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本世纪四十年代，苏联教育家凯洛夫提出直观性、自觉积极性、系统性、量力性、巩固性五大教学原则，可是在八百多年前的十二世纪，我国古代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就提出自觉积极、循序渐进、博学熟读、理解钻研、明辩善疑、吐故纳新、力行实践七个教学原则，比凯洛夫的教学原则还完善、科学。朱熹的七大教学原则，主要散见于（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及《朱文公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中：一、自觉积极的教学原则根据矛盾运动法则，矛盾的转化，内因起着主要作用，唤起学生自觉积极的学习态度，是教学的最根本原则。朱熹非常强调这一教学原则。朱熹在与门人辅广等论为学之方时说：“学问是自家合做的，不知学问，则是欠缺了自家的。”（《语类》卷八）他与廖谦等谈读书法时说：“学问，无贤愚、无大小，无贵贱，自是人合理会的事……人若不自向前，师友如何着得力。”（《语类》卷十）他又对陈淳等人说：“看文字，要耸起精神，树起筋骨。”（《语类》卷十）朱熹是通过学习目的性教育，通过“读书是人生第一需要”的哲理启发学生自觉积极地去学习。他与周谟、曾祖道、沈〓等人谈为学时强调：“学者要立大志。所谓立志……只是直截要学尧舜”；“立志要如饥渴之于饮食”。“饥而后食，渴而后饮方有味；不饥不渴强饮食之，终无益也。”（《语类》卷十一）“学者立志，顺教勇猛”、“须策励此心，勇猛奋发”。（《语类》卷十一）有了明确的为学目的，学生才能自觉积极地去学习。 二、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是由知识本身的系统，知识的内在规律性所决定的。做任何事，都得遵循事物的本身规律，教学也是这样。朱熹对叶贺孙、黄升卿等人论为学之方时强调，学习“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牢固，上面方可架物。”（《语类》卷八）《问学如登塔，逐一层登将去。上面一层，虽不问人、亦自见得。若不去实踏地，却悬空妄想，便和最下的层不曾理会得”（《语类》卷十三）。他与李闳祖、叶贺孙、徐寓等论读书法时说：“学不可躐等……须依次序，如法理会”；“凡读书，须有次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会上一句，待通透；次理会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晓；然后将全章反复细绎玩味。”（《语类》卷十一）“须是莫断了；若断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顿直来，费多少力气？”（《语类》卷八）朱熹在《读书之要》中说：“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渐焉！”（见《文集》）在教学实践中，朱熹就是教人先读《论语》、《孟子》，然后观史；读史先读《史记》及《左传》，看《汉书》、《三国志》，再看《通鉴》（见《语类》卷十一）。他与郑可学等谈读书法时进一步说：“必先观《论》《孟》《大学》《中庸》，以考圣贤之意；读史，以考存亡治乱之迹；读诸子百家，以见其驳杂之病。其节目自有次序，不可逾越。”（《语类》卷十一）朱熹对“小学”“大学”科目的学习，都提出过循序渐进的要求。 三、博学熟读的教学原则博学熟读，是求知识的广度与透明度，是打知识基础。朱熹非常重视这一原则。他本身博览的精神，就为中、外学者所无比钦佩。他与辅广、万人杰、沈〓等门人谈读书法时曾强调：“学者须是多读书，使互相发明”；“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方是读书。”（《语类》卷十一）“看文字，当如高〓大艑，顺风张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才离小港，便着浅了，济甚事？”“书只贵读，读多自然晓。”（《语类》卷十）但朱熹不是要学生盲目地多读，他曾谆谆告诫学生不要“贪多”。他提的不要贪多，是指不熟读而盲目去泛观博取。所以他说：“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语类》卷十）他主张：一要在熟读基础上博学。他在与杨若海等谈读书法时曾引别人的话说：“大率学者喜博，而常病不精。
  泛滥百书，不如精于一也；有余力，然后及诸书，则涉猎诸篇亦得其精。”（《语类》卷十）故他与林夔孙、张洽等人谈读书法时说：“读书之法，先要熟读。”（《语类》卷十）博学与贪多不一样，其界限就在是否读得精。他与杨至等人谈读书法时说：“今人读书，看未到这里，心已在后面；才看到这里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晓得。”（《语类》卷十）这是学习上的好高鹜远，叫贪多嚼不烂。朱熹认为：只有熟读，博学才能有用。他说：“学者须是熟，熟时，一唤便在目前；须是博洽，历涉多，方通。”（《语类》卷十、十一）所以，他与潘履孙、黄卓等人谈读书法时说：“读十遍时，与读一遍时终别；读百遍时，与读十遍又自不同。”“与吃果子一般，劈头方咬开，未见滋味，便吃了；须是细嚼教烂，则滋味自出，方始识得这个是甜是苦是辛，始为知味。”