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十四岁时，因父亲朱松病逝，即遵父嘱，受教于崇安五夫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先生。当朱熹二十四岁时，初涉仕途，从崇安赴同安上任的途中，在南平见到李侗后，曾先后六至南平，五次受教于李侗。朱熹对李侗的学术造诣十分敬仰，李侗亦发现朱熹是一个人才，甚为器重，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冰壶秋月诣极穷深
  李侗（1093-1163），字愿中，号延平先生，世居南剑州剑浦县崇仁里樟林乡（今南平市炉下乡樟林村），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侗幼年聪明警悟，年青时在乡校学习成绩很好。二十四岁始受业于同里罗从彦（字仲素，世称豫章先生），尽得其所传。当他初见罗从彦先生时，写了一封长信给罗先生，信中说：“身为男子，生在中华，又幸而得闻先生长者之风十年，于今二十有四岁矣，茫乎未有所止，烛理不明，而是非无以辨，……不啻犹饥寒之切身者，求充饥御寒之具也。”（《南平县志·李侗传》）表明了不求功名利禄，一心追求儒学真谛的决心。从学数年之后，即谢绝世故，屏居山田，结茅于水竹之间，过着十分清苦简朴的生活，一心穷究理学，历时四十余年，造诣很深。
  李侗性拙朴，好静坐，不喜著书、作文，淳然有处士之风。力学主张“默坐澄心以体认天理”，也就是认为，学习圣贤的道理应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重要的是“反求诸身”。他发挥了《中庸》里关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思想，教人致力于从静中去体认“喜怒哀乐未发前的气象为如何”。在这里，李先生是把禅理中关于静思的智慧和儒家中庸之道的思维方法结合了起来，着重去探索中庸的心理奥秘。李侗还以黄庭坚称赞周敦颐“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这句话做为座右铭，经常诵读，要求学生牢记在心中。所以后人都以“静中气象”、“冰壶秋月”、“光风霁月”这三个词称颂李先生的品格。清朝康熙皇帝赐给李氏家祠的真迹“静中气象”，至今尚存。
  延平答问继往开先
  朱熹的父亲朱松与李侗曾经一道受学于罗从彦先生，为同门学友，平素十分雅重李侗。朱熹考中进上后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前往同安就任主簿。但这时朱熹极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成就，为了进一步深造，他就遵从父志，顺道来南平求教于李延平先生门下。当时朱熹年方二十四岁，而李先生已经六十一岁了。起初，李先生的话朱熹听得并不很入耳，内心疑问很多，但后来在同安几年，反复琢磨李先生的话，越来越觉有味道，于是就在卸任归家后，专诚致志地向李先生求教了。从绍兴二十三年起至隆兴元年李先生病逝时止，此间整整十年，朱熹曾经五见先生、六至南平，彼此答问论难的书信甚多。李先生卒后，朱子亲手把它编汇为《延平答问》一书行世。宋、明、清各代，南平地方官都有重刊此书。近阅《延平答问》一书，但觉二先生谈论之风旨，訚訚侃侃，宛然在目。字里行间饱蕴着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
  《延平答问》上下集约二万六千余言，收入李先生从绍兴丁丑年（1157）到绍兴癸未（1163）这七年间给朱熹的信文摘要共二十四篇、六十四条，还收入朱熹跟李先生平索面难对答的语录，共计有百条以上，答问的内容涉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春秋》等，而以《论语》章句的讨论为最多，《中庸》、《孟子》次之。他们总是旁证博引濂、洛、关各家的说法来进行比较、论证。朱熹对周敦颐的《通书》和伊川先生的著作颇谙熟，而李先生面答问题则往往推重横渠先生（张载）和谢上蔡（即谢良佐、程门四大弟子之一）两人。
