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侗是二程理学的三传弟子，对于朱熹哲学的成熟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宋元学案》的作者之一全祖望说：“朱子师有四，而其所推以为得统者称延平。”（《宋元学案·豫章学案》）清代学者张伯行说：李侗“顾能绍豫章之学，独深得其困奥，开道南（按指闽学）密钥于紫阳（即朱熹），经学纯明，答问不倦。虽以集群儒之成如朱子者，往往亲承服教，久而莫见其涯。”（《李延平集·原序》张伯行编《正谊堂全书》卷六，以下注卷）朱熹自己也说：“熹初为学，全无见成规模，这边也去理会寻讨，那边也去理会寻讨。后来见李先生，较说得有下落、缜密。”（同上卷二）
  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哲学家，过去人们知之甚少，更很少注意对他进行研究。本文试对他和他的哲学思想作一初步的探索，以就教于各地师友。
  一、李侗生平及其在程朱学派中的地位
  李侗（1093-1163），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人，时称延平先生。他以儒起家，出身于世儒官宦家庭。早年家教“习举子业”，“及冠，游乡校，有声称”（《李延平集》卷四《李先生行状》）。
  徽宗政和六年（1116），闻郡人罗从彦从学杨时得二程“不传之学”，便慕名而拜罗从彦为师。但当时李侗受佛学较大影响，他在谒罗从彦书中说：“圣学未有见处在佛子中，有绝嗜欲，捐想念，即无住以生心者，特相以游亦足以澄汰滓秽，洗涤垢坋，忘情乾慧，得所休歇，言踪义路有依倚处日用之中，不无益也。若曰：儒者之学可会为一，所以穷理尽性治国平天下者，举积诸此，非自愚则欺也。众人皆坐侗以此，而不知侗暂引此以为入道之门也。”（同上）
  罗从彦针对李侗的思想，作诗《勉李愿中五首》批评李侗：“圣遭由来自坦夷，休述佛学惑他歧死灰槁木浑无用，缘置心官不肯思。”（卷四）但，罗又认为李侗“向道甚锐”、“趋向大抵近正。”（卷四）
  “从彦好静坐，侗退入室中，亦静坐”（《宋史》卷四二八）李侗“从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语》《孟》之说。”（同上）他从游罗门深得其赞许，“于是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箪瓢屡空，怡然自适。”（卷四《李先生行状》）他弃科举，穷经谈道，“不著作，不作文，颓然若一田夫野老。”（卷三）“故上之人既莫知之，而学者亦莫之识，是以进不获之于时，退未及传之于后。”（卷四）
  李侗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静坐涵养和教授门徒门人中最得意者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朱熹在李侗六十一岁（1153）时，赴福建泉州同安县主簿任中到南平拜见李侗。朱向李介绍了他在胡原仲、刘勉之，刘屏山处所学的以佛老为主的思想。李认为，朱过去所学是不对的，朱对李的批评开始不仅没有接受，反而“操戈入室”（卷一《与罗博文书》），极力进行辩解。。后来，朱熹在同安的三年任期内反复思考，觉得李侗之言是有道理的。就在李侗六十五岁（1158）时，徒步数百里，再次到南平拜见李侗：其后，“每一去而复来”（卷四《李先生行状》）在公元1160年、l163年又两次拜见李侗。两人一起切磋学问，有时长达数月。从1158～1168年的十年间，李侗为答朱熹所问，给朱写了二十四封信。其中有的问题反复探讨多次。朱熹把李侗给他的信件和平时的语录等汇编成为四卷本的《李延平集》，又名《延平答问》李。侗的著述极少，《延平答问》是研究李侗思想的主要资料。在这部书中可见其以“天理论”为中心的理学思想体系的脉络。“其语论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励廉耻为先”（卷四《李先生行状》）。1163年，李侗受福建安抚使汪应辰邀请讲学．不幸途中病卒。宋、元、明、清历代帝王先后九次赐谥号，追封爵，从祀祭。清康熙四十五年，赐御书匾“静中气象”。
  李侗的哲学思想直接承袭了周敦颐、二程理学的唯心主义，“不特以得于所传授者，为学其心造之妙，盖有先儒之所未言者。”（赵师夏《跋延平答问》）他是程朱学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
  世界是怎样构成的问题，是中国历代哲学家不断研究的问题。周敦颐根据《易传》，吸取道教和佛学的某些思想，把“太极“作为本体，而二程则把“理”或“天理”怍为世界的本原，他们的哲学体系都是客观唯心主义。
  李侗承袭和发展了周敦颐和二程的本体论思想：李侗在给朱熹的信中说：“‘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又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又就人身上推寻，至于见得大本达道处又衮此理。……在天地只是理也。”（卷二）
  李侗是用二程提出的“理”去分析周敦颐的太极化生万物的。在周敦颐看来，由无极而太极，由太极而阴阳，由阴阳而五行，而万物而人。李侗认为，周敦颐的这种宇宙生成论，“亦只是此理一贯也。”李侗把太极和理联系起来，应该说是对周敦颐和二程本体论思想的一个很好的发挥。后来，朱熹把“无极而太极”解释为“无形而有理”，大概就是本于李侗这里的思想：
  “太极”怎样化生万物的呢？李侗和其他理学家一样，只有借助“气”来断论。他说：“阴阳之精散而万物得之。凡丽于天，附于地，列于天地之两问；聚有类，分有群，生者，形者，色者，莫不系于阴阳。”（卷三）
  上天下地和天地之间的各类事物，都是阴阳二气，也就是归结为理所产生的：李侗还描绘了阴阳二气产生的不同的事物及其属性：“阳以燥为性，以奇为数，以刚为体。其为气炎，其为形圆，浮而明，动而吐，皆物于阳者也。阴以湿。为性，以偶为数，以柔为体。其为气凉，其为形方，沉而晦，静而翕，皆物于阴者也。”（卷三）
  这形形色色事物的本原都是理，虽然是禽兽草木，也是理所产生的，是理的体现。
  “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则一：虽禽兽草木，生理亦无倾刻停息间断者。”（卷二）
