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侗与《延平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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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李侗文化研究(第一辑)》 图书
唯一号: 130820020210004079
颗粒名称: 李侗与《延平答问》
分类号: B244.99
页数: 8
页码: 11-18
摘要: 本文记述了李侗“理”论的核心问题,亦即他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理一分殊,重在分殊”之说。
关键词: 宋代 李侗 《延平答问》

内容

李侗,字愿中,宋代南剑州剑浦(今南平市)人,因剑浦曾名延平,故学者称他为延平先生,生于北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卒于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李侗一生没有做过官,但“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宋史》本传)。当时金兵入侵,他反对和议,主张抗金。他鼓励朱熹上书皇帝进言矫正时弊,以利抗金:他心慕二程道学,拜罗从彦为师,潜心《中庸》、《论语》、《孟子》、《春秋》。他是朱熹的理学入门老师,后因此而更加闻名。
  李侗一生模仿罗从彦:罗从彦不愿仕,李侗亦不当官,罗从彦筑室罗浮山,谢绝世故。李侗二十四岁从学于罗从彦后,亦“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见《李延平集》卷四)。罗从彦淡泊,“严毅清苦……于世之嗜好泊如也”(《宋元学案·豫章学案》);李侗亦淡泊,“箪瓢屡空,怡然自适”(见《李延平集》四卷)。李侗很佩服罗从彦的“不求人知,安贫乐道”的精神;“(罗)从彦好静坐,(李)侗退入室中,亦静坐”(见《宋史·李侗传》)。李侗“后生时极豪迈;一饮必数十杯,醉则好驰马,一骤三二十里不回”(见《延平答问后录》):李侗从罗从彦问学后判若二人。
  李侗以学圣人自命,躬耕食力,洁然高蹈,功力诣境极高,可视为田园哲人,可与诗人陶渊明相辉映。朱熹极称其师李侗的人品学问朱熹说:“熹先君子亦从罗公问学,与(李)先生为同门友,雅敬重焉。尝与沙县邓迪天启语先生,邓曰:愿中如冰壶秋月,莹澈无瑕,先君子深以为知言。亟称道之:其后熹获从先生遊,每一去而复来,则所闻益超绝。盖其上达不已,日新如此。呜呼!若先生之道德纯备,学术通明,求之当世,殆绝伦比。”(《朱子文集·延平先生李公行状》)
  李侗“不著书,不作文,颓然若一田夫野老。”(见《李延平集》卷四)“故上之人既莫如之,而学者亦莫之识,是以进不获于时,退未及传之于后”(同上)。因而研究李侗有资料不足的困难。李侗没有著作,他的部分言论书信,由后人编为《延平文集》一卷附录一卷、《延平答问》一卷、《延平答问后录》一卷。清代理学家张伯行主编的《正谊堂全书》把这些汇编为《李延平集》四卷。
  《延平答问》一书,全称为《延平李先生师弟子答问》,简称为《延平语》。《延平答问》一卷,朱熹编。朱熹二十八岁正式受学于李侗后,书信往来,问答为多。朱熹辑录这些答问,又载李先生与刘平甫二条,以成此书。朱熹编的《延平答问》辑录自丁丑年(绍兴二十七年,公元一一五七年)至癸未年(隆兴元年,公元一一六三年)七年间,他与李先生往来书信答问共六十四条(其中丁丑年一条,戊寅年十九条,己卯年二条,庚辰年十一条,辛已年十七条,壬午年十一条,癸未年三条):朱子二十四时拜见李侗,那时李先生已六十一岁了:至丁丑年,朱熹始拜李侗为师,故《延平答问》自丁丑年始,至癸未年李侗卒年止。《延平答问后录》(《李延平集》称《答问下》)一卷,旧题朱熹编,实不是,是朱熹门人辑录朱熹之言论中有关李侗者而编成的。有的版本将《延平答问》和《后录》合为《延平答问》二卷,题朱熹编,亦不确。李侗学说的主要点,以及李侗所传授给朱熹的思想都在《延平答问》(包括《后录》)一书中。宋代学者、朱熹孙婿赵师夏《跋<延平答问>》云:“文公幼孤,从屏山刘公学问。及壮,以父执事延平而已。至于论学,盖未之契,而文公每诵其所闻,延平亦莫之计也。文公领簿同安,反复延平之言,若有所得,于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则此编所录,盖同安既归之后(即自丁丑年始)也。”
  从杨时到李侗,道南一派极力推崇《中庸》的伦理哲学,尤其注重其中未发已发之说。李侗发展了杨时、罗从彦在道德修养实践中“体验未发”的思想。李侗一生用力处,也是他对朱熹反复教育的,就在于体验未发。《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李侗对这段话讲得很深奥,他把《中庸》之“未发”提高到本体论上说得玄之又玄。他对朱熹说:“某晚景别无他求,惟求道之心甚切。……某昔时从罗先生学问,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一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室中亦静坐而已。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惟于进学有力,兼亦是养心之要。元晦……更于此一句(陈按:指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内求之”(《延平答问》)。李侗将罗从彦的“未发”之说传授给朱熹:朱熹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延平答问后录》)《中庸》之未发原是句浅显的道理,即不喜不怒不哀不乐之时,看不出常人与圣人的区别,叫做中。