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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一步加强的时代，皇帝把军政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思想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命刘基拟定八股程式，试八股文开科取士。读书人只许读朱熹注的《四书》和宋、元人注的《五经》。许多知识分子从少到老背诵《四书》、《五经》，习作八股文。考取秀才、举人的，便可免除赋税，收容荫户；考取了进士，就有机会作官。直至明代中期，思想界几乎被朱子学独家所统治。
与元代朱子学相比，明代朱子学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变化开始于陈献章（1428—1500年）。陈献章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解决朱熹思想中心与理如何吻合的问题。他把“太极移到了心中”，四时所以运行，万物所以化生，无非在我之极。”（《白沙子全集》卷一），即万物皆源于我心中太极。他进而否定了心外之物的独立存在，提出了“宇宙在我”的命题：“天地独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同上书，卷四）这就彻底否定了朱熹的心外有物的思想。他主张，认识方法只能是“反求诸心”，“存心养性”。这就彻底取消了朱熹“即物穷理”的方法。因此，朱熹哲学到了陈献章那里，进一步大变化了，使朱学更加心学化了，但陈献章并未否定天理，只是把心与理完全合一了。他仍认为“吾道之宗主”是朱熹。陈献章的思想成了王阳明学说的直接来源。
王阳明（1472-1528年）的心学继承了陆九渊的思想，但他克服了陆学的粗糙性，他的心学比陆九渊的心学更加精致。王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不仅仅是借助于朱熹这个权威来阐发自己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确实发展了朱子学。在王阳明看来，朱熹的错误在于“析心与理为二”，而只有他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学说才能克服朱熹学说中的矛盾。王阳明发展了朱熹的“致知说”，提出了“良知说”。以良知为最高本体，代替了以理为最高本体，用主观精神代替了朱子的客观精神。从朱熹到王阳明，经历了三百年，终于从朱学中分化出王学来。由此可知，朱子学在明代，是在发展中不断演变的。
明代发展朱子学的真正代表是罗钦顺和王夫之。罗钦顺在“理气”问题上和朱熹有不同观点，但在“心性”、“理欲”等问题上则和朱说完全相同。朱熹区分理欲，是从公私、义利角度来分，他并不否认喜怒感情上的欲，认为“人欲中自有天理”。罗钦顺也说：“人之有欲，固出于天，盖有必然而不容己，且有当然而不可易者。”（《困知记》卷四）又说：“欲，未可谓之为恶，其为善为恶，系于有节无节耳。”（《困知记》卷一）罗钦顺提出，“道心”、“人心”都是此心。他说：“人心道心之辩，只在毫厘之间，道心，此心也，人心，亦此心也，一心而二名，非圣人强分别之。体之静正有常而用之变化不测也，须两下见得分明，方是尽心之学。”（《困知记》卷四）这是对朱熹关于人心道心思想的发展。王夫之（1619—1692年）的理论则更为精细。在理欲问题上，他强调理不离欲，同时指出理欲二者在人心系统中是相互包含而又确有分别，明确指出“喜怒哀乐，只是人心，不是人欲。”（《读四书大全说》卷二）这是说人心道心互相含藏。他更进一步指出，“人心亦统性，道心亦统情”。这些既强调了“人心”和“道心”的联系，又坚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王夫之推崇朱熹的理欲观，认为理欲之分主要在于每一具体行为上是否道心（仁）居于统率地位，而不是限定什么事为天理，什么事为人欲，所以说“随处见天理，随处见人欲”。他用这种观点理解朱子所说“道心为主，人心听命”，就更为深刻，更具理性主义了。 以上简略分析，说明朱子学在明代有发展也有演变。朱学作为旧传统思想的主流，在明代影响最大。朱学经过罗钦顺、王夫之的补充和发挥，达到相当圆满的程度。而明代中期从朱学分化出王学，正表明这一时期是朱子学演变的最重要时期，
与元代朱子学相比，明代朱子学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变化开始于陈献章（1428—1500年）。陈献章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解决朱熹思想中心与理如何吻合的问题。他把“太极移到了心中”，四时所以运行，万物所以化生，无非在我之极。”（《白沙子全集》卷一），即万物皆源于我心中太极。他进而否定了心外之物的独立存在，提出了“宇宙在我”的命题：“天地独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同上书，卷四）这就彻底否定了朱熹的心外有物的思想。他主张，认识方法只能是“反求诸心”，“存心养性”。这就彻底取消了朱熹“即物穷理”的方法。因此，朱熹哲学到了陈献章那里，进一步大变化了，使朱学更加心学化了，但陈献章并未否定天理，只是把心与理完全合一了。他仍认为“吾道之宗主”是朱熹。陈献章的思想成了王阳明学说的直接来源。
王阳明（1472-1528年）的心学继承了陆九渊的思想，但他克服了陆学的粗糙性，他的心学比陆九渊的心学更加精致。王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不仅仅是借助于朱熹这个权威来阐发自己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确实发展了朱子学。在王阳明看来，朱熹的错误在于“析心与理为二”，而只有他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学说才能克服朱熹学说中的矛盾。王阳明发展了朱熹的“致知说”，提出了“良知说”。以良知为最高本体，代替了以理为最高本体，用主观精神代替了朱子的客观精神。从朱熹到王阳明，经历了三百年，终于从朱学中分化出王学来。由此可知，朱子学在明代，是在发展中不断演变的。
明代发展朱子学的真正代表是罗钦顺和王夫之。罗钦顺在“理气”问题上和朱熹有不同观点，但在“心性”、“理欲”等问题上则和朱说完全相同。朱熹区分理欲，是从公私、义利角度来分，他并不否认喜怒感情上的欲，认为“人欲中自有天理”。罗钦顺也说：“人之有欲，固出于天，盖有必然而不容己，且有当然而不可易者。”（《困知记》卷四）又说：“欲，未可谓之为恶，其为善为恶，系于有节无节耳。”（《困知记》卷一）罗钦顺提出，“道心”、“人心”都是此心。他说：“人心道心之辩，只在毫厘之间，道心，此心也，人心，亦此心也，一心而二名，非圣人强分别之。体之静正有常而用之变化不测也，须两下见得分明，方是尽心之学。”（《困知记》卷四）这是对朱熹关于人心道心思想的发展。王夫之（1619—1692年）的理论则更为精细。在理欲问题上，他强调理不离欲，同时指出理欲二者在人心系统中是相互包含而又确有分别，明确指出“喜怒哀乐，只是人心，不是人欲。”（《读四书大全说》卷二）这是说人心道心互相含藏。他更进一步指出，“人心亦统性，道心亦统情”。这些既强调了“人心”和“道心”的联系，又坚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王夫之推崇朱熹的理欲观，认为理欲之分主要在于每一具体行为上是否道心（仁）居于统率地位，而不是限定什么事为天理，什么事为人欲，所以说“随处见天理，随处见人欲”。他用这种观点理解朱子所说“道心为主，人心听命”，就更为深刻，更具理性主义了。 以上简略分析，说明朱子学在明代有发展也有演变。朱学作为旧传统思想的主流，在明代影响最大。朱学经过罗钦顺、王夫之的补充和发挥，达到相当圆满的程度。而明代中期从朱学分化出王学，正表明这一时期是朱子学演变的最重要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