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元代朱子学的官方化始于元世祖时。1260年，忽必烈当了蒙古国王（大汗），不久迁都大都（今北京），1271年称号为元。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巩固其政权，积极采用“汉法”。他重用理学家窦默、许衡、姚枢等人。他采纳许衡等人的建议，建立国学，以朱熹的著作为基本教材，来教育贵族官僚子弟。他大力支持建立书院，因而元代书院比宋代更为普及，遍布全国各地，属于国立学校性质。书院讲官由政府委任，称为“教授”、“学正”、“山长”，均具备官僚身份。元世祖对朱子学的传播确有大作用，无怪乎他获得了作为儒家的一种特殊荣誉“儒教大宗师”的雅号。
促成元初朱子学普及的一个关键人物是许衡。许衡（1209—1281年）本是金朝的臣民，后来召为忽必烈的幕僚，元朝建立以后，许衡任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负责教育蒙古贵族子弟。许衡受命后，立即请征调他的弟子王梓等十二人为斋长，把太学的大权抓到手里。所著《大学要略》、《大中直讲》、《稽古千文编年歌》等，是当时教育蒙童的讲义。他虽然只拾程、朱的陈言，没有自己的创见，但他对朱子学在元初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元代朱子学的官方化完成于元仁宗时。元仁宗还在当太子的时候，就有人献给他一部朱熹后学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他让人给翻译成蒙古文，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到了皇庆二年六月，以宋儒周敦颐等九人以及许衡从祀孔子庙。同年十一月，元仁宗宣布科举取士，科举考试以朱熹注疏的儒家经典为准，朱熹的《四书集注》被钦定为每一个读书人必读的教科书。这时，朱熹的地位已超过了周、程，盖过了思、孟，几乎要凌驾于孔子之上了。虽然从名义上说孔子是儒教教主，但朱熹在元代实是儒教的实际教主。 在元代，朱子学的“正学真传”是吴澄（1249—1333年）。他在38岁以前生活在南宋，而后的大半生是在元代度过的。他是朱熹的四传弟子（朱熹→黄干→饶鲁→程若庸→吴澄）他与许衡同为元代名儒，有“南吴北许”之称。他自诩接朱熹道统，完成了易、诗、书、礼、春秋的《五经纂言》：尤其是三礼，据吴澄自述，是完成朱熹的未竟之业。他的义理疏注，具有主观探讨精神，也带来了朱子思想的一定发展，即朱学的心学化。吴澄从道统说出发，认为心之本体即是“万理之所根”，由此得出“心外无道”的结论，他主张不必向外求“道”。这是对朱熹思想的发展，也是把朱学心学化的表现。元代吴澄等人之所以能使朱子学开始心学化，首先源于朱熹学说本身在认识论方面的心学倾向。朱熹的认识论十分强调“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补大学格物致知传》）、“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语类》卷九）就是强调知识乃是人心所有，而不是从经验中获得。他主张的“致知功夫”，最后要达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也就是说真理可以在一人手中终结，最后终结到“万理具于一心”。所以，朱熹认识方法中主观唯心主义的一面，是朱子学能够心学化的重要前提。 元代理学家对朱子学的传播，虽然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归宿是一样的：以理学大一统思想服务于当时的政治实践。朱子学在元代是政治哲学。元代理学家的兴趣不在于超尘脱俗的自我人格完善，而在于“挺身天地间，禀天地之正性……人之于世，治也有用，乱也有用。”“故天下无不可为之世，亦无不可为之时，至治之不兴，天下之恒于乱也，士之聪明睿智而达乎此者，必以天自处之，以生民为己任。”（元初理学家郝经《郝文公集》卷19《厉志》），因此，朱子学说在元代之所以被大力倡导，首先是由于这一学说有助于元代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巩固。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以尊崇朱子学为主流的元代儒士们在推行汉法方面之所以能取得成果，也在于朱子学对于变化了新的历史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元朝时朱学占有统治地位，陆学衰微，这是学者们所公认的。但是元代的朱子学家对陆学大多采取尊重的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朱、陆二家采取调和折衷的态度，吴澄、郑玉、虞集、赵游等人均如此。这也说明元代朱子学具有兼容并纳的特点，它有利于元代大一统的政治实践。
