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元朝统治者虽岐视汉人，但对汉族文化却十分敬佩。蒙古官员大多数是游牧出身的“武人”，当上达鲁花赤后，批署文件常出笑话。蒙军南下俘宋名儒赵复，此人是浦城籍卓有声望的理学家真德秀的弟子，而真德秀是朱熹的再传弟子。赵复向蒙人献出程朱著作八千余卷，并向蒙统治者全面介绍了程朱理学的书目、宗旨、概要等，使蒙人大开眼界，请赵复为师，向蒙古贵族及子弟讲授理学。经赵复传授的蒙族儒者，都是蒙古集团中的主要谋臣，在元朝廷中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这就奠定了程朱理学得以在全国传播的政治基础。除赵复外，当时朝中积极提倡程朱理学的还有姚枢、许衡等人。
   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朱子学很快由福建地区发展到全国。清人皮锡瑞说：
  “朱学统一，惟南方最早。金、元时，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北人虽知有朱夫子，未能尽见其书。元兵下江汉，得赵复，朱子之书始传于北。姚枢、许衡、窦默、刘因辈翕然从之。”（《经学历史》第九章《经学积衰时代》）文中“程学”指程颐、程颢及其后继者朱熹所提倡的理学。“苏学”指宋时蜀学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之学。 有元一代，几乎所有的官办、私办学校、书院均以程朱的著作为教科书。《建阳县志》有元·虞集《考亭书院重建文公祠堂记》，从中可以看出朱子学在元代传播的盛况： “国家提封之广，前代所无。而自京师通都大府至于海表穷乡下邑，莫不建学立师，授圣贤之书，以教乎其人。群经四书之说，自朱子折衷论定，学者传之。我国家尊信其（朱子）学，而讲诵授受，必以是为则。而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书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 虞集，字伯生，号道因，又号邵庵，祖籍仁寿（今属四川），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官至焕章阁侍书学士，元朝廷典章多出于其手。他深得元帝的信任，常随其出巡，作顾问。是时朱熹五世孙朱沂（考亭人）被任命为福建省司事。他向福建通守刘伯颜提出申请，重修考亭书院，得到支持。文公祠落成后，虞集为之作《考亭书院重建文公祠堂记》。 由于元朝重视程朱理学的传播，朱子后裔在元朝得到起用。文公四世孙朱彬（字文质），元至正年间被任命为延平路知事。朱彬即朱浚之子，有朱子家风，许多学子纷纷从其学。朱浚的另一个儿子朱林，为考亭书院山长。 朱熹所注的《四书集注》被定为官学，始于元朝。元恢复科举取士之后，即规定科考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四书设问，以朱熹所编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答案。此诏一下，天下学子不论蒙人、色目人，还是南北汉人，纷纷苦读朱子之书。 至正二十二年（1362）十二月，元廷加封朱熹为齐国公，追谥献靖。建阳考亭之名由是日彰，再次成为文人学子的朝圣之地。
   宋代朱熹思想仅在汉族人民中传播。元代是我国多民族统—的国家，由于元代统治者将朱子学定为“国是”，这就使朱熹思想逐步传播到我国各少数民族中去。朱子学不再是汉学，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哲学思想。朱子学对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汇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朱子哲学思想的传播，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团结有着重大的意义。
   巍巍考亭祠，过客祠下拜。
   溪水自成文，上接洙泗派。 上面这首诗是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刺的作品，题为《广岭至崇安命棹建溪》。萨都刺，字天锡，号直斋，西域回回人。他童年即受汉文化的薰陶，成年后以行商为业，常游历南北名山大川，年过半百才中进士而步入仕途，这时元代已开始由盛转衰。他在任福建道肃政廉访司知事期间，慕名到建阳拜谒考亭文公祠。萨都刺此诗有一定的代表性，说明考亭文公祠在元代文人墨客的心目中，占有不可低估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