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侗少年时十分豪勇，能够在夜里乘醉驰马数里而归。后来，由于长年隐居，养成了行步委蛇缓慢，说话轻声慢语的习惯。然而他忧世之心并未减弱，每当“伤时忧国论事”则能“感激动人”。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孝宗帝即位，下诏请朱熹陈述政见。朱熹草拟封事，“首论圣学，次论金虏于我不共戴天之仇”，事先寄给李先生批阅。李先生阅后，对封事中疑问不妥的字句均“用贴纸贴出”，并复信说：“封事熟读数过，立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正坐此以和议为名尔。书中论之甚善。……要之，断然不可和！自整顿纲纪，以大义断之，以示天下向背，立为国是可尔。……吾侪虽在山野，忧世之心但无所伸尔，亦可早发去为佳。”封事寄上去，并未得到孝宗皇帝的重视。同年八月九日，先生致信朱熹，感叹世风不正，望他忍耐，以待时机，说：“当今之时，苟有修饬之士，须大段涵养、韬晦始得。”
  隆兴元年，李先生于五月、六月、七月给朱熹写了四封信。六月的信中认为，讲和误国的权奸就是该骂。即使有失上下之分，但也不过是末流，今日之事须从原本处理会，“不共戴天正今日第一义。”
  这一年，李先生七十一岁，老病穷愁加于一身。他的两个儿子名叫信甫、友直均进士出身，分别在建安郡和江两铅山任职，都请他去奉养。于是这年夏天，李侗动身先到建安后到铅山，路过崇安，同朱熹见面，从铅山返旧时已是秋凉季节，又同朱熹会面，并畅游了武夷山。这时，孝宗帝下诏要召见朱熹，朱熹利用这两次会面机会，重点请教李侗，应当怎样回答皇帝提的问题比较合宜。这段史迹在《四贤年表））中有记载，而朱熹作的悼文也作了具体记述：“……安车暑行，过我衡门。返旆相遭，秋凉已分。熹于此时，适有命诏。问所宜言，反复教诏。最后有言：‘吾子勉之！凡兹众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坠。。’”李先生还给朱熹指出，上朝后应当“首论《大学》之道，次言今日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三论古圣王制敌之道。”（《宋名臣言行录·外传》）朱熹遵嘱进京应对，皇帝封以武学博士之职，辞不就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