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对于朱熹的事功和政绩，南宋反道学势力均竭力贬损；清代戴东原、颜元乘等人，基于其反传统立场，亦多半持批判否定的态度。近年我国大陆一些论者，也竭力附和，较多典型的说法有： 朱、陆唯心主义哲学流行之际，人人空谈心性，个个想当圣贤，实际上是什么也不懂的废物。（周宝珠、陈振主编《简明宋史》第16章） 像朱熹这样的道学家，在安邦定国方面，并无善策，只能贩卖那种迂阔而不切实的“古时丹”，以文其陋。（王越《南宋反道学的斗争》）
朱熹之流是以《大学》、《中庸》为敲门砖，空谈心性，无补时艰的大儒。 诚然，“空谈心性，无补时艰”；“腐儒妄议，空谈误国”的现象，在朱熹学派以及宋明儒末流中不能说没有，但把它挂到朱熹账上就不合适了。事实上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才华横溢，大有作为的能人，他兼具学者、大儒、良师、名宦、才士等多重身份和良好素质，他一生七十一载，尽管屡遭排斥，仕途坎坷，仅“仕于外者九考（实际七年零三个月），立朝四十日（实际四十六日）”，绝大部分时间为奉祠养亲或家居著述讲学，但他不论置身何地，都奋发有为，以积极的“入世”态度直面人生，为挽救民族危亡，继承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启迪古代文明，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大体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朱熹是我国古代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哲学家，他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集先秦以来传统儒学及诸子百家之大成，熔儒释道于一炉，建构了一个空前博大精密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我国理论思维最发达的形态，把我国传统文化衍化到一个新阶段。复旦大学蔡尚思先生云：“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闽学研究丛书总序》）。台湾钱穆先生说： 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朱子新学案》）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认为： 朱熹是封建社会后期学问最广博，影响最深远的学者……孔孟而后，朱熹是一位地位仅次于孔孟的夫子。（《宋明理学史》）这些评论，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二、朱熹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世界文化巨人。他一生学而不厌，勤奋著述，据有的学者统计，其学术成果有：本人著述209卷，编纂书籍210卷，注释38卷，校勘72卷；此外还有门人后学编纂的《文集》112卷，《语类》140卷，共781卷（陈正夫《朱熹评传》）。数量之多，门类之广，不但是前无古人的，即使在今天的专业工作者中也不多见，这对于丰富发展我国古代文化宝库，无疑是一个重大贡献。请问一个人一生能给后人留下这么多的财富，能够说他是“什么也不懂的废物”吗？ 三、朱熹是一位学行并茂、修养全面的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先后修复与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亲手创建了寒泉、武夷、竹林（后改考亭书院）三精舍，并在我国南方多处亲自讲学。影响所及，其门人弟子也纷纷在各地兴学校，建书院，大兴自由讲学授徒之风。并以这些书院为传播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动中心和阐扬理学思想的舆论阵地，逐步排挤与取代了魏晋以来遍布各地的佛道寺观和濒于衰败的官学。朱熹一生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其弟子计有及门者467人，未及门而私淑者21人，共488人，为汉以来经师授徒人数之冠（《陈荣捷《朱子门人》）。请问对于历来尊师重教的中华文明古国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后世称颂的不朽功业吗？四、朱熹是封建时代一位德才兼备的有作为的父母官。他在短暂的五处地方官任内，夙夜匪懈，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1、举荒政、薄赋敛。在南康军任内：“申减秋苗、夏税、木炭、月桩、总经制钱二千缗”，“乞蠲本军阁租苗米四万七千余石，检放三万八千余石”。并开场济粜（卖救济粮），在全境设粜场35处，活饥民大人十二万七千多口，小儿九万余口。（《年谱》）。在浙东任内，调丰储仓米三十余万石救绍兴、衢州大饥，乞得上赐钱及官会七十五万贯济婺、衢、处、台等州民困，并亲行会稽田间察看蝗灾，募人扑捕，“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革之”（《宋史》本传）。 2、修水利，重农桑。淳熙七年，在南康采取以工代赈办法，募饥民修筑滨江大堤。淳熙九年至台州，拨款黄岩、定海诸县，倡修多处水利设施，使该地水旱之灾、饥谨之苦得以舒减。在漳州任内，“奏除属邑上供无名赋七百万，减本州无额经总制钱四百万，”（《年谱》）并颁行《劝农文》，推广先进耕作技术，提倡广植木棉，发展经济作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3、立社仓，苏民困。乾道七年在五夫家居时，目睹每岁春夏之交，青黄不接，“豪户闭粜牟利，”贫民横遭盘剥之苦，首创五夫社仓，以互助互济，调剂余缺，“一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缺食”（《年谱》）。淳熙八年冬，奏请朝廷“颁行社仓条例于诸路。”（同上）
