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南宋朱熹（1130-1200年），是一个综合学者，一个建立了庞大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但朱熹在世时，其学不能兴盛。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发生的“庆元党禁”，判理学家为“逆党”，使朱熹本人遭政治迫害，朱门后学也背负沉重的政治压力。在攻“伪”声中，朱熹于庆元六年（1200）死去。1225年理宗上台，朱熹才恢复了名誉。1241年以后，朱熹的“道学”被视为儒家“正统”，此后朱子学地位越来越高。不久南宋灭亡，元朝建立。本文仅就朱子学在元朝及继元朝之后的明朝时期的传播、演变情况，略作分析。
   一、朱子学在元代的传播 元代朱子学的官方化始于元世祖时。1260年，忽必烈当了蒙古国王（大汗），不久迁都大都（今北京），1271年称号为元。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巩固其政权，积极采用“汉法”。他重用理学家窦默、许衡、姚枢等人。他采纳许衡等人的建议，建立国学，以朱熹的著作为基本教材，来教育贵族官僚子弟。他大力支持建立书院，因而元代书院比宋代更为普及，遍布全国各地，属于国立学校性质。书院讲官由政府委任，称为“教授”、“学正”、“山长”，均具备官僚身份。元世祖对朱子学的传播确有大作用，无怪乎他获得了作为儒家的一种特殊荣誉“儒教大宗师”的雅号。
   促成元初朱子学普及的一个关键人物是许衡。许衡（1209—1281年）本是金朝的臣民，后来召为忽必烈的幕僚，元朝建立以后，许衡任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负责教育蒙古贵族子弟。许衡受命后，立即请征调他的弟子王梓等十二人为斋长，把太学的大权抓到手里。所著《大学要略》、《大中直讲》、《稽古千文编年歌》等，是当时教育蒙童的讲义。他虽然只拾程、朱的陈言，没有自己的创见，但他对朱子学在元初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元代朱子学的官方化完成于元仁宗时。元仁宗还在当太子的时候，就有人献给他一部朱熹后学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他让人给翻译成蒙古文，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到了皇庆二年六月，以宋儒周敦颐等九人以及许衡从祀孔子庙。同年十一月，元仁宗宣布科举取士，科举考试以朱熹注疏的儒家经典为准，朱熹的《四书集注》被钦定为每一个读书人必读的教科书。这时，朱熹的地位已超过了周、程，盖过了思、孟，几乎要凌驾于孔子之上了。虽然从名义上说孔子是儒教教主，但朱熹在元代实是儒教的实际教主。 在元代，朱子学的“正学真传”是吴澄（1249—1333年）。他在38岁以前生活在南宋，而后的大半生是在元代度过的。他是朱熹的四传弟子（朱熹→黄干→饶鲁→程若庸→吴澄）他与许衡同为元代名儒，有“南吴北许”之称。他自诩接朱熹道统，完成了易、诗、书、礼、春秋的《五经纂言》：尤其是三礼，据吴澄自述，是完成朱熹的未竟之业。他的义理疏注，具有主观探讨精神，也带来了朱子思想的一定发展，即朱学的心学化。吴澄从道统说出发，认为心之本体即是“万理之所根”，由此得出“心外无道”的结论，他主张不必向外求“道”。这是对朱熹思想的发展，也是把朱学心学化的表现。元代吴澄等人之所以能使朱子学开始心学化，首先源于朱熹学说本身在认识论方面的心学倾向。朱熹的认识论十分强调“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补大学格物致知传》）、“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语类》卷九）就是强调知识乃是人心所有，而不是从经验中获得。他主张的“致知功夫”，最后要达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也就是说真理可以在一人手中终结，最后终结到“万理具于一心”。所以，朱熹认识方法中主观唯心主义的一面，是朱子学能够心学化的重要前提。 元代理学家对朱子学的传播，虽然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归宿是一样的：以理学大一统思想服务于当时的政治实践。朱子学在元代是政治哲学。元代理学家的兴趣不在于超尘脱俗的自我人格完善，而在于“挺身天地间，禀天地之正性……人之于世，治也有用，乱也有用。”