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的父亲朱松与李侗曾经一道受学于罗从彦先生，为同门学友，平素十分雅重李侗。朱熹考中进上后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前往同安就任主簿。但这时朱熹极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成就，为了进一步深造，他就遵从父志，顺道来南平求教于李延平先生门下。当时朱熹年方二十四岁，而李先生已经六十一岁了。起初，李先生的话朱熹听得并不很入耳，内心疑问很多，但后来在同安几年，反复琢磨李先生的话，越来越觉有味道，于是就在卸任归家后，专诚致志地向李先生求教了。从绍兴二十三年起至隆兴元年李先生病逝时止，此间整整十年，朱熹曾经五见先生、六至南平，彼此答问论难的书信甚多。李先生卒后，朱子亲手把它编汇为《延平答问》一书行世。宋、明、清各代，南平地方官都有重刊此书。近阅《延平答问》一书，但觉二先生谈论之风旨，訚訚侃侃，宛然在目。字里行间饱蕴着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
  《延平答问》上下集约二万六千余言，收入李先生从绍兴丁丑年（1157）到绍兴癸未（1163）这七年间给朱熹的信文摘要共二十四篇、六十四条，还收入朱熹跟李先生平索面难对答的语录，共计有百条以上，答问的内容涉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春秋》等，而以《论语》章句的讨论为最多，《中庸》、《孟子》次之。他们总是旁证博引濂、洛、关各家的说法来进行比较、论证。朱熹对周敦颐的《通书》和伊川先生的著作颇谙熟，而李先生面答问题则往往推重横渠先生（张载）和谢上蔡（即谢良佐、程门四大弟子之一）两人。
  “李先生不特以得于所传授者为学，其心造之妙，盖有先儒之所未言者。”（赵师夏跋）先生告诉朱子：“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耳。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同上），朱熹完全接受这个观点，认为正确的思想应当讲理一分殊。这个理一的理！就是“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语类》），而“分殊”就是每一种事物具体的理。李先生的敦诲对朱熹客观唯心主义天道观和思辩方法论的建立起了关键的作用。李先生对四书章句的解释十分透辟，后来朱熹编写《四书集注》时，都用上了李先生给他阐发的道理。例如，在《论语》“回也不愚”章句之后，就注上了“愚闻之师曰：”字样，后面整段引用了李侗教诲的原话。（互见《四书集注》和《延平答问》）即此可见李先生对朱熹学术上的巨大影响。
  李先生和朱熹继承了孔门弟子的教学方法，采取师生平等的问答式、讨论式、辩论式外加启发式和函授式。朱熹很善于提问，而且总是要穷根究底，“显微无间”。李先生措词却是商量式的，十分谦虚。例如，戊寅冬至前二日书云：“承示问，皆圣贤之至言，某何足以知之？而吾元晦好学之笃如此，又安敢默默也？”辛巳二月书云：“……未知元晦以为如何？有疑更容他日得见，剧论。语言既拙，又无文采，似发脱不出也，元晦可意会，稍详之，看理道通否？”尽管如此，他们师弟子之间的辩论都没有一丝一毫相互苟合、取悦的意思。赵师夏在南宋嘉定甲戌年（1214）写的《跋延平答问》中叹道：“世之学者，其尊信文公之道者，……而不知师弟子之间，离合从违之际，其难也如此。呜呼，此盖为千古计也，岂容有一毫曲徇苟合，相为容悦之意哉！”
  李先生死后，朱子在悼文中深情回顾了李先生对他的栽培。文中写道：“冰壶秋月，谓公则然：施及后人，敢渝斯志？从游十年，诱掖谆至。春山朝荣，秋堂夜空，即事即理，无幽不穷，相期日深，见励弥切。蹇步方休，鞭绳已掣。”文后祭词又说：“熹等久依教育，义重恩深。”一一诚哉斯言，实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