（《语类》卷十）“大凡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以有得耳。”（《语类》卷十）朱熹晚年在建阳考亭沧洲精舍曾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今人说要学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难之事，却全然不曾着力，盖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读一人书者。及至见人泛然发问，临时凑合，不曾举得一两行经传成文，不曾照得一两处首尾相贯。其能言者，不过以己私意，敷演立说，与圣贤本意义理实处，了无干涉。何况望其更能反求诸己，真实见得，真实行得耶！”（《文集·沧洲精舍谕学者》）朱熹在这段话里严肃指出，做学问得花点力气。他批评那些不愿意扎扎实实地读几本书，稍为摸过几本书皮就去对问题妄加敷演（叙述与发挥）的人是对问题不负责任：其言既是“以己私意”东拼西凑，毫无理论根据；其行也是违反义理，不能以书意“反求诸己”。对这种人，朱熹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此求师，徒费脚力，不如归家杜门，依老苏法（指苏洵的治学态度），以二、三年为期，正襟危坐，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诗》、《书》、《礼记》，程、张诸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养玩索，着实行履……而学之成也可冀矣。”（同上）这对那些不愿博学而熟读的学者确是个忠告。朱熹有一首《观书有感》：“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文集》）功到自然成，他对多读、熟读与解决哲理中重大难题的关系阐述得多么形象。以上是指要在熟读基础上的博学；二要抓住书的关键处去多读。朱熹与潘植、沈〓等人谈读书法时说：“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脉络自开”；“天下书尽多在，只恁地读，几时得了，须大段用着功夫。”（《语类》卷十）“大段用着功夫”亦指善于在重要关键处下功夫；三是要读有用的书。他和叶贺孙等人谈了下面一段话：“向时有一截学者，贪多务得，要读《周礼》、诸史、本朝典故，一向尽要理会得许多没紧要的工夫，少刻身已都自恁地颠颠倒倒没顿放处，如吃物事相似，将什么杂物事，不是时节，一顿都吃了，便被他撑肠挂肚，没奈何他。”（《语类》卷十一）这三方面，对既要博学又要熟读的关系讲得多么透彻！ 四、理解钻研的教学原则理解钻研，是使学习往纵深发展，解决学习的质的飞跃的教学原则。朱熹是以深钻细研的治学态度驰名中外的。他在教学中也是以此教育学生。他与魏椿、李杞、潘时举等人谈读书法时说：“大凡看书，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会，仍参诸解、传、说教通透，使道理与自家心相肯，方得。”“读书，须是穷究道理彻底。如人之食，嚼得烂，方可咽下，然后有补。”“看文字，须要入在里面，猛滚一番。要透彻，方能得脱离。”（《语类》卷十）朱熹与杨道夫谈为学：“为学勿责无人为自家剖析出来，须是自家去里面讲究做功夫，要自见得。”（《语类卷八）他对林赐说：“文字有未晓处，须下死工夫，直要见得道理是自家的方住。”（《语类》卷十）朱熹与林夔孙、黄?谈读书法时对学习必须认真钻研作了比喻：“看文学，须是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场。”“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语类》卷十）朱熹还进一步指出，要教育学生造就一个“理解钻研”的心理环境，那就是要学生自我养成虚心、静心、专心的学习态度。有人问朱熹：看文字为众说杂乱、如何？朱熹说：“且要虚心，逐一说看去。看得一说，却又看一说；看来看去，是非长短，皆自分明。”（《语类》卷十一）朱熹与陈淳、潘时举谈读书法：“当虚心看，不可先自立说去撑住……虚心，则见道理明。”（《语类》卷十一）他与杨方谈读书法时说：“要以书观书，以物观物，不可先立己见。”朱熹与李儒用、黄升卿、李季礼、曾祖道等说：“观书，须静着心，宽着意思，沉潜反复。”“玩索、穷究，不可一废”“庶几心平气和，可以思索义理。”“故学者且于静处收拾教意思在里，然后虚心去看，则其义理未有不明者也。”（《语类》卷十一）他与童伯羽、沈侗等人谈读书法时进一步说：“心不定，故见理不得。
  须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镜。暗镜如何照物？”“昔陈烈先生苦无记性。一日，读《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记得书’”。（《语类》十一）朱熹对陈文蔚、杨道夫、沈〓、陈淳等人说：“学者读书，多缘心不在，故不见道理；若是专心，岂有不见？”“人做功课，若不专一，东看西看，则此心先已散漫了，如何看得出道理？须是看《论语》，专只看《论语》；看《孟子》，专只看《孟子》。读这一章，更不看后章……如此，则专一而功可成。”（《语类》十一）读书须是专一。读这一句，且理会这一句；读这一章，且理会这一章。”“小儿读书记得，大人多记不得者，只为小儿心专。”“今且放置闲事，不要闲思量，只专心去玩味义理，便会心精。”（《语类》卷十）朱熹讽刺那些在学习上不虚心、不静心、不专心因而对学问理解不了，钻研不进的人是“不能使船嫌溪曲”者（见《语类》卷八）。 五、明辨善疑的教学原则任何事物都是错杂纷纭的。能明辨善疑，便不致误入岐途。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更应如此。朱熹与廖谦、辅广等人谈读书法时说：“看人文字，不可随声迁就，我见得是处方可信。须沉潜玩绎，方有见处；不然，人说沙可以做饭，我也说沙可做饭，如何可吃？”“读书若有所见，未必便是，不可便执着……若执着一见，则此心便被此见遮蔽了。”“有疑处，且渐渐思量。