  “李先生不特以得于所传授者为学，其心造之妙，盖有先儒之所未言者。”（赵师夏跋）先生告诉朱子：“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耳。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同上），朱熹完全接受这个观点，认为正确的思想应当讲理一分殊。这个理一的理！就是“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语类》），而“分殊”就是每一种事物具体的理。李先生的敦诲对朱熹客观唯心主义天道观和思辩方法论的建立起了关键的作用。李先生对四书章句的解释十分透辟，后来朱熹编写《四书集注》时，都用上了李先生给他阐发的道理。例如，在《论语》“回也不愚”章句之后，就注上了“愚闻之师曰：”字样，后面整段引用了李侗教诲的原话。（互见《四书集注》和《延平答问》）即此可见李先生对朱熹学术上的巨大影响。
  李先生和朱熹继承了孔门弟子的教学方法，采取师生平等的问答式、讨论式、辩论式外加启发式和函授式。朱熹很善于提问，而且总是要穷根究底，“显微无间”。李先生措词却是商量式的，十分谦虚。例如，戊寅冬至前二日书云：“承示问，皆圣贤之至言，某何足以知之？而吾元晦好学之笃如此，又安敢默默也？”辛巳二月书云：“……未知元晦以为如何？有疑更容他日得见，剧论。语言既拙，又无文采，似发脱不出也，元晦可意会，稍详之，看理道通否？”尽管如此，他们师弟子之间的辩论都没有一丝一毫相互苟合、取悦的意思。赵师夏在南宋嘉定甲戌年（1214）写的《跋延平答问》中叹道：“世之学者，其尊信文公之道者，……而不知师弟子之间，离合从违之际，其难也如此。呜呼，此盖为千古计也，岂容有一毫曲徇苟合，相为容悦之意哉！”
  李先生死后，朱子在悼文中深情回顾了李先生对他的栽培。文中写道：“冰壶秋月，谓公则然：施及后人，敢渝斯志？从游十年，诱掖谆至。春山朝荣，秋堂夜空，即事即理，无幽不穷，相期日深，见励弥切。蹇步方休，鞭绳已掣。”文后祭词又说：“熹等久依教育，义重恩深。”一一诚哉斯言，实不为过。
  从游十年诱掖谆至
  绍兴戊寅春（1158），朱熹第二次到南平拜见李侗，向先生提了《春秋》、《论语》有关章句中十八个问题。朱子年轻时，举凡诸子百家释老之书，无所不读，但是缺乏自己的立论根本。“文公学靡常师，出入于经传，泛滥于释老。自受学于李先生，洞明要道，顿悟异学之非。专精致诚，剖微穷深，昼夜不懈，至忘寝食，而道统之传，始有所归矣。”（《答问》补）朱熹自己回忆初学阶段的情形说：“熹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曾与他说禅。李先生只说不是，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熹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回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答问》）李先生在晚年山居寂寞的境况中得到朱熹这样的高弟，感到无限的快慰。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说：“此人极颖悟，力行可畏。讲学极造其微处，某因追求有所省，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俱从原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某昔于罗先生得入处，后无朋友，几放倒了，得渠如此，极有益。”
  李先生对朱熹抱有很大的希望，他在给朱熹讲解《论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句时，勉励元晦循序渐进，每十年都要有一个大发展，并说：“圣人非不可及也。不知更有此意否？”第二次见面后，李先生给朱熹回了七次信，殷殷希望朱熹再来南平，但又担心他侍候老人脱不开身。庚辰七月信中说：“某兀坐于此，朝夕无事，若可以一来，甚佳。致千万意。……”
  绍兴庚辰冬（1160），朱子第三次到南平，在李先生寓所旁边的西林院住了数月：此间，李先生讲述了《易经》的太极论，论述了“天理”的客观性和普迎性，阐明“理一分殊”的道理，要求朱熹“返博归约”，抓住问题根本，从平实处去用力。先生还教诲朱熹学《易》，须做到“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处。”朱熹“闻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无实，全不济事。自此读书益加详细二”
  绍兴壬午春（1162），朱子在建阳迎接了李侗，后又与之偕归南平，在西林院住了将近一个月。西林院位于南平故城之东南，是五代后梁时建成的一座寺庙，原叫寺，后改称院。禅院内朝南方向建一高阁，名日“达观轩”：朱熹每次来谒李延平，都要借宿僧房，因而同西林院住持长老一一可师和尚交谊颇深。功课之余，朱熹曾应可师的请求，乘兴挥毫，在西林院壁和达观轩上留下题壁诗数首，抒写自己的情怀。城南九峰山麓也留有朱熹同李先生的足迹和诗句。如九峰山“育德泉”、“盘陀石”，据《南平县志》记载，这些都是朱熹读书及同李先生讨论学问的地方。山上还有“白猿洞”，民间流传着“朱熹与白猿”的故事等等。