“故天下无不可为之世，亦无不可为之时，至治之不兴，天下之恒于乱也，士之聪明睿智而达乎此者，必以天自处之，以生民为己任。”（元初理学家郝经《郝文公集》卷19《厉志》），因此，朱子学说在元代之所以被大力倡导，首先是由于这一学说有助于元代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巩固。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以尊崇朱子学为主流的元代儒士们在推行汉法方面之所以能取得成果，也在于朱子学对于变化了新的历史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元朝时朱学占有统治地位，陆学衰微，这是学者们所公认的。但是元代的朱子学家对陆学大多采取尊重的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朱、陆二家采取调和折衷的态度，吴澄、郑玉、虞集、赵游等人均如此。这也说明元代朱子学具有兼容并纳的特点，它有利于元代大一统的政治实践。
   二、朱子学在明代的发展及演变 明朝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一步加强的时代，皇帝把军政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思想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命刘基拟定八股程式，试八股文开科取士。读书人只许读朱熹注的《四书》和宋、元人注的《五经》。许多知识分子从少到老背诵《四书》、《五经》，习作八股文。考取秀才、举人的，便可免除赋税，收容荫户；考取了进士，就有机会作官。直至明代中期，思想界几乎被朱子学独家所统治。
   与元代朱子学相比，明代朱子学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变化开始于陈献章（1428—1500年）。陈献章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解决朱熹思想中心与理如何吻合的问题。他把“太极移到了心中”，四时所以运行，万物所以化生，无非在我之极。”（《白沙子全集》卷一），即万物皆源于我心中太极。他进而否定了心外之物的独立存在，提出了“宇宙在我”的命题：“天地独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同上书，卷四）这就彻底否定了朱熹的心外有物的思想。他主张，认识方法只能是“反求诸心”，“存心养性”。这就彻底取消了朱熹“即物穷理”的方法。因此，朱熹哲学到了陈献章那里，进一步大变化了，使朱学更加心学化了，但陈献章并未否定天理，只是把心与理完全合一了。他仍认为“吾道之宗主”是朱熹。陈献章的思想成了王阳明学说的直接来源。
   王阳明（1472-1528年）的心学继承了陆九渊的思想，但他克服了陆学的粗糙性，他的心学比陆九渊的心学更加精致。王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不仅仅是借助于朱熹这个权威来阐发自己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确实发展了朱子学。在王阳明看来，朱熹的错误在于“析心与理为二”，而只有他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学说才能克服朱熹学说中的矛盾。王阳明发展了朱熹的“致知说”，提出了“良知说”。以良知为最高本体，代替了以理为最高本体，用主观精神代替了朱子的客观精神。从朱熹到王阳明，经历了三百年，终于从朱学中分化出王学来。由此可知，朱子学在明代，是在发展中不断演变的。 明代发展朱子学的真正代表是罗钦顺和王夫之。罗钦顺在“理气”问题上和朱熹有不同观点，但在“心性”、“理欲”等问题上则和朱说完全相同。朱熹区分理欲，是从公私、义利角度来分，他并不否认喜怒感情上的欲，认为“人欲中自有天理”。罗钦顺也说：“人之有欲，固出于天，盖有必然而不容己，且有当然而不可易者。”（《困知记》卷四）又说：“欲，未可谓之为恶，其为善为恶，系于有节无节耳。”（《困知记》卷一）罗钦顺提出，“道心”、“人心”都是此心。他说：“人心道心之辩，只在毫厘之间，道心，此心也，人心，亦此心也，一心而二名，非圣人强分别之。体之静正有常而用之变化不测也，须两下见得分明，方是尽心之学。”（《困知记》卷四）这是对朱熹关于人心道心思想的发展。王夫之（1619—1692年）的理论则更为精细。