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一生在建阳生活20多年，足迹几遍建阳。朱熹中年在马伏寒泉精舍初创、晚年在考亭沧洲精舍得以形成的“考亭学派”，对中国后半期的封建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以建阳而论，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首推朱熹。在邑中只要一提起朱文公，几乎无人不晓。 “千古斯文未丧天，考亭一脉是真传。”朱熹故里建阳，文公风范流传，朱熹所创导的理学对本邑民风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至今遗风犹存。
   崇文轻武 尊师重教
   朱熹对本邑影响最大数教育。在朱熹倡导下，本邑形成了良好的读书求知的文化氛围。 宋时书院大多称“精舍”。朱熹对建阳各地书院（精舍）兴办、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朱熹身体力行，在考亭讲学时，对书院的宗旨、课程、教学方法作了具体的规定。朱熹对学生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师生感情深厚，并提倡自由争鸣的学风。这一切，都成了朱子门下弟子创办学院的楷模。 宋时朱熹在建阳亲自创办的书院（精舍）有马伏寒泉精舍、晦庵（云谷）草堂、考亭沧洲精舍等。朱熹去世后，这些地方均辟为书院。 在朱熹倡导下，朱熹门人陆续在建阳各地创办精舍，蔡元定在莒口西山创办西山精舍。精舍居西山绝顶，沿涧攀崖，小道盘曲。传元定在此“忍饥啖荠”读书，后来朱子移居考亭，元定追其迹迁居后山，建庐峰书院。后山至今可寻书院遗迹。 朱熹女婿、得意门生黄干在崇泰里（莒口）河坝建潭溪精舍。朱熹登云谷山常在此憩息。而后黄干在城坊西清巷讲学，不久又迁到水东妙高峰下，易名为“环溪精舍”。 朱熹高足弟子刘?在马伏建云庄书院，“讲道其间，以倡圣学”。朱熹另一名高足弟子叶味道在后山建“溪山精舍”，朱子曾为精舍题匾。 据《县志》记载，是时建阳书院多达14所，“讲帷相望”，邑中读书风气比唐朝大为兴盛。除朱熹弟子私人创办的书院外，当时建阳亦有官办的县儒学（即官学），设在交溪之浒，即今麻阳溪与崇阳溪交汇之处。学生前往学习需过渡，每遇春水泛滥，渡船就无法航行。朱熹从便利学生上学出发，曾建议地方官将儒学迁童游护国寺。直至朱熹逝世后，其季子朱在再次倡议，县儒学始按朱熹的意见移建。今县医院址就是南宋学官所在。 “人家不必论富贫，唯有读书声最佳。”宋代邑中读书风气大盛，人才辈出。金榜题名中进士者多达108人。状元、榜眼、探花齐全，丞相、大夫、学士如云，还出现了不少文学家、诗人、音乐家、书画家等。据不完全统计，《宋史》、《续资治通鉴》、《福建通志》、《闽书》中青史留名者共有300余人。较出色的有以朱熹为首的“潭阳七贤”、“蔡氏九儒”、“刘氏十进士”、“熊氏十进士等”。世界法医学家宋慈从小师从吴雉，而吴雉是朱熹的门人。宋代建阳名人荟萃与朱熹讲学有着密切关系，建阳称之“南闽阙里”名符其实。 邑中崇文轻武，尊师重教的传统代代相传。朱熹及其门人创办的书院历代重修。明代建阳曾兴起重修书院之风，除考亭书院外，明代重修的书院主要有：横渠书院，在永忠里麻沙，洪武乙卯（1387）知县郭柏泰重建。明洪武年间状元丁显为之作记。横渠书院原为宋理学家张载移居本邑后裔所建，在当时来说，建筑规模凡五十楹，足称大观。中为大厅，左为集义斋，右为敬本堂，大门外矗立两座大牌坊，一曰“扶植纲常”，一曰“缵述道统”。另据方志所载，崇泰里莒口也建有横渠书院，建筑规模较麻沙横渠书院小。
   廌山书院，在禾平里长坪，洪武乙卯（1375）知县陈敏重建，明提学宋衡为之作记。 庐峰书院，在崇泰里后山正统戊辰（1448）重建。成化年间增建大门，又于坊门外立二坊，嘉靖年间又复建一次。明成纪为之作记。