  李侗不是把理作为物质运动的规律，而是把理客体化，使之超越时空，不是把物质作为宇宙的本原，而是把这种超越时空的理作为宇宙的本质。这是一种典型的吝观唯心主义：
  李侗把太极和理联系起来，其目的是为了给他的天理论找理论根据。在李侗看来，天地万物既然是“天理一贯”，那么社会上的事当然也是“天理一贯”。他说：“人与天理一也。就是理上皆收摄来，与天地台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皆其度内尔。”（卷二）
  人体也体现天理，“人与天理一也，”天人是合一的。理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也是社会的最高原则，“大本达道处又同此理”（卷二）。据《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封建社会的君道，子道，孝、悌、忠、信都是理所规定的。既然“在天地只是理也”，为什么天地万物又千差万别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侗强调提出了“理一分殊”论，把“理一分殊”论作为授学门生的“入学须知”。
  据记载：李侗“尝语问者日：‘讲学切在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其开端示人大要类此。”（卷四）。
  在宋明理学中，张载在《西铭》中提出“民胞物与”，程颐把张载的这一思想概括为“理一分殊”。李侗继承和发展了张程的思想：李侗认为，“理一分殊”论是区分儒学和其他诸如道、佛异端的分水岭。他说：
  “吾儒之学，所以异于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然者分殊耳，此其要也。”（赵师夏《跋延平答问》）“要见一视同仁气象却不难，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卷二）
  李侗把“理一分殊”论提到这么重要的地位，是李侗之前的理学家所不及的。李侗不仅认为天地万物的本体是理，而且还认为统一的理所体现的万物是各各特殊的，有差别的。他认为，主要的不在于“理一”而在于“分殊”：要做到“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卷二）
  李侗强调分殊因受不同的气象的影响各不相同。李侗说：“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则一，……但人得其秀而最灵，五常中和之气所聚，禽曾得其偏而已，此所以异也。”（卷二）
  人和禽兽本源虽然同是一理，但禀受的五常中和之气不同，人得气之正，所以为万物之灵，“人之一体，便是天理，无所不具备”（卷二），而禽兽等得气之偏，所以不及人高贵。高贵的人只要能理会分殊，做到毫发不可失，就可以“见一视同仁气象”。
  “理一分殊”论的错误在于他虚构的最一般的“理”（即太极）安置到每一具体的事物之中，作为其存在的根据．这样，就把观念的东西当作事物存在的根据，把精神性的东西说成是第一性的，从而陷入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泥坑
  正因为李侗对“理一分殊”论十分重视，所以他在教授门徒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李侗引用杨时所说的“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之意，盖全在知字上用著力也”（卷二）教训朱熹。由此可推测这位老先生在对朱面授时已自认较满意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朱熹也特别强调在“知”字上下功夫，可以说完全接受了李侗的“理一分殊”沦了。
  综上所述，李侗的“理”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说明二程的“理”来源于周敦颐的太极，理和太极是同义语。第二、理是不依赖于任何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但又是存在于各个事物之中，“无顷刻停息间断。”（卷二）第三，由于理的运动，产生天地万物，理是宇宙的本体。宇宙的生成模式是：理（太极）—阴阳二气一水火木金土五常之气一禽兽、人等万物一“一视同仁气象”。第四，天人合一。
  三、以静坐为特征的禁欲主义的道德论和修身方法
  李侗从其客观唯心主义理一元论出发，综合了周敦颐和二程的“主静”、“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提出以静坐为特征的禁欲主义的道德论和修身方法。他说：“学问之道，不在于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自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也。”（卷一《与刘平甫书》）“存天理，灭人欲”是李侗哲学的中心议题，他特别注重那种细微的一闪念的“人欲”的灭除：据朱熹回忆说：“李先生说人心中大段恶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计利害，乍往乍来底念虑，相续不断，难为驱除。”（卷三）
  李侗认为，如果确实做到灭人欲，就可以认识到天理了。“私欲沉，天理见，则知仁矣。”（卷二）而“仁又是理，初无彼此之辩，当理而无私心即仁矣。”（卷二）李侗反复告诫朱熹，学者不知仁．就不能明天理。朱熹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为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及龟山门下相传指诀。”（卷三）所谓相传指决，就是由杨时、罗从彦一脉相传下来的二程的重要思想。这种思想渊源于《中庸》《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谓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在李侗看来，因为喜怒哀乐都是人性的表现，未发时是“性”自身，由于“人与天理一也，”（卷二）“人之一体，便是天理，无所不具备”（卷二），因此，看喜怒哀乐未发气象也就是体认天理。李侗说；“先生（按指罗从彦）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谓之巾，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惟于进学有力，兼亦是养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于此一句闪求之，静坐看如何？往往不能无补也。”（卷二）
