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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福建“延平四贤”的思想及其影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和逐渐认识它。本文仅从李侗对朱熹思想影响的角度作一点分析。
  一、李侗的“求中未发”之教对朱熹的思想影响
  从程颐到杨时、罗从彦以至李侗，都服膺《中庸》中“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样一种“求中未发”思想。他们都把默坐澄心观喜怒哀乐以前气象作为口诀和重要论题。“求中未发”思想要求人的精神或意识处于静寂状态时，注意加强保存和培养心性之善，当精神或意识处于活动状态时，注意观察认识这种活动，以防偏离“善”的情况发生。朱熹说：“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未达而先生殁”（《朱子文集》卷七十五）又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朱子文集》卷四十）从朱熹所说可知，李侗传授他的程门之学，其要即是这“已发未发”。
  李侗所授已发未发问题有助于启发朱熹从中逐渐悟出道理。在逐渐理解过程中，朱熹对有的观点与前辈李侗某些说法有异也在所不顾，这反映出他的一些思想变化情况。其中，在乾道二年时，朱熹思想倾向于用顿悟观点看《中庸》、《孟子》，觉得这样看可以一通百通，无往不利。这是朱熹对程门的“已发未发”思想的理解的一个新角度，被称为朱熹的乾道丙戌之悟。到了乾道五年己丑，朱熹四十岁，思想又发生一次变化。己丑之前朱熹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至己丑才发现自己的错误。此时朱熹认识到，原来，无论语默动静，心的作用是从未止息的，心包括已发未发；作为心之本体的人性才是未发；情是已发，是用；已发未发浑然一体。于是，朱熹看到了李侗的求中未发之教的片面性。这就是后来理学家所注重的己丑之悟。与此同时，朱熹对张载的一些思想极为欣赏。朱熹把张载心统性之说与杨时、李侗一脉所传未发以前气象之说联系起来考察。朱熹赞赏张载之说，但也认为对杨时、李侗之说不能搁弃一边，不加理会。于是朱熹主张已发未发兼顾交修，并认为延平（李侗）之教本也是内外兼顾、动静交修。朱熹自信，假如李延平复生，也会对他的观点首肯的。朱熹又从程门找出一个“敬”字，认为“敬而无失，即所以中”、“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再加上“于日用处用功”、“去圣经中求义”这两项，与延平遗教相配合，因而朱熹的中和说起了综合作用
  朱熹中和说的综合作用在于把“心”、“性”、“情”统一起来。朱熹的语录中有一条说：“《定性书》说得也诧异。此性字是个心字意。”（《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程颢的《定性书》所说的实际上是心无内外，朱熹之所以觉得诧异，是因为《定性书》实际上是以心为性。这并不是程颢误用了字，而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心”二字的意义并没有严格的分别，《定性书》的“性”实际上包括心的已发和未发。《定性书》中的“定性”实际上是“定心”。把“定心”称为“定性”，违反了张载的“心通性情”所规定的心、性的区别。张载也说过“定性”，以心为性，但这是为迁就程颞的系统，实际上其所谓“定性”就是孟轲所说的“不动心”。孟轲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说“养浩然之气”的人的心不为外物所动。朱熹的综合作用在于把“心”、“性”、“情”这三个术语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了。朱熹说：“一身之中，浑然自有个主宰者，心也。有仁、义、礼、智，则是性；发为侧隐、羞恶、辞逊、是非，则是情。侧隐，爱也，仁之端也。仁是体，爱是用。”（《朱子语类》卷二十）可见，朱熹肯定了：性是未发，是体，情是已发，是用，心统性情，心包括已发和未发、体和用。这样，体认已发未发的“龟山门下相传指诀”到朱熹那里便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了。
  二、李侗的人生之教对朱熹思想的影响
  清人王懋竑作的《朱子年谱》告诉我们，朱熹在24岁（1153），29岁（1158）、31岁（1160）及33岁（1162）时曾四次见李侗，得到李侗的教诲。
  除求中未发之旨以外，朱熹受李侗的另两番教言的启发也颇为深刻。一则曰日用处用功，一则曰去圣经中求义。两番教言均注重人生之教。这对扭转朱熹的研究方向起很大作用。