   宋时朱熹门人所办的环峰书院、潭溪书院、鳌峰书院、溪山书院等都重新修复。 明代县儒学规模比宋代更大，曾多次重建和扩建。至嘉靖年间，县儒学主要建筑有启圣先师庙、乡贤祠、名宦祠、东庑、西庑（各12间），书籍库、祭器库、尊经阁、讲经堂、敬一亭、碑记亭、题名亭、观德亭、居仁斋、由义斋等；还新建了棂星门、道义门、儒林坊、兴贤坊、育才坊、礼门坊、义路坊、泮宫坊；还建有教谕、训导及学员住所。这些建筑物在明代270多年内曾多次被水冲毁，又及时得到修复，可见当时邑中官员对教育之重视。 宋代朱熹曾感叹县儒学藏书寥寥，学子无书可读。至明代学宫尊经阁藏书较充实，分文字号厨、行字号厨、忠字号厨、信字号厨四大类，计有一百多部上万卷经典，其中大部分为崇化书坊版图书。如《大明一统志》、《大明会典》、《诗经大全》、《事文类聚》、《艺文类聚》、《唐文》、《通鉴纲目》、《史记》等等。
  有明一代，本邑除学宫和书院外，还设有社学、义学和书院。社学是乡一级政府用公费办的学校；义学是有志兴学者私人举办的学堂；书院是官员和在野学者创办的讲学场所。 明代统治者规定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一“学。县府设有“教谕”，掌管文庙祭祀及社学。除此还有由“义塾”发展而成的“义学，在义学学习的学生，可以免交学费。兴办义学的大部分系地方上的开明之士，亦有官府出面办的。 明代邑中进士举人之多，是邑中百姓好诗书而轻武举的体现。在明代，有72人在乡试中举。其中11人通过殿试，登进士第，并有1人中状元。武举则寥寥无几，自唐设武科以来，一直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方有三桂里人张大命考中武进士，此人为本邑有史记载的第一个武进士。 邑中尊师重教之风从宋一直流传至今。民国时期乡间不少人家厅堂有一张长案桌，上供“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把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同神仙、祖宗一起奉祀。即使是目不识丁的穷苦人家，也依然“敬惜字纸”，文化知识在他们心目中是十分神圣的。建国后建阳教育事业大发展，与朱熹所处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不可否认的是乡间百姓送子入学，其中不少人仍然是受“望子成龙”、等传统思想的影响。
   阙里人家 民风淳朴 建阳乃是“七贤过化之乡”，“在田者勤身乐业”，“家有诗书，户有法律”，“遂彬彬焉为道义之乡”。（道光《建阳县志》）南宋建阳知县刘克庄《县厅题名记》亦云：“巍巍考亭，为宋阙里，两坊坟籍大备，比屋弦诵……民易治也”。 先贤讲学之地，儒家思想在百姓中影响犹深。儒家思想教育主要靠父母在家庭中向子女传授如何做人，如何立世等等。阙里人家，民风淳朴，在乡间社会有众多体现。 朱熹曾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仪礼经传通解》卷9）。朱熹这一说法被后人总结成“五伦”，大意是父子之间要有亲情，君臣之间要讲礼义，夫妻之间要相敬如宾，长幼之间要大小有序，朋友之间要讲信义。这些做人立身处世的起码准则，世世代代影响着邑中百姓。在乡间，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若知谁家子女不孝顺父母，兄弟之间吵闹，当场会受到众人的指责。乡间常可见到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一家10几口人甚至20几口人和睦相处，被人们传为佳话。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又常常在死后的丧事及祭祖活动中得到体现。