在理欲问题上，他强调理不离欲，同时指出理欲二者在人心系统中是相互包含而又确有分别，明确指出“喜怒哀乐，只是人心，不是人欲。”（《读四书大全说》卷二）这是说人心道心互相含藏。他更进一步指出，“人心亦统性，道心亦统情”。这些既强调了“人心”和“道心”的联系，又坚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王夫之推崇朱熹的理欲观，认为理欲之分主要在于每一具体行为上是否道心（仁）居于统率地位，而不是限定什么事为天理，什么事为人欲，所以说“随处见天理，随处见人欲”。他用这种观点理解朱子所说“道心为主，人心听命”，就更为深刻，更具理性主义了。 以上简略分析，说明朱子学在明代有发展也有演变。朱学作为旧传统思想的主流，在明代影响最大。朱学经过罗钦顺、王夫之的补充和发挥，达到相当圆满的程度。而明代中期从朱学分化出王学，正表明这一时期是朱子学演变的最重要时期，
   三、元明时期朱子学在高丽和日本的发端 元明时期朱子学还传播到其他国家。仅以高丽和日本朱子学的发端为例加以分析。 十三世纪，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采取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臣服于元朝的高丽，上自国王、王族，下至使臣、随从，成群结队往返于两国首都之间，终年不绝。大批高丽王公及随从长年定居在元大都，他们耳闻目睹，潜移默化，受到朱子学的熏陶。元朝统治者也鼓励、支持高丽统治者引进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思想文化。这对崇尚佛教而儒学正在僵枯衰退的高丽，不能不是极大的刺激。 但朱子学对于高丽来说，毕竟是外来文化，这一外来文化能否在高丽扎根，归根到底还是看朱子学是否适合高丽的国情，是否能与高丽的文化传统融合。朱子学传入高丽之前，儒、释、道三教在朝鲜已具有少则六、七百年，多则近千年的历史。这三种外来思想形态已深深扎根于朝鲜，积累了丰富的营养资料，三教并已相互渗透，彼此沟通，形成了合流归一的趋势。这一思想基础，为朱子学在高丽扎根创造了条件。作为新儒学的朱子学，既较之原来儒学体系构思更加严密和富于哲理性，又吸取了释、道二教的许多养分，因而它一传入高丽，便为高丽有识之士所看中，并受到本国统治者所重视。
   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上半期，是朱子学传入高丽初期阶段。当时，高丽忠宣王的宠臣安珦（1243—1306年）曾随从忠宣王入元，得以接触程朱理学。1289年，安珦在元大都得到新刊《朱子全书》，归国后便在太学讲授朱子学。安珦的弟子白颐正也是忠宣王的侍臣，在元大都居留十多年，学习朱子学。与安珦、白颐正同时代的禹倬，也是早期朱子学的传播者，他通经史，尤深于易学，程朱理学初传入高丽时，他“闭门月余，参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学始行。”（《高丽史》列传卷二十二）。安珦的另一名弟子权溥，则在翻刻出版朱子学著作方面作出了贡献。这些在高丽传播朱子学的先驱者们，在介绍朱子学著作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朱子学经过了百年的传播和消化、吸收，到十四世纪末李朝建立以后，便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涌现出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一批杰出的理学大师。高丽早期这些朱子学家深入研究理学，并有系统的传著和独到的发挥。他们反对“出世”，主张“入世”，注重实际；维护儒家“道统”，排斥“佛老异端”；以三纲五常作为理乱治世的根本，要求革除弊端，重整封建秩序。这些思想倾向表明，高丽朱子学适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它被要求改革的新进两班官僚所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思想武器和李朝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在此后的五百年间，朱子学对朝鲜的民族心理结构，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对增进中国和朝鲜两国的关系，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有重大作用。 儒家学说约在公元五世纪前后传入日本。据说大化革新是以唐朝的制度为榜样的。日本是将“中华”之国的制度和思想作为榜样经常吸取的。因此儒教也就成了日本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在教养方面不可或缺的因素。