  若一下便要理会得，也无此理。”（《语类》卷十一）他还很形象地把学习的明辨，比喻作“如高祖知人善任。”（《语类》卷十一）并别有创见地指出：明辨不只辨他人之说，还应辨自己之说，他与吴必大谈读书法时说：“人生病，只知他人之说可疑而不知己说之可疑。试以诘难他人者以自诘难，庶几自见得失。”（《语类》卷十一）要明辨善疑，就忌主观。他对黄?说“正如听讼：心先有主张乙的意思，便只寻甲的不是；先有主张甲的意思，便只见乙的不足。不若姑置甲乙之说，徐徐观之，方能辨其曲直。”《语类》卷十一）朱熹在《读书之要》中说；“文义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
  先使一说自为一说，随其意之所以以验其通塞；复以众说互相诘难，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见《文集》），喜欢辨疑，是学问家的修养。朱熹曾与林学蒙谈“凡看文字，诸家说有异同处，最可观……穷尽其词，又参考而穷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读书这样，作文也是这样。朱熹一生为“四书”“五经”作了许多《注》，这些《注》，无一不是他“明辨善疑”的结晶。他的《四书集注》，第一步是收集关于“四书”的各种注解，特别是二程及其门人的注解，反复选择编成《精义》、《要义》、《集义》，然后从《集义》中选出他认为正确的解释加入《集注》、并在此发挥他的观点，又作《或问》来阐述他所以如此注解的理由。对于“四书”所涉及的音读训诂、名物制度，则多采用汉、魏人的注疏。朱熹34岁编就《论语要义》，43岁编就《论语精义》，在这些著作基础上，48岁才完成《论孟集注》。他68岁时还对曾祖道说：“此书（指《论孟精义》）某自三十岁便下工夫，到今改犹未了。”（《语类》卷一一六）他对《大学中庸章句》的成书过程也是如此：38岁写就《大学解》初稿，45岁将《大学中庸章句》及《大学或问》稿寄吕祖谦，56岁还谈到《大学中庸章句》修改甚多，而且是“旋见得旋改，一年之内，改了数遍”（《语类》卷六十二）。一直到庆元六年他临终前，仍在修改“诚意”章。对《诗集传》成稿过程也是如此。朱熹对“自己之说”是多么“善疑”与“明辨”，这是做大学问者可贵的修养。 六、吐故纳新的教学原则任何事物，能吐故纳新，便有生命。人体的再生工程是如此，知识的发展也是如此。朱熹教导学生做学问一定要能吐故纳新。他对甘节、王力行等人说：“（学习要》濯去旧闻，以来新见。”“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语类》卷十一）朱熹的另一首《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比喻哲理，以“源头活水”比喻纳新。它揭示了一个道理：能不断吐故纳新，就能使人联明生智，晓义明理。朱熹自己治学就是这样。他不拘一家，熔释、道、儒三家精华于一炉，又继承发扬周程学说，吸收张、邵合理观点，才组成自己一个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七、力行实践的教学原则力行实践，是学以致用的体现，是知识的终极目的。学习不力行、不实践，那学习就没有意义了。百科全书若不被人用起来，不过是一堆废纸。在教学过程中，朱熹是非常重视力行实践的。他说过：“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他认为，致知的目的，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对曾祖道、沈〓等人说：“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若不躬行，只是说得便了，则七十子之从孔子，只用两日说便尽，何用许多年随着孔子不去。不然，则孔门诸子皆是呆无能的人矣！”（《语类》卷十三）他的教学情况，据沈〓、辅广所录，“讲说时少，践履时多”，“（要学生）自去体察存养”。（《语类》卷十三）他以“仁”为中心的理学教育教学过程，着重“实下功夫，日日为之”，就“事亲、从兄、接物、处事”中去理会，要学生“日化而不自知。”（《语类》卷十三） 除以上七条教学原则外，朱熹讲学，最善用比喻，这也是善用语言直观；他也注意“量力”原则，他说：“精神长者，博取之；精神短者，但以词义简易者涵养。”（《语类》卷十）他也讲“巩固”原则，说“只草草看过，不济事。”他批评那种在学习上“初时甚锐，渐渐懒去，终至都不理会了”的学习现象（《语类》卷十），要求学生能“去了本子，都在心中，皆说得去，方好。”（《语类》卷十）朱熹的教学原则，可以说比近代教育家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从朱熹的有关著作中去整理借鉴有我国特色的教育学理论，是可以为建设现代教育学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