   祭祖之风，由祖辈代代相传，成为“人生第一要紧事”。 自朱熹著《家礼》，本邑名门望族纷纷建祠堂。清代，宗祠遍及城坊乡间。历史悠久的祠堂有考亭的朱家祠堂、马伏的刘家祠堂、麻沙的蔡家祠堂、后山的叶家祠堂、长坪的游氏祠堂、莒口的熊氏祠堂、书坊的余氏祠堂、崇雒的宋氏祠堂、水东的黄氏祠堂、城坊的王氏祠堂等等。一些祠堂虽县志无记载，规模却十分可观。如彭墩的章家祠堂，建筑面积上千平方米，分上下两厅，边为两庑，中有水井，正厅立柱需两人合抱，厅堂高大宽敞，雕梁画栋，斗拱翘檐，结构坚固异常，虽经几百年风风雨雨的侵袭，主体结构安然无恙。 同姓同宗的思想，普遍存于邑中百姓的头脑之中，所谓“同姓一家人”。邑中每个宗族祠堂，皆供奉宗族祖先公认的佼佼者：朱子祠祀朱熹，蔡氏祠祀蔡发、蔡元定、蔡杭等，游氏祠祀游复、游酢，刘氏祠祀刘?，熊氏祠祀熊禾，叶氏祠祀叶味道，黄氏祠祀黄干……祭祖时间为春秋两祭，由宗族长辈（族长）主祭。祭祖费用由祠堂的祭田、祠田租米开支，不够再由族人共同分摊。祭祀的程序多按宋《朱子家礼》进行。
  邻里相帮，礼尚往来，是乡里社会的一大特点。“离不开的邻，割不断的亲。”乡间邻里相帮的风气自古流传。用本地俗语来说“没洗脸就相见”，远亲不如近邻。 乡里修建房屋，以木工为主，请几个木匠师傅，其余的活都是靠自己动手，邻里相帮完成的。从挖地基、砌石头、上山砍杉木、扛杉木，一直到上梁盖瓦筑土墙，都少不了众人相帮。这种帮忙如同换工，今日我帮你盖房，来日你帮我盖房。
   在平日农事活动中，农忙时邻里也一定要帮工，今天你帮我犁田，明天我帮你插秧。 红白喜事众人帮。红白事是民间生活的大事。红事指婚嫁，白事指丧葬。红事是喜事，农村办婚事是不发请贴的。某家有婚事，全村都知道，送不送礼，全由你自己权衡。左邻右舍或来往较多的村邻，那是一定要送礼的，否则会被视为失礼。一般来说，主人都会收下礼金，列上名单，到时派“请客的”挨家挨户去请客人喝喜酒，如果没人来请，那是主人失礼。 办喜事邻里乡亲前去帮忙做事由主人事先发出邀请，然后众人分工，大厨、小厨、洗菜、挑水、借碗桌、端菜、理酒、叫客都要用红纸写好姓名，贴于墙，众人各司其职。喜事结束后，主人会送给每人一个小红包，皆大欢喜。 白事伴随着哭声，实际上是悲事。不用主人发话，邻里会主动去帮忙，尽管平时曾经发生过口角的邻居，在这时一切积怨也因一个人的死亡而化解，照样前来帮忙。俗云“怨生不怨死”，而农村白事要干的事比红事多得多，如挖墓穴、开路等，一些村庄没专职抬棺材的，也得靠邻人帮助。 乡间邻里相帮的习俗是红事帮忙要邀请，白事帮忙不请自到，细细品味，乡人淳朴思想就包含其中：红事是高兴事，又有红包答谢，前去帮忙是锦上添花；白事是悲痛事，前去帮忙是雪中送炭。 朱熹曰：“陂塘之利，农事之本，尤当协力兴修。”（《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历史上乡间村庄常常形成一个统一的小社会，凡是兴修陂塘水利、开渠筑堤、修桥、修路以及打井、建凉亭等等公众事业，均由里正（乡村长）为头，众人出资出力完成。直到如今本邑大部分村庄有乡规民约，修路一般在农历八月，这时早稻已经收割，晚稻还未成熟，正是农闲季节。按旧俗，这年村里的添丁户（生男孩）要请全村劳力吃饭，俗称“吃供”，吃完饭大家都去山间田野开路。 朱熹提倡“与人为善，宽以待人”，乡间突出特点是待客诚恳热情，特别是偏僻小村的山里人，待客更为热情。冬天一碗热腾腾的冰糖茶，夏天一碗清凉凉的蜂蜜水，你如果肯坐下来在他们家里吃餐饭，主人家尽自己可能，把最好吃的东西端上桌招待客人。乡间百姓还有个特点是同情弱者，一家有难众人帮。遇乞丐上门，多少都会施舍一点，如果谁家不施舍，反遭众人议论。行路人经过瓜地果园，只要肯开口，吃个瓜摘几个果，主人一般都不肯收钱。 勤与俭，是乡间最为突出的民风，有句俗语叫“磨豆腐的早，捡猪屎的更早。”东方刚泛白，山乡小村就活跃起来了。家家炊烟上升，妇女已在灶头忙着做饭、下地的、上山的、捡猪屎的都出动了。若是夏收季节，大多数农民都习惯割一担稻谷再回家吃早饭，有些人干脆到田头等天亮。 乡里淳朴乡情还表现在平日生活之中，邻里互借农具、借米借钱、村里小店赊账，这些都是常有的事，不要立借据，谁也不会赖账。小村庄各家门户很少上锁，若是外出，托邻居照看，顺便帮肋喂猪、喂鸡。不可否认，乡间百姓淳朴民风与朱熹所倡导的儒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封建礼教格外森严