  这一段时间，李侗详述了儒家“仁”字的真谛，阐发了二程性理之学。他还给朱熹讲解《孟子》尽性、养气的内容，传授所谓存养、持守的方法。李先生的“静中气象”，乃是一种从静思中去探究问题的本源，并激发人的内在的智慧和尽性的方法。他强调对问题的理解要求自然贯通，做到“胸中洒落通透，毫无窒碍，方才使得。”对先生所传的“体认”、“洒落”，朱熹有他自己的理群。他引用他人的话说：“李先生之言主于体认，程先生之言专在涵养，其大要，实相表里。”又说：“大抵此个地位，乃是见识分明，涵养纯熟之效，从真实积累功用中来，不是一旦牵强著力做得‘洒落’两字。”
  问所宜言反复教诏
  李侗少年时十分豪勇，能够在夜里乘醉驰马数里而归。后来，由于长年隐居，养成了行步委蛇缓慢，说话轻声慢语的习惯。然而他忧世之心并未减弱，每当“伤时忧国论事”则能“感激动人”。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孝宗帝即位，下诏请朱熹陈述政见。朱熹草拟封事，“首论圣学，次论金虏于我不共戴天之仇”，事先寄给李先生批阅。李先生阅后，对封事中疑问不妥的字句均“用贴纸贴出”，并复信说：“封事熟读数过，立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正坐此以和议为名尔。书中论之甚善。……要之，断然不可和！自整顿纲纪，以大义断之，以示天下向背，立为国是可尔。……吾侪虽在山野，忧世之心但无所伸尔，亦可早发去为佳。”封事寄上去，并未得到孝宗皇帝的重视。同年八月九日，先生致信朱熹，感叹世风不正，望他忍耐，以待时机，说：“当今之时，苟有修饬之士，须大段涵养、韬晦始得。”
  隆兴元年，李先生于五月、六月、七月给朱熹写了四封信。六月的信中认为，讲和误国的权奸就是该骂。即使有失上下之分，但也不过是末流，今日之事须从原本处理会，“不共戴天正今日第一义。”
  这一年，李先生七十一岁，老病穷愁加于一身。他的两个儿子名叫信甫、友直均进士出身，分别在建安郡和江两铅山任职，都请他去奉养。于是这年夏天，李侗动身先到建安后到铅山，路过崇安，同朱熹见面，从铅山返旧时已是秋凉季节，又同朱熹会面，并畅游了武夷山。这时，孝宗帝下诏要召见朱熹，朱熹利用这两次会面机会，重点请教李侗，应当怎样回答皇帝提的问题比较合宜。这段史迹在《四贤年表））中有记载，而朱熹作的悼文也作了具体记述：“……安车暑行，过我衡门。返旆相遭，秋凉已分。熹于此时，适有命诏。问所宜言，反复教诏。最后有言：‘吾子勉之！凡兹众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坠。。’”李先生还给朱熹指出，上朝后应当“首论《大学》之道，次言今日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三论古圣王制敌之道。”（《宋名臣言行录·外传》）朱熹遵嘱进京应对，皇帝封以武学博士之职，辞不就而归。
  言犹在耳痛别神伤
  该年十月，李侗从武夷山回南平后即应福唐太守汪应辰的邀请，前往福州讲学。不料因旅途劳顿，加上年迈体弱，旧疾发作而卒子馆舍。讣闻，朱熹于隆兴二年正月赶回南平伏哭先生灵柩之前。朱熹请汪应辰太守写了李先生墓志，自己写了《李先生行状》和长篇悼文。下葬时，他又来参加会葬。他的悲痛心情可见悼文的末段：“归装朝严，讣音夕至。失声长号，泪落悬泉。何意斯言，永诀终天。……伏哭柩前，奉奠以贽。”李先生的墓在南平炉下乡瓦口村，至今尚存。
  同年，朱熹来南平会葬时，写成《困学恐闻》一书，并有《挽李先生诗三首》：
  （一）
  河洛传心后，毫厘复易差。
  淫辞方眩俗，夫子独名家二
  本末初无二，存存自不邪。
  谁知经济业，零落旧烟霞。
  （二）
  闻道无余事，穷居不计年。
  簟瓢浑谩兴，风月自悠然。
  洒落濂溪句，从容洛社篇。
  平生行乐地，今日但新芊。
  （三）
  岐路方南北，师门数仞高。
  一言资善诱，十载笑徒劳。
  扳堑今来此，怀经痛所道。
  有疑无与析，挥泪首频搔。
  绍熙五年十二月，朱熹在建阳开办沧洲精舍时，他把李侗和历代名儒列于从祀孔子的地位。此举，开创了升祀之典。以后各代统治者都模仿朱熹的做法，把升祀于孔庙作为对学者的最高褒奖。明代周木评介说：“侗之学，其传历有所自，而熹之师亦非侗一人，沧洲之祀独推于侗而不及他者，是必有深意也。”
  （选自《朱熹与闽学渊源》，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