   大约是在1211年，朱子学传入日本。那时，从宋朝回国的僧侣俊芿（1268—1327年）带回来的儒书中，据推测就包含有朱子的书，而在那之前日本已经就有了朱子的《中庸章句》的抄本。所以可以肯定，朱子学传入日本的历史开始于宋末。但那时日本朱子学派还没有产生，朱子的思想还没有在日本确立其地位。1473年，从明朝回国的禅僧桂庵玄树，对在日本介绍朱子的思想，做了很大贡献。继承桂庵的南浦文之（1550—1620年）也是一个禅僧，他在儒学上很有造诣，曾为《四书集注》标点。
   日本朱子学派的始祖是藤原惺窝（永禄四年——元和五年，1561—1619年）。他是日本德川时代儒学发展开端的第一人。由于他的传播，儒学才在当时的文化中心京都开始得到发展。他是从禅僧转向儒学而还俗。他继承朱子学，但并不排斥阳明学，主张“周子之主静，程子之持敬，朱子之穷理，象山之易间，白沙（程献章）之静圆，阳明之良知，其言似异而入处不别《林罗山文集》——《惺窝答问》）。他按儒教来解释神道，认为“日本之神道亦以正我心、怜万民、施慈悲为奥秘，尧舜之道亦以此为奥秘也。唐士日儒道，日本曰神道，名变而心一也。”（《千代茂登草》）
   惺窝的最大门生林罗山（天正十一年——明历三年，1583—1657年）全面发展了日本的儒学，在日本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按照幕藩制度的要求建设儒学，把惺窝的多少带有宗教法的思想提高到作为儒教本来面目的治国平天下的高度。罗山尊信朱子学。他说：“解经莫粹于紫阳氏，舍紫阳弗之从，而唯区区象山之是信，不几于似惑欤？”（《林罗山文集》——《寄田玄之》）他认为阳明学是“儒中之禅”，阳明“门人末流之弊，陷于狂禅”（同上，《随笔六》）。他排斥阳明学，清楚地表明了自己作为一个朱子学家的态度。日本的各种神道理论或多或少地受到佛教的影响，不免同佛教发生调和，而林罗山则完全排除佛教，专以儒教为神道奠定基础，他建立了神儒调和的理论。他参与筹划当时日本德川幕府的文化政策，提倡神道与儒教的一致，把佛教作为“异端”、“外道”加以攻击，反对神道与佛教调和，为巩固朱子学在日本的官学地位而不懈地努力。 朱子学是儒学史上最光辉的理论体系，为日本的思想家们所钦佩。朱子学的伦理理想及其历史、政治学说最适合日本封建社会中的身份制、等级制的社会组织。朱子学的“穷理”精神和当时日本刚刚有了发展端倪的经验的自然研究精神又相一致。因此，朱子学在日本整个德川时代（1603—1876年）的二百多年时间中，成为日本名派儒学中影响最持久的一个学派。
   四、几点认识
   通过对元明时期朱子学的传播及演变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元代朱子学之所以得以兴盛，关键在于统治者的态度。蒙古贵族要统治汉族，要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一定要利用中国传统的儒学。在儒学中，他们又有选择，特别提倡朱子学。在元代，尽管朱子学受捧，实际上是元朝统治者统治策略上的需要。 第二，朱子学能在元明时期得以传播，也与朱子学本身的根本特点紧密相关，朱子学能够站在整个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维护该阶级的长远利益，坚持地主阶级内部的团结统一，因而能有效地调整阶级关系。这正是维护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所需要的。 第三，朱子学毕竟是在专制的封建时代产生的，是在有着几千年崇天神学传统、数百年佛、道信仰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因而它也很容易在深受中国传统儒学影响、封建专制主义盛行的高丽和日本社会上扎根、繁衍。 第四，由此，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在分析哲学史上某些派别时，不仅要注意到它的阶级属性、主观动机以及它们在当时或后世的影响，而且要解剖这一哲学体系，看它是否对人类认识的某一环节有所贡献。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全面评价某一哲学派别在思想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