有了喜怒哀乐就可以分别谁能事事中节,即符合于礼,叫做和。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皆以理学本体论解《中庸》,把原来简单明了的《中庸》之未发,解释为复杂难懂的所谓未发前作何气象。李侗把喜怒哀乐(即心之已发)解释为情,把喜怒哀乐之未发(即心之未发)解释为性。在李侗看来,性即理,理为世界的本体。因此,研究喜怒哀乐未发前作何气象,就是研究性,研究作为世界本体的理。李侗认为,人在喜怒哀乐未发前,性中充满着理。人由于有物欲(即人欲)的干扰,不能以理制情时,其喜怒哀乐不能中节。人要保持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就要接受理学教育,做到存天理,灭人欲。因此,李侗热衷于探讨喜怒哀乐未发前作何气象这个世界万物的本体问题。李侗认为,之所以要着力去讲《中庸》之未发已发,就在于求知作为世界万物本体的理。“若不于未发已发处看,何缘知之?”他说:“《中庸》以喜怒哀乐未发已发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导至于见得大本达道处,又浑然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导。若不于未发已发处看,即何缘知之?”(《延平答问》)在李侗看来,《中庸》讲喜怒哀乐之己发,就是从人身上推导作为世界本体的理。人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心(本性)全具此理。在喜怒哀乐已发之后,若能以理制情,则能事事中节,则能见得天下之大本(即心即性即理)。依理而行是古今之人共同要走的路(即达道)。如果不去体验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作何气象?不讲《中庸》之未发已发,就不懂得此理因此未发已发问题特别重要,李侗要学者深深体验。
  李侗此说与程学不合,与《中庸>亦不同。程颐说:“不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二程遗书》卷十二).《中庸》只说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尝教人静中体认,李侗则强调瞑目静坐,体认天理。《延平答问》记载:李侗对门人刘平甫说:“大率有疑处,须静坐体究,人伦必明,天理必察。”对朱熹说:“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久之,则自觉天下之理眩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序。若是,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耳”(《延平答问》)。又说。“常存此心(即静养理义之心)勿为他事所胜,欲虑非僻之念自不作矣……涵养处着力,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为已物也。”(同上)李先生回书答朱熹所问,反复强调静坐涵养的重要。朱熹亦说:“明道(程颢)教人静坐,李先生亦教人静坐。看来须是静坐始能收敛。”(同上)“李先生说:心下热闹如何看得道理出,静时方看得出。”(同上)朱熹原先接受了李侗静坐之说,后来不以为然:朱熹说:“静坐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讨要静坐则不可”(《延平答问后录》)。朱熹最终没有同意李侗的静坐之说。朱熹说:“李先生静坐……又似坐禅入定。”(同上)朱熹认为,李先生讲的静,是学禅者之静。朱熹认为,应该用“敬”字去修改李先生的“静”字。他说:“某旧见李先生,尝教人静坐,后来看得不然,只是一个‘敬’字好,方无事时敬于自持,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贯动静,心无时不在。”(同上)由此看来,李侗的静坐体认天理之说,有忽视从格物致知上下功夫的毛病。李侗只讲静修向内功夫,不讲穷理格物的向外功夫,所以有毛病;后来王守仁(阳明)在龙场驿悟得良知,是走李侗“默然澄心”的道路。李侗讲静坐养心,有心学倾向。李侗还对朱熹说:“大率吾辈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虑一澄然之时,略绰一见与心会处,便是正理;若生疑即恐凝滞。”(《延平答问》)李侗的澄心见理之说,是提倡直觉,否定感性认识。以为真理可由直觉而知,此说亦颇似禅学。澄心见理或叫静坐体认之说,起源于禅宗六祖慧能,所谓不思善不思恶(陈按:即静),体认本来面目。李侗反对禅学,但他的澄心见理、静坐体认之说又似禅学。所以后来朱熹不同意李侗此说:他指出:“李先生说(陈按:指静坐体认之说)终觉有病,学者只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不可专包静中求。”(《延平答问后录》)
  《延平答问》还记载了李侗的“理”论。李侗对朱熹说,周敦颐的太极生万物即理生万物。他说:“周子曰: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原。只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在天地只是理也。”(《延平答问》)在李侗看来,理是宇庙的本体。理贯串于人与天地万物之中。二程未把太极作为理学的基本范畴。杨时则把太极作为世界的本源。而李侗则用二程的理解释周孰颐的太极,说太极是万物之源,太极即理。李侗此说很有理论价值,登展了程氏理学。李侗以太极为天地本原之理,是从本体论上理解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的。后朱熹受李侗的影响,也极理解为理。
