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位关键性代表人物，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对我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广泛传播于海外，至今仍为世人所尊重。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朱熹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已经与当今时代格格不入，对待朱熹思想最积极的态度不是笼统地继承，而是要经科学甄别之后，摒弃其糟粕，继承其精华。
   那么，我们应当从朱熹思想中吸取哪些精华？ 〔爱国爱民之心〕朱熹不是封闭在书斋的学者，他关注国家民族的兴亡，关心民间疾苦，研究治国之道。朱熹认为恤民为国家之大务，“民富”是“国富”之基础： “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朱文公文集》卷11）“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朱熹《论语集注》卷6）朱熹认为足食之本在于农，国家应当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窃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
  ……陂塘之利，农事之本，尤当协力兴修。”（朱熹《劝农文》） “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朱子语类》卷16） 朱熹一生中给朝廷先后上封事6件，奏札30件，奏状65件，申请53件，辞免127件，共约30余万言。这数十万言上书，有的直言批评朝政，有的是向朝廷建言，希望皇帝能广施仁政。
   “正君心是大本”（《朱子语类》卷108） “治天下不可以无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朱熹《孟子集注》） 但当时的皇帝使朱熹感到失望，他尖锐指责太宗、真宗朝“可以有为而不为”，太宗“不过写字作诗，君臣之间度日而已”，真宗则“东封西祀，糜费巨万计，不曾做得一事”（《朱子语类》卷127）。 朱熹强调当官要廉洁奉公，曾曰： “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字，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朱子语类》卷112）朱熹抨击那些不关心民间疾苦、不管是非曲直的昏官： “当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得策。曲直有前，只不理会……风俗如此，可畏！可畏！”（《朱子语类》卷108） 〔“知”“行”观〕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朱熹提倡“格物致知”，“知行相须”，“不可偏废”，摆正“知”与“行”的关系。他认为理论知识没有亲身实践，这种理论知识是肤浅的。
   朱熹提倡对任何事物必须“穷理”，并身体力行地做到“进取不挠”。他在考亭讲学时对门生说： “诸公自家里来建阳，直到建阳方休。未到建阳，半路归去，便不是到建阳。”（《朱子语类》卷15） “知与行，须是齐头做，方能互相发。”（《朱子语类》卷117） 朱熹对读史提出一个精辟的见解： “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朱子语类》卷11）。
   当今史学界对这一见解仍持肯定态度，认为朱熹的看法至今仍可借鉴为史学批评的一条重要标准。 所谓“大伦理”，意思是指在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几层关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大机会”，指的是在历史进程中带转折性的关键契机；“大治乱得失”的含义，是从大处着眼，认识研究历史上治乱盛衰的转折。简言之，朱熹告诫后人，对待历史要看大是大非，要看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要看历朝兴衰的得失。如朱熹认为《春秋》写出了大伦理，为国人提出众多伦理标准；《三国志》写出了大机会，曹操、刘备、孙权都可称得上抓住“大机会”的政治家，才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史记》写出了大治乱得失，让后人明了治乱根本。这些见解对研究历史是颇有教益的。〔伦理道德〕朱熹对为人应有的伦理道德有许多论述，虽有部分是理学家迂阔之谈，然而有些看法至今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朱熹认为做人要心胸坦荡，要有“硬脊梁”、“有骨肋”，在任何环境中都要能做到宠辱不惊：心广大如天地，虚明如日月。（《朱子语类》卷12）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朱子语类》卷52） “于世间祸福利害不足以动其心，方能立住脚，若不如此，都靠不住。况当世衰道微之时，尤用硬脊梁，无所屈挠方得。”（《朱子语类》卷53） “嘉赏未尝喜，抑挫未尝俱。”（朱熹辑《名臣言行录》）在人际关系方面，朱熹提倡待人以诚，交友讲忠信： “朋友之千人伦所关至重。……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凡事要实，用自己实的心与之交，有便道有，无便道无。”（《朱子语类》卷13) “谋不忠，则欺于人，交不信，则欺于友；传不习，则欺于已、欺于师。”（《答吕子约》） 在生活上，朱熹主张“百事节省”。他一生虽然结庐多处，建筑皆为简陋的茅屋、柴扉，定居考亭也是“买得人旧屋”重修为“一小书楼”，平时饮食穿着十分节俭。要饱还是家常饭，要暖还是粗布衣。三餐以“豆饭藜羹为主”，其女婿黄干记叙朱熹的节俭生活曰：“衣取蔽体，食取饱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勉斋集》卷36《朱子行状》） 有一次胡紘到武夷看望朱熹。朱熹用茄子、生姜招待他。胡紘因此认为朱熹不近人情，后来他当上了监察御史，诋毁朱熹为“伪学罪首”。〔教学理论〕朱熹是个教育家，他对教育的论述，有许多独到见解。朱熹重视教育，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育才： “国家设立学校之官，遍于郡国。盖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用也。”（《送李伯谏序》） “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师、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朱子语类》）朱熹深知治学非易事，在考亭讲学时有言： “学道，乃天下第一至大至难之事。”（《沧洲精舍谕学者》）朱熹谆谆教导学子人生无常，不可虚度： “勿谓今日不学有来日，勿谓今年不学有来年。”（朱熹《劝学文》） 关于读书方法，朱熹有许多言简意赅的论述，后世学子常引为座右铭： “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要）紧”（朱熹《训学斋规》）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朱子文集》卷14行宫便殿奏札二）“读书惟虚心专意，循次渐近，为可得之。”（朱熹《答刘仲则》）“好高欲速，学者之通患。”（朱熹《答林择之》） 朱熹门人将他有关读书方法的言论概括为《朱子读书法》，共六条，成为读书人信奉的圣条： 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紧著用力——居敬持志。居敬持志指学习要专一，持之以恒，如：“今日学者不长进，只是心不在焉。”（《朱子语类》卷104）“若不专一，东看西看，则此心已散漫了。”（《朱子语类》卷11） 朱熹办书院，重教育及其教学态度、方法、揭示的学习规律等，形成一套符合唯物论、辨证法的教育哲理。提倡学习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必须“兼取众长，以为已善”。强调“学问须严密理会，铢分毫析”。还提出读书不要好高鹜远，也不要急于求成，“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限于篇幅，不再多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