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从程颐到杨时、罗从彦以至李侗，都服膺《中庸》中“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样一种“求中未发”思想。他们都把默坐澄心观喜怒哀乐以前气象作为口诀和重要论题。“求中未发”思想要求人的精神或意识处于静寂状态时，注意加强保存和培养心性之善，当精神或意识处于活动状态时，注意观察认识这种活动，以防偏离“善”的情况发生。朱熹说：“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未达而先生殁”（《朱子文集》卷七十五）又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朱子文集》卷四十）从朱熹所说可知，李侗传授他的程门之学，其要即是这“已发未发”。
  李侗所授已发未发问题有助于启发朱熹从中逐渐悟出道理。在逐渐理解过程中，朱熹对有的观点与前辈李侗某些说法有异也在所不顾，这反映出他的一些思想变化情况。其中，在乾道二年时，朱熹思想倾向于用顿悟观点看《中庸》、《孟子》，觉得这样看可以一通百通，无往不利。这是朱熹对程门的“已发未发”思想的理解的一个新角度，被称为朱熹的乾道丙戌之悟。到了乾道五年己丑，朱熹四十岁，思想又发生一次变化。己丑之前朱熹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至己丑才发现自己的错误。此时朱熹认识到，原来，无论语默动静，心的作用是从未止息的，心包括已发未发；作为心之本体的人性才是未发；情是已发，是用；已发未发浑然一体。于是，朱熹看到了李侗的求中未发之教的片面性。这就是后来理学家所注重的己丑之悟。与此同时，朱熹对张载的一些思想极为欣赏。朱熹把张载心统性之说与杨时、李侗一脉所传未发以前气象之说联系起来考察。朱熹赞赏张载之说，但也认为对杨时、李侗之说不能搁弃一边，不加理会。于是朱熹主张已发未发兼顾交修，并认为延平（李侗）之教本也是内外兼顾、动静交修。朱熹自信，假如李延平复生，也会对他的观点首肯的。朱熹又从程门找出一个“敬”字，认为“敬而无失，即所以中”、“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再加上“于日用处用功”、“去圣经中求义”这两项，与延平遗教相配合，因而朱熹的中和说起了综合作用
  朱熹中和说的综合作用在于把“心”、“性”、“情”统一起来。朱熹的语录中有一条说：“《定性书》说得也诧异。此性字是个心字意。”（《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程颢的《定性书》所说的实际上是心无内外，朱熹之所以觉得诧异，是因为《定性书》实际上是以心为性。这并不是程颢误用了字，而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心”二字的意义并没有严格的分别，《定性书》的“性”实际上包括心的已发和未发。《定性书》中的“定性”实际上是“定心”。把“定心”称为“定性”，违反了张载的“心通性情”所规定的心、性的区别。张载也说过“定性”，以心为性，但这是为迁就程颞的系统，实际上其所谓“定性”就是孟轲所说的“不动心”。孟轲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说“养浩然之气”的人的心不为外物所动。朱熹的综合作用在于把“心”、“性”、“情”这三个术语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了。朱熹说：“一身之中，浑然自有个主宰者，心也。有仁、义、礼、智，则是性；发为侧隐、羞恶、辞逊、是非，则是情。侧隐，爱也，仁之端也。仁是体，爱是用。”（《朱子语类》卷二十）可见，朱熹肯定了：性是未发，是体，情是已发，是用，心统性情，心包括已发和未发、体和用。这样，体认已发未发的“龟山门下相传指诀”到朱熹那里便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