，讲诵之余，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如何，而求所谓中者。”（《朱文公文集》卷97）又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朱文公文集》卷40）还说：“余蚤从延平李先生者，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殁。”（《朱文公文集》卷75）
  从朱熹所说可知，朱熹在受业李侗时，李侗不仅启发朱熹从《中庸》中寻找所谓未发之旨，而且还引导他在日常应事接物中体验未发气象的这一龟山门下的修养宗旨。但后来，朱熹在逐渐理解李侗“求中未发”思想的过程中，对李侗的这一思想表示了怀疑，提出李侗的“求中未发”思想“终恐有病”，因而“不可专要静中求。”（《宋元学案·豫章学案》）故朱熹在乾道二年时，提出用顿悟观点来看《中庸》、《孟子》，觉得这一看就可以一通百通，无往不利。在乾道五年乙丑，朱熹又认为李侗的“求中未发”思想有片面性，而吸取张载的心统性之说，将张载的心统性之说与李侗的所传的未发以象气象之说联系起来考察，对张载之说，朱熹深加赞赏，而对李侗之说，朱熹认为不可将其搁置一边，不加理会。朱熹说：
  “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学者静中有个主宰存养处。（《李延平集》卷3）
  认为理学的修养就是要已发未发兼顾交修，而李侗之教从根本上说也是内外兼顾、动静相修的，肯定了李侗“求中未发”说具有合理的因素。朱熹接受了李侗“求中未发”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与张载的心统性之说相结合，提出修养的中和说，并主张要“敬”，认为“敬而无失，即所以中”、“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朱文公文集》卷64）。总之，李侗的“求中未发”思想，虽未被朱熹所全部接受，但对朱熹的启发和影响是深刻的。
  第三，李侗的“理一分殊”说对朱熹的影响，李侗的“理一分殊”思想已在拙作《论李侗的‘理一分殊’思想》一文中作过论述，本文不再赘述。本文只就李侗的“理一分殊”思想对朱熹影响这一问题作一阐述。首先，是李侗将“理一分殊”和体用相联系的思想，被朱熹接受；朱熹并在此基础上，用体用范畴对“理一分殊”作了更为广泛、更为精致的阐发。朱熹说：
  “所谓理一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此两句乃是发用处该摄本体而言。”（《延平答问》）
  其次，朱熹既接受李侗的“理一分殊”思想；同时，也吸收李侗的“太极”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将“太极”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分析。朱熹说：
  “本祗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各具一太极尔（《朱子语类》卷94）
  朱熹认为，太极即是理，太极即是一理又是众理的综合，太极包含万物整体而万物又各具一太极。这就使李侗的“太极”说和“理一分殊”说到朱熹时得到了新发展。再次，朱熹深受李侗重“分殊”思想的影响，在强调“理”为万物之本的基础上，全力以求“理之用”。朱熹说：
  “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
  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
  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
  也。”（《朱子语类》卷21）
  “一理之流行”就是“理之用”。又次，李侗用“理一分殊”说来论证亲亲、仁民、爱物的封建“差等秩序”和论证人们应当在道德上坚守三纲五常（理一），而三纲五常又体现在各个具体不同的伦常（分殊）上，强调加强个人道德修养以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被朱熹继承和发展。朱熹说：
  “天地之间，人物之众，其理本一，故推己可以及人；
  以其分殊，故立爱必从亲始。”（《孟子或问》卷1）
  又次，李侗的“理一分殊”思想，是从伦理意义上进行阐述的，因此是具有伦理性质的，但是由于他着眼于“知”字，强调了对分殊的认识，所以也就使他的“理一分殊”思想具有了“穷理”的认识论意义，这就开拓了朱熹的思维，成为朱熹格物致知说的重要的、直接的思想来源。
  总之，李侗的理学思想对朱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朱熹在《挽延平李先生三首》诗中就表达了对老师李侗教诲的思念，“一言资善诱，十载笑徒劳”、“有疑无与折，浑泪首频搔。”当代知名学者钱穆说，朱子所获于李延平者有三大纲：
  “一曰须于日用人生上融会；一曰须看古圣经义；又一
  曰理一分殊，所难不在理一处，乃在分殊处。朱子循此三番教言，自加寻究，而不自限于默坐澄心之一项工夫上，则诚可谓妙得师门之传矣。”（《朱子新学案》）
  这一观点概括了李侗对朱熹的主要影响。李侗是朱熹的老师。朱熹自24岁初见李侗，31岁正式受学，其间曾四次见李侗。朱熹之学有来自李侗的影响，也有直承程颐，但就程氏学派而言，杨时一传而为罗从彦，罗从彦再传而为李侗，则朱子为杨时之三传。罗从彦、李侗亦因朱熹而知名：所以，全祖望在《宋元学案·豫章学案》中说：
  “豫章之在杨门，所学虽醇，而所得实浅，当在善人、有恒之间。一传为延平则遂矣，再传为晦翁则大矣……甚矣，弟子之有兴于师也！”
  （选自《道南首豸山》，翰林［香港］印务有限公司，2002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