  朱熹虽自小就以儒家经典作为学习内容，但他对佛家、道家也同样关注。《朱子语类》卷一0四朱熹有一段回忆：“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可见朱熹当时为学并未专攻，对于佛、道等书都是要看的。朱熹那时尤偏爱佛书，于癸酉初见李侗时还曾以禅学请问李侗，李侗只说不是。《朱子文集》卷三十朱熹有云：“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后缓急之序，于是暂置其说，而从事于吾学：”所谓“先生君子之教”，即指李侗。朱熹认为，李侗“为人简重，却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朱子语类》卷一0四）朱按李先生的指点，暂时把禅学搁起，“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同上）这表明，朱熹见延平，研究学问的方向明确了，开始专心儒学，而求义理，并看出释氏之说漏洞百出：这不能不说是李侗思想影响的结果。戊寅正月，朱子重往见李延平，又深受启发：李先生告诉朱熹说，道就在日用间做功夫处来理会。李侗并让朱熹去经书中求得理解。后来，朱熹回忆李侗的人生之教时说道：昔闻延平先生之教，以为为学之初，……凡遇一事，即当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渐进，而别穷一事：”朱熹说，他是“及见李先生后，方知得是恁地下功夫。”（《语类》九十八）可见朱熹在李侗教导下，重视人生之教。延平逝世之后，朱子时时怀念恩师：“熹自延平逝去，学问无分寸之进，于致知格物之地，全无所发明。”（《朱子文集》卷三十九）他常对人称述自己所受延平之教诲，在《朱子文集》卷七十五中，朱熹自述，他自己十三、四岁时由他父亲授以《论语》，未通大义，父亲死之后，他历访师友，以为未足；后“晚亲有道，窃有所闻。然后知其穿凿支离者因无足取。”“晚亲有道”即指李侗。李侗也一再称赞朱熹。他说，朱熹“此人极颖悟，力行可畏”，是“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朱子年谱》卷一上）的人物。正因朱熹得李侗之正传，所以朱熹便成为二程的四传弟子，成为儒家“道统”谱系中的重要人物。
  三、李侗的“理一分殊”观念对朱熹的影响
  在《延平答问》中，朱熹与李侗对“理一分殊”学说讨论过多次。李侗在“理一分殊”观点方面对朱熹产生重大影响“理一分殊”的观念起始于程颐。程颐说：“天下之志万殊，理则一也”，“物散万殊”，而“万物一理”（《程氏易传·粹言》卷一）。程颐在答其弟子杨时书中认为，张载《西铭》已经把“理一分殊”说清楚了。程颐批评墨家的兼爱说，因为墨子要求人们把别人的父母与自己的父母同等看待，这是知理一而不明分殊。因而程颐是比较强调分殊的：李侗从程门所承袭的就是这一观点，他教育朱熹的也是这一观点：但朱熹是有保留地接受程门这一观点的。对于“理一分殊”的本体沦意义，李侗与朱熹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当把“理一分殊”作为认识论问题，探讨“理一分殊”二者孰难孰易或孰先孰后问题时，他们的看法就不一致了。李侗说：“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宗羲案语）而朱熹则“以天下之理一而已，何为多事若是？”（同上）即使有分歧，但朱熹仍然认为，其师观点从一定角度看有其合理性，所以仍按其师指点，多向“分殊”上去理会：
  当然，朱熹对“理一分殊”思想是作了很大发展的。他把“太极”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分析。他认为，太极即是理，“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各具一太极尔。”（《语类》卷九十四）。他认为太极既是一理又是众理的综合，太极包含万物整体而万物又各具一太极。李侗当然没有达到朱熹思想的高度，但李侗在引导朱熹去研究程颐的“理一分殊”问题上的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
  四、结语
  清代学者王懋竑认为，朱熹并未受李侗的重大影响。他认为，朱熹在李侗死后四年的一封信中甚至没有提起李侗，从1173年起在与友人及学生的讨论和通信中，朱熹几乎把李侗完全遗忘了。这其实是片面的认识。朱熹对其师李侗的称道是很多的，同时朱熹一向把李侗与道南学脉联系起来看：《朱子文集》卷八十七祭先生有曰：延平先生，“早自得师，迨其季年，德威道尊。熹也小生，口角趋拜。恭惟先君．实共源派。从游十年，诱掖淳至”这里朱熹对李侗的评价是高的。隆兴二年（1164）朱熹《挽延平李先生三首》中有“一言资善诱，十载笑徒劳”、“有疑无与析，浑泪首频搔”（《朱文公集》卷二）之诗句，表达对其师教诲的思念。应当说，李侗对朱熹思想的影响为朱熹“接伊洛之渊源，开海滨之邹鲁”（泉州《朱子祠碑刻》，今存开元寺内）奠定了思想基础。当然，在递相师承的同时，朱熹也有不满足其师李侗的某些见解的现象。朱熹对杨时、罗从彦也颇有微词，朱熹屡次称道李侗且对延平遗说亦有所疑难……这些都是正常的学问商榷，不足为怪。
  当代学者钱穆认为，朱子所获于延平者有三大纲：“一曰须于日用人生上融会。一曰须看古圣经义。又一曰理一分殊，所难不在理一处，乃在分殊处。朱子循此三番教言，自加寻究，而不自限于默坐澄心之一项工夫上，则诚可谓妙得师门之传矣。”（《朱子新学案》762页）这一观点概括了李侗对朱熹的主要影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选自《朱熹与闽学渊源》，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