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元明时期朱子学还传播到其他国家。仅以高丽和日本朱子学的发端为例加以分析。
十三世纪，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采取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臣服于元朝的高丽，上自国王、王族，下至使臣、随从，成群结队往返于两国首都之间，终年不绝。大批高丽王公及随从长年定居在元大都，他们耳闻目睹，潜移默化，受到朱子学的熏陶。元朝统治者也鼓励、支持高丽统治者引进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思想文化。这对崇尚佛教而儒学正在僵枯衰退的高丽，不能不是极大的刺激。 但朱子学对于高丽来说，毕竟是外来文化，这一外来文化能否在高丽扎根，归根到底还是看朱子学是否适合高丽的国情，是否能与高丽的文化传统融合。朱子学传入高丽之前，儒、释、道三教在朝鲜已具有少则六、七百年，多则近千年的历史。这三种外来思想形态已深深扎根于朝鲜，积累了丰富的营养资料，三教并已相互渗透，彼此沟通，形成了合流归一的趋势。这一思想基础，为朱子学在高丽扎根创造了条件。作为新儒学的朱子学，既较之原来儒学体系构思更加严密和富于哲理性，又吸取了释、道二教的许多养分，因而它一传入高丽，便为高丽有识之士所看中，并受到本国统治者所重视。
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上半期，是朱子学传入高丽初期阶段。当时，高丽忠宣王的宠臣安珦（1243—1306年）曾随从忠宣王入元，得以接触程朱理学。1289年，安珦在元大都得到新刊《朱子全书》，归国后便在太学讲授朱子学。安珦的弟子白颐正也是忠宣王的侍臣，在元大都居留十多年，学习朱子学。与安珦、白颐正同时代的禹倬，也是早期朱子学的传播者，他通经史，尤深于易学，程朱理学初传入高丽时，他“闭门月余，参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学始行。”（《高丽史》列传卷二十二）。安珦的另一名弟子权溥，则在翻刻出版朱子学著作方面作出了贡献。这些在高丽传播朱子学的先驱者们，在介绍朱子学著作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朱子学经过了百年的传播和消化、吸收，到十四世纪末李朝建立以后，便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涌现出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一批杰出的理学大师。高丽早期这些朱子学家深入研究理学，并有系统的传著和独到的发挥。他们反对“出世”，主张“入世”，注重实际；维护儒家“道统”，排斥“佛老异端”；以三纲五常作为理乱治世的根本，要求革除弊端，重整封建秩序。这些思想倾向表明，高丽朱子学适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它被要求改革的新进两班官僚所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思想武器和李朝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在此后的五百年间，朱子学对朝鲜的民族心理结构，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对增进中国和朝鲜两国的关系，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有重大作用。 儒家学说约在公元五世纪前后传入日本。据说大化革新是以唐朝的制度为榜样的。日本是将“中华”之国的制度和思想作为榜样经常吸取的。因此儒教也就成了日本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在教养方面不可或缺的因素。
大约是在1211年，朱子学传入日本。那时，从宋朝回国的僧侣俊芿（1268—1327年）带回来的儒书中，据推测就包含有朱子的书，而在那之前日本已经就有了朱子的《中庸章句》的抄本。所以可以肯定，朱子学传入日本的历史开始于宋末。但那时日本朱子学派还没有产生，朱子的思想还没有在日本确立其地位。1473年，从明朝回国的禅僧桂庵玄树，对在日本介绍朱子的思想，做了很大贡献。继承桂庵的南浦文之（1550—1620年）也是一个禅僧，他在儒学上很有造诣，曾为《四书集注》标点。
日本朱子学派的始祖是藤原惺窝（永禄四年——元和五年，1561—1619年）。他是日本德川时代儒学发展开端的第一人。由于他的传播，儒学才在当时的文化中心京都开始得到发展。他是从禅僧转向儒学而还俗。他继承朱子学，但并不排斥阳明学，主张“周子之主静，程子之持敬，朱子之穷理，象山之易间，白沙（程献章）之静圆，阳明之良知，其言似异而入处不别《林罗山文集》——
《惺窝答问》）。他按儒教来解释神道，认为“日本之神道亦以正我心、怜万民、施慈悲为奥秘，尧舜之道亦以此为奥秘也。唐士日儒道，日本曰神道，名变而心一也。”（《千代茂登草》）
惺窝的最大门生林罗山（天正十一年——明历三年，1583—1657年）全面发展了日本的儒学，在日本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按照幕藩制度的要求建设儒学，把惺窝的多少带有宗教法的思想提高到作为儒教本来面目的治国平天下的高度。罗山尊信朱子学。他说：“解经莫粹于紫阳氏，舍紫阳弗之从，而唯区区象山之是信，不几于似惑欤？”（《林罗山文集》——《寄田玄之》）他认为阳明学是“儒中之禅”，阳明“门人末流之弊，陷于狂禅”（同上，《随笔六》）。他排斥阳明学，清楚地表明了自己作为一个朱子学家的态度。日本的各种神道理论或多或少地受到佛教的影响，不免同佛教发生调和，而林罗山则完全排除佛教，专以儒教为神道奠定基础，他建立了神儒调和的理论。他参与筹划当时日本德川幕府的文化政策，提倡神道与儒教的一致，把佛教作为“异端”、“外道”加以攻击，反对神道与佛教调和，为巩固朱子学在日本的官学地位而不懈地努力。 朱子学是儒学史上最光辉的理论体系，为日本的思想家们所钦佩。朱子学的伦理理想及其历史、政治学说最适合日本封建社会中的身份制、等级制的社会组织。朱子学的“穷理”精神和当时日本刚刚有了发展端倪的经验的自然研究精神又相一致。因此，朱子学在日本整个德川时代（1603—1876年）的二百多年时间中，成为日本名派儒学中影响最持久的一个学派。