促成元初朱子学普及的一个关键人物是许衡。许衡（1209—1281年）本是金朝的臣民，后来召为忽必烈的幕僚，元朝建立以后，许衡任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负责教育蒙古贵族子弟。许衡受命后，立即请征调他的弟子王梓等十二人为斋长，把太学的大权抓到手里。所著《大学要略》、《大中直讲》、《稽古千文编年歌》等，是当时教育蒙童的讲义。他虽然只拾程、朱的陈言，没有自己的创见，但他对朱子学在元初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元代朱子学的官方化完成于元仁宗时。元仁宗还在当太子的时候，就有人献给他一部朱熹后学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他让人给翻译成蒙古文，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到了皇庆二年六月，以宋儒周敦颐等九人以及许衡从祀孔子庙。同年十一月，元仁宗宣布科举取士，科举考试以朱熹注疏的儒家经典为准，朱熹的《四书集注》被钦定为每一个读书人必读的教科书。这时，朱熹的地位已超过了周、程，盖过了思、孟，几乎要凌驾于孔子之上了。虽然从名义上说孔子是儒教教主，但朱熹在元代实是儒教的实际教主。 在元代，朱子学的“正学真传”是吴澄（1249—1333年）。他在38岁以前生活在南宋，而后的大半生是在元代度过的。他是朱熹的四传弟子（朱熹→黄干→饶鲁→程若庸→吴澄）他与许衡同为元代名儒，有“南吴北许”之称。他自诩接朱熹道统，完成了易、诗、书、礼、春秋的《五经纂言》：尤其是三礼，据吴澄自述，是完成朱熹的未竟之业。他的义理疏注，具有主观探讨精神，也带来了朱子思想的一定发展，即朱学的心学化。吴澄从道统说出发，认为心之本体即是“万理之所根”，由此得出“心外无道”的结论，他主张不必向外求“道”。这是对朱熹思想的发展，也是把朱学心学化的表现。元代吴澄等人之所以能使朱子学开始心学化，首先源于朱熹学说本身在认识论方面的心学倾向。朱熹的认识论十分强调“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补大学格物致知传》）、“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语类》卷九）就是强调知识乃是人心所有，而不是从经验中获得。他主张的“致知功夫”，最后要达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也就是说真理可以在一人手中终结，最后终结到“万理具于一心”。所以，朱熹认识方法中主观唯心主义的一面，是朱子学能够心学化的重要前提。 元代理学家对朱子学的传播，虽然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归宿是一样的：以理学大一统思想服务于当时的政治实践。朱子学在元代是政治哲学。元代理学家的兴趣不在于超尘脱俗的自我人格完善，而在于“挺身天地间，禀天地之正性……人之于世，治也有用，乱也有用。”“故天下无不可为之世，亦无不可为之时，至治之不兴，天下之恒于乱也，士之聪明睿智而达乎此者，必以天自处之，以生民为己任。”（元初理学家郝经《郝文公集》卷19《厉志》），因此，朱子学说在元代之所以被大力倡导，首先是由于这一学说有助于元代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巩固。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以尊崇朱子学为主流的元代儒士们在推行汉法方面之所以能取得成果，也在于朱子学对于变化了新的历史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元朝时朱学占有统治地位，陆学衰微，这是学者们所公认的。但是元代的朱子学家对陆学大多采取尊重的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朱、陆二家采取调和折衷的态度，吴澄、郑玉、虞集、赵游等人均如此。这也说明元代朱子学具有兼容并纳的特点，它有利于元代大一统的政治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