  那么，何谓“静坐”呢？李侗说：“所谓静坐，只是打叠得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始出，心下愈明静矣。”（卷三）“心下无事”就是周敦颐所认为的没有要求和欲望。李侗要求朱熹“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即欲虑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卷二）这种境界，就是像黄庭坚所形容的周敦颐那样：“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卷二），而“学者至处虽甚远，亦不可不常存此体段在胸中。”（卷三）这就是说，学者虽然不一定能达到像周敦颐那样，但也要把它作为努力的目标。李侗的这种道德论和修身方法就是要用这种道理占据人的思想的所有领域。
  李侗反对佛教，但又用僧侣主义来禁锢人们的心灵。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
  李侗的修身方法包含有认识论的思想，也可以说他的认识论有伦理化的特点。他把修身方法和认识论两者混在一起。李侗在回复朱熹的信中说：“承谕处事扰扰，便拟内外离绝，不相赅贯。此病可未静坐时收摄将来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着处理会，久之知觉即渐渐可就道理矣。”（卷二）
  李侗认为，他的修身方法与禅宗的顿悟说即“释氏所谓‘一超直入如来地’”（卷二）是相对立的。
  在李侗看来，自家的理论是“深潜缜密，蹊径不差”（卷二）。这是继承了程颐的“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后，自脱然有贯通处”（《二程遗书》）的“格物致知论，要在静坐中渐渐知觉事物中存在的道理（即天理）。但是，程颐、李侗所认为的事物中存在着道德性的“天理”是虚构的，要格出“天理”来也是不可能的。程颐是靠“脱然贯通”这种顿悟来挽救其理论的：李侗无法从程颐那里获得好办法，只好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其矛盾的理论。他多次告诉朱熹：“恐于融释而脱落处非言说可及也。”（卷二）“思索义理到纷乱窒塞处，须是一切扫去，放敦胸中空荡荡地了，却举起一看，便自觉得有下落处。”（卷三）显然，李侗的这种议论是神秘主义的顿悟论的翻版。
  四、“天理论”运用下的社会政治思想
  李侗生活在北宋末和南宋初。李侗早年对于当时的民族矛盾是不很关心的。李侗与罗从彦修改《邀月台》诗，可略见一二。靖康间，正是宋、金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李、罗把“夜深独有长庚伴，不许庸人取次来”，改成“也知邻斗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表现了李、罗把宋、金两朝的民族矛盾视为“邻斗”而“吾”则排除于“邻斗”之外，手持酒杯，坐观“邻斗”。这显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思想：
  李侗对朱熹讲的下面一段话，也表明了这种思想，李侗说：“受形天地，各有定数，治乱穷通，断非人力。惟当守吾之正而已。然而受身明道修已矣时，则不可一日忘于心，此圣贤传心之要法。”（卷三）
  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到了北宋被金灭亡后，南宋统治者偏安东南时，李侗所处的地方百姓反对南宋腐败统治，要求抵抗金人的斗争声势日益浩大，人民群众和统治者之间的阶级矛盾也尖锐起来。李侗受了人民群众抗金的影响，坚决反对议和。他写信告诉将应召入朝的朱熹道：“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议为名尔。……要之，断然不可和。”（卷二）
  但是，由于李侗把其“天理”论世界观直接运用到社会政治思想．对其反和议的主张产生了消极的作用。如对“某人之去”，李侗在信中写道：“时事遂激而一变，或以为逐此人，诚快舆论。然骂之者亦无行遣，恐使人失上下之分。某窃以为不然，今日之事，只为不曾于原本处理会。末流虽是亦何益？不共戴天正今日之第一义，举此不知其它，即弘－卜下之道而气正矣。外裔所以盛者，只为三纲五常之道衰也。”（卷二）
  在此过后的一个月的另一封信中李侗又说：“今日三纲不正，义利不分。……此二事皆今日之急者。欲人主如此留意二者，苟不尔，则是‘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也！”（卷二）
  李侗口口声声把金人的入侵中原归结为“三纲五常之道衰也”，他认为人民对因讲和而被撤职的官吏也是不能责骂的，“恐使人失上下之分”，他要人们“从原本处理会”，就是要人们不必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到民族矛盾之上，而要努力使三纲五常之道盛，不然的话，即使粮食很多，统治者也不能吃到，极力维护了宋朝腐败统治。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仍然把维护封建道德和封建等级制置于民族矛盾之上，这样就使他的反议和主张显得苍白无力了。
  （选自《朱熹与闽学渊源；，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