十三世纪，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采取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臣服于元朝的高丽，上自国王、王族，下至使臣、随从，成群结队往返于两国首都之间，终年不绝。大批高丽王公及随从长年定居在元大都，他们耳闻目睹，潜移默化，受到朱子学的熏陶。元朝统治者也鼓励、支持高丽统治者引进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思想文化。这对崇尚佛教而儒学正在僵枯衰退的高丽，不能不是极大的刺激。 但朱子学对于高丽来说，毕竟是外来文化，这一外来文化能否在高丽扎根，归根到底还是看朱子学是否适合高丽的国情，是否能与高丽的文化传统融合。朱子学传入高丽之前，儒、释、道三教在朝鲜已具有少则六、七百年，多则近千年的历史。这三种外来思想形态已深深扎根于朝鲜，积累了丰富的营养资料，三教并已相互渗透，彼此沟通，形成了合流归一的趋势。这一思想基础，为朱子学在高丽扎根创造了条件。作为新儒学的朱子学，既较之原来儒学体系构思更加严密和富于哲理性，又吸取了释、道二教的许多养分，因而它一传入高丽，便为高丽有识之士所看中，并受到本国统治者所重视。
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上半期，是朱子学传入高丽初期阶段。当时，高丽忠宣王的宠臣安珦（1243—1306年）曾随从忠宣王入元，得以接触程朱理学。1289年，安珦在元大都得到新刊《朱子全书》，归国后便在太学讲授朱子学。安珦的弟子白颐正也是忠宣王的侍臣，在元大都居留十多年，学习朱子学。与安珦、白颐正同时代的禹倬，也是早期朱子学的传播者，他通经史，尤深于易学，程朱理学初传入高丽时，他“闭门月余，参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学始行。”（《高丽史》列传卷二十二）。安珦的另一名弟子权溥，则在翻刻出版朱子学著作方面作出了贡献。这些在高丽传播朱子学的先驱者们，在介绍朱子学著作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朱子学经过了百年的传播和消化、吸收，到十四世纪末李朝建立以后，便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涌现出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一批杰出的理学大师。高丽早期这些朱子学家深入研究理学，并有系统的传著和独到的发挥。他们反对“出世”，主张“入世”，注重实际；维护儒家“道统”，排斥“佛老异端”；以三纲五常作为理乱治世的根本，要求革除弊端，重整封建秩序。这些思想倾向表明，高丽朱子学适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它被要求改革的新进两班官僚所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思想武器和李朝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在此后的五百年间，朱子学对朝鲜的民族心理结构，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对增进中国和朝鲜两国的关系，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有重大作用。 儒家学说约在公元五世纪前后传入日本。据说大化革新是以唐朝的制度为榜样的。日本是将“中华”之国的制度和思想作为榜样经常吸取的。因此儒教也就成了日本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在教养方面不可或缺的因素。
大约是在1211年，朱子学传入日本。那时，从宋朝回国的僧侣俊芿（1268—1327年）带回来的儒书中，据推测就包含有朱子的书，而在那之前日本已经就有了朱子的《中庸章句》的抄本。所以可以肯定，朱子学传入日本的历史开始于宋末。但那时日本朱子学派还没有产生，朱子的思想还没有在日本确立其地位。1473年，从明朝回国的禅僧桂庵玄树，对在日本介绍朱子的思想，做了很大贡献。继承桂庵的南浦文之（1550—1620年）也是一个禅僧，他在儒学上很有造诣，曾为《四书集注》标点。
日本朱子学派的始祖是藤原惺窝（永禄四年——元和五年，1561—1619年）。他是日本德川时代儒学发展开端的第一人。由于他的传播，儒学才在当时的文化中心京都开始得到发展。他是从禅僧转向儒学而还俗。他继承朱子学，但并不排斥阳明学，主张“周子之主静，程子之持敬，朱子之穷理，象山之易间，白沙（程献章）之静圆，阳明之良知，其言似异而入处不别《林罗山文集》——
《惺窝答问》）。他按儒教来解释神道，认为“日本之神道亦以正我心、怜万民、施慈悲为奥秘，尧舜之道亦以此为奥秘也。唐士日儒道，日本曰神道，名变而心一也。”（《千代茂登草》）
惺窝的最大门生林罗山（天正十一年——明历三年，1583—1657年）全面发展了日本的儒学，在日本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按照幕藩制度的要求建设儒学，把惺窝的多少带有宗教法的思想提高到作为儒教本来面目的治国平天下的高度。罗山尊信朱子学。他说：“解经莫粹于紫阳氏，舍紫阳弗之从，而唯区区象山之是信，不几于似惑欤？”（《林罗山文集》——《寄田玄之》）他认为阳明学是“儒中之禅”，阳明“门人末流之弊，陷于狂禅”（同上，《随笔六》）。他排斥阳明学，清楚地表明了自己作为一个朱子学家的态度。日本的各种神道理论或多或少地受到佛教的影响，不免同佛教发生调和，而林罗山则完全排除佛教，专以儒教为神道奠定基础，他建立了神儒调和的理论。他参与筹划当时日本德川幕府的文化政策，提倡神道与儒教的一致，把佛教作为“异端”、“外道”加以攻击，反对神道与佛教调和，为巩固朱子学在日本的官学地位而不懈地努力。 朱子学是儒学史上最光辉的理论体系，为日本的思想家们所钦佩。朱子学的伦理理想及其历史、政治学说最适合日本封建社会中的身份制、等级制的社会组织。朱子学的“穷理”精神和当时日本刚刚有了发展端倪的经验的自然研究精神又相一致。因此，朱子学在日本整个德川时代（1603—1876年）的二百多年时间中，成为日本名派儒学中影响最持久的一个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