  朱熹有些言论明显是为维护封建王朝统治和封建伦理关系的，这是朱熹所处的时代和历史背景所决定。在朱文公“过化之乡”的建阳，封建礼教格外森严。朱熹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其中包括男女恋爱自由的禁止。旧社会几乎每一对男女都是奉“父母之命”结合的，如果男女私自订终身，即被认为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忤逆不孝”。
  传统婚嫁的程序包括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早在先秦时就按这一程序办。朱熹裁剪六礼为三礼：纳采、纳币、亲迎。纳采就是提亲；纳币就是下聘礼、订婚；亲迎就是定下结婚日期，迎娶新娘。实际上程序还同旧礼一样多，比如纳采就包括要“问名”（指问生辰八字），因此说朱熹是将六礼概括成三礼更为准确，直到民国婚嫁程序也还是遵循这些老礼俗，其冗繁的习俗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力的积聚，有增而无减。 无论是六礼还是三礼，两家联姻前的议婚过程，只是双方父母的意思。父母按照他们的标准去挑选儿媳、女婿，通过媒人来回奔跑，从中说合，直到婚姻大事议定。如果没有“父母之命”，谁也不敢“私订终身”。
  朱熹把纳吉、纳征、请期统归于“纳币”，此后邑中也多是如此，即婚姻开始就是议聘金，议嫁奁，定结婚日期。本地旧俗女子十二、三岁就“插记”了。一是早订终身，二是“插记”之后，按习俗男方需向女家分节、分年。端午节送粽子、猪肉、干果，过年送鸡送猪蹄等。女家虽有回礼，但总是男家破费多些。 “插记”过程，实际上是双方父母讲价钱的过程，聘礼由女方提出。旧时大户人家小姐出阁，索要的聘礼，包括金银珠宝、珍珠玛瑙、丝绸绫罗……皆以双数为佳，所以富家闺女有“千金小姐”之称。 朱熹思想无疑有其局限性，他认为《女诫》“鄙浅”，欲另集古语成章，教人以妇道；还认为寡妇改嫁是失节，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朱熹一些封建思想对建阳的影响是十分大的。朱熹自己撰文所称赞的邑中淑女和守节女子就有麻沙江琦妻虞道永、黄崇妻长坪游仪之女、饶伟妻吕氏、范如圭妻叶氏、周谊妻三桂里人陈氏等十余人。如称虞氏夫殁之年，诸子皆幼，督子读书甚严。及子成年，则皈依佛门，布衣蔬食，以终其身云云。 朱熹在建阳的后裔，念念不忘祖宗教诲，清代有众多朱门之女和媳妇守节终身，为邑中妇女之懿范。朱熹十二世孙女朱无瑕，嫁给李汝梗为妻。三年后李汝梗一病不起，此时朱无瑕已有孕在身，李汝梗便对妻曰：“我必不起，娠男则守，娠女若何？”无瑕呜咽不能回答。后来无暇果生一女，李汝梗一气病急转危，舌涩不能语，但两眼死死瞪住其妻。无暇明白丈夫怕她改嫁，遂自尽先夫而去，李汝梗才断气，演出了无异于活人殉葬的悲剧。 朱熹裔孙廪生朱懋壁娶生员张陶之女张淑英为妻。朱二十卒，张淑英同侍儿巧环共同抚养四岁之子朱炳诏。炳诏成年后高中康熙庚中补科副榜，由教习任安塞县知县。张淑英孀居六十余载，年八十而终。此为朱门媳妇守寡时间最长者，以上皆建坊表彰其为“从一而终，贞淑不二”的女性风范。 孀妇守节，是因为世俗舆论压力太大了，受封建礼教之毒太深。有些“贞节女”根本没有见过她的未婚夫。她守节只是守一个男人的名字，“为××之妻”这个名份，几十年来一直谨守闺中，直到成为一个老态龙钟腰驼背弯的老太婆。在她行将就木时，还是个老处女。有些烈性女子则一死了之。邑人王权死于舟楫之祸，其妻黄氏（书坊人）昼夜哀痛不止，因已有孕在身，欲死不能。待遗腹子生下剃发后，悲泣于丈夫灵牌之前，夜间用利刃割喉管自尽，并于梳奁台上留诗一首曰：
   常说死同穴，而今问水滨。
   团圆难负约，甘向剑头寻。
   死时年方二十。邑中绅士纷纷以诗挽之，知县马世道挽之以“志节维风”匾以表彰。
  虽说不能将“一女不嫁二夫”之类封建思想全归罪于朱熹，但朱熹为维护封建伦理关系的一些言论今日应当摒弃，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