  在《延平答问》中亦记载有朱熹与李侗讨论人、物之性的同异问题。朱熹认为人以仁理为性,禽兽则无。李侗指出:“若此说恐有碍”,认为“若以此理惟人独得之;即恐推测体认处未精,于他处便有差也。”李侗认为人物之异在于气质。他说:“天地中所生物本原(即理)则一。……但人得其秀而最灵,五常中和之气所聚,禽兽得其偏而已,此所以异也。”(《延平答问》)李侗主张理为万物之源,人与禽兽理同而气异。后来朱熹接受了李侗此说。
  李侗“理”论的核心问题,亦即他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理一分殊,重在分殊”之说。《延平答问》记载,李侗说:“要见一视同仁气象却不准,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他特别强调认识“分殊”,而且对分殊的认识要很细致,做到毫发不可失。他又说:“要见理一处却不难,只分殊处却难。是一场锻炼也。”(《延平答问后录》)李侗认为,理会“分殊”很难,是一场锻炼。他特别从道德修养上强调认识分殊的重要性。李侗还说:“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延平答问》)又说:“理会分殊……方是儒者气象。”(同上)李侗把理会分殊作为儒家学说的要点:黄宗羲认为李侗的理一分殊重在分殊之说是有针对性的,意在“因病发药”以纠正朱子学风方面重“理一”,轻“分殊”的偏颇(见《宋元学案·豫章学案》)。黄宗羲对李侗重“分殊”的评论不错,但说得不够。李侗重“分殊”之说,即是针对朱熹而发,亦是对当时学风而发:当时的学风就有不重视认识事物矛盾特殊性(即“分殊”)的毛病。朱熹在讲到他接受李侗的理一分殊重在分殊之说的过程时,说:“余之始学,亦(陈按:当时学风如此,故朱熹用“亦”字)务为优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而延平之言曰:‘所难分殊耳’余。心疑而不服。以为天下之一理而已,何为多事若是。同安官余,以延平之言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延平答问后录》)后来,朱熹接受了李侗此说。李侗很高兴。他对朱熹说:“分殊合宜处便是义,而仁一以贯之,五常自行无往而非仁也。……伊川(程颐)所谓理一分殊。龟山(杨时)云: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之意,盖全在于知字上用着力也……幸比年来得吾元晦(朱熹)相与讲学于颓惰,复此激发庶几于晚景,何慰如之。”(《延平答问》)又说:《论语》一部只是说与门人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几私欲沉天理见,则知仁矣;”(同上)杨时从道德实践上,即从实用处说理一分殊。李侗发挥了杨时此说,提出“全在于知字上用着力,把“理一分殊”之说应用到道德修养上,知如何去实现仁的品德修养,知所谓“分殊”,知所以用力处。李侗给朱熹讲的“理一分殊重在分殊”之说,其学术价值在于:首先,它概括了以伦理学为指归的理学的要点,李侗的“理一”之说,即认为天下万事万物均可归于一理。此理可统摄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道德上的“应当”就是事理上的必然。换句话说,可以把封建统治阶级要求人们道德上的“应当”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事理的“必然”等同起来。在李侗看来,人们在道德上“应当”坚守的三纲五常,就像自然界的四时运行和人必然要吃饭才能活下去一样,都是理应如此。道德的“应当”与事理的“必然”都可概括为“理一”。“分殊”之说更为重要。李侗所强调所重视的是“一理散为万殊”(《延平答问后录》),即统一的“理”体现在各个具体不同的伦常“分殊”之中。李侗所强调的正是社会各个人的道德修养,以此来维护封建统治。所以李侗对朱熹反复教导:理一分殊,难在分殊,非理一也。其次,李侗的”理一分殊重在分殊”之说,对朱熹思想的形成至为重要。李侗发挥了杨时强调“分殊”和竭尽物理的思想,特别强调对“分殊”的认识,即对个别事物特殊性的认识。李侗教导朱熹应当克服“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小”的缺点,“几遇一事,即当就此事反复推导,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陈按:指对事物的特殊性有深刻的认识),然后循序渐进,而别穷一事”(《延平答问》)以此达到对事物理的“融释”即彻底的理解。后来朱熹接受了李侗的这一观点,其理学思想才得以奠定基础。再次,李侗的“理一分殊”说发展了程学。程颐的“理一分殊”是伦理学命题,但李侗却把它与杨时从哲学上强调“分殊”的思想结合起来,使“理一分殊”成为普遍的哲学命题,即用理一分殊说明万物之性都是禀自天的彼此相同的理。宋代学者赵师复说:“李先生不特以得于所传授者,为学其心造之妙,盖有先儒之所未言者。”(《跋(延平答问》)因此,李侗的“理一分殊”说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选自《朱熹与闽学渊源》,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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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侗文化研究(第一辑)

《李侗文化研究(第一辑)》

本文记述了李侗是二程理学的三传弟子,对于朱熹哲学的成熟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本文试对他和他的哲学思想作一初步的探索,以就教于各地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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