4、清田亩，正经界。绍熙元年，他在漳州针对“土居豪右，占田隐税”（《文集》卷21《经界申请诸司状》）的弊端，“奏行经界法”，令邑人清丈土地，核实田亩，限制豪绅大户转嫁田赋负担。后虽因权贵所阻而未能付诸实施，但作为限制豪民占田隐税的一项重大改革，仍有其积极的意义。曾被王夫之誉为“均平详审，宜可行之天下而皆准”的良法（王夫之《宋论》卷12）。 5、兴文教，育人才。除先后兴复庐山白鹿洞书院，重修与扩建长沙岳麓书院外，还整葺同安县学宫及经史阁，设漳州宾贤馆。每到一地，均亲临讲学；并为州学县学选用教授教谕，增加员额，扩大规制。还在漳州大量刊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供士人研读。 6、树正气，励风俗。他每到一地，都以“厚人伦，美教化”为先。刚抵南康军所就颁发告谕“令父老教诫子弟”，“劝民遣子弟入学”，并“移文教授司户”，“使之宣明教化，笃厉风俗”（《年谱》）。在浙东，他下令毁永嘉秦桧祠，教世人辨忠佞，弘扬民族气节。在漳州任内，他针对当地开发较迟，“风俗薄陋，民不知礼”的情况，连续颁发多道文告，严禁女入空门，附鬼为妖，滥设传经会及庵舍，男女混杂，竞演淫戏以及讼棍包揽官司诈民钱财等陋习，使民知冠、婚、丧、祭之礼，民风为之丕变（《年谱》）。 7、访民隐，正官风。在浙东任内，“日与僚属寓公馆访民隐，昼夜不倦，至忘寝食”；“亲出按历，始于会稽诸县，次及七郡，穷山长谷，靡所不到，付问存恤，不遗余力。”（《年谱》衢州知州李峄，江山知县王执中，宁海知县王辟纲等一大批贪污赎职，欺压百姓的墨吏均严惩不贷，台州知州唐仲友，多行不法，虽有宰相王淮（姻亲）做后台，朱熹也六上表章奏劾（《宋史·本传》）。 短短七年多，能够办成这么多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实事，实属难能可贵，充分显示了朱熹的胆识，才能和魄力，受到了时人的赞叹。与他学术观点不同的叶适公正地说：朱熹“居官所至有绩。”（《水心文集》卷二《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孝宗皇帝也曾对王淮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宋史·本传》）请问，这难道能说朱熹是“腐儒妄议”，“空谈误国”吗？ 五、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还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根据其哲学理论和社会现实，还通过多次入都奏事或上疏，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以“正心诚意”为理论基础，“正君心”为“大本”（根本），以“恤民”为“大务”（中心任务），以“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项“急务”为重点，以驱逐金寇，恢复中原为目标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有关整顿朝廷用人、治军、省赋和安定社会，增强国力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壬午封事》中，他针对孝宗诏求直言所出的题目，着重提出了“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三点建议。在《庚子封事》中，他以南康军灾害频仍，百姓憔悴的情况为例，提出了“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的方案。在《戊申封事》中，更针对当时“天下大势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的危局，进而提出“正君心”，“立大本”及行施六项“急务”的具体对策。 上述政治路线和主张是朱熹理学思想在治国之道中的具体运用。这是一条救亡图存、治乱兴邦的政治路线，从理论的高度回答了当时客观形势所要求回答的问题，不失为智者高论。这套路线政策，条分缕析，纲目清楚，把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修内政”和“攘夷狄”，“立大本”和各项具体政策措施都紧密结合起来，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恢复”。比如在《壬午应诏封事》中，他明确指出“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学而督之于后，任贤所以修政而经纬其中，天下之事，无出于此。”（《文集卷11》这就是说“讲学”，“定计”和“任贤”是三位一体，服务服从于“修政”的。又如在《庚子封事》中，他不但论证了“恤民”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把“恤民”列为“天下国家之大务，”同时又提出“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已矣”的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一条龙主张。其最后目的则在于富国强兵，“复土宇”，“雪宗庙之仇耻”。（同上）在《戊申封事》中，更深刻论证了“正君心”和实行“六项急务”之间的以“纲举目张”的关系，并详细阐述了实施六项急务”的具体办法。 如撇开其具体阶级内容的不同，就其条目来说，这些对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朱熹抓住这些问题做文章，可说抓到了点子上。其次，朱熹把“正君心”列为“大本”，这也是一种极高明的见解，可谓善于抓主要矛盾，抓关键，我们今天不也在强调“领导是关键”，要“从领导做起”，“从中央做起”，“一级抓一级”吗？在一切权力集于皇帝一身的封建专制时代，这尤有必要，难道皇帝“心术不正”，荒淫无道，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吗？朱熹说“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同上）“凡此六事（指“六项急务”）皆不可缓，而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大事无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则虽欲备精劳力，以求正夫大事者，亦将徒为具文”。（同上）这确是经验之谈。有的把它说成是“帝心决定论”的唯心主义观点，完全是一种误解。
对朱熹一生的事项政绩，钱穆先生有一段很好的概括，他说： “朱子于政事治道之学，可谓于理学界中最特出。试观其壬午、庚子、戊申诸封事，议论光明正大，指陈确切着实，体用兼备，理事互尽，厝诸北宋诸儒及古今名贤大奏议中，断当在第一流之列。又其在州郡之行政实绩……其精心果为，与夫强立不反之风，历代名吏施政，其可赞佩，亦不过如此。”（《朱子新学案·朱子学提纲》）
朱熹之流是以《大学》、《中庸》为敲门砖，空谈心性，无补时艰的大儒。 诚然，“空谈心性，无补时艰”；“腐儒妄议，空谈误国”的现象，在朱熹学派以及宋明儒末流中不能说没有，但把它挂到朱熹账上就不合适了。事实上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才华横溢，大有作为的能人，他兼具学者、大儒、良师、名宦、才士等多重身份和良好素质，他一生七十一载，尽管屡遭排斥，仕途坎坷，仅“仕于外者九考（实际七年零三个月），立朝四十日（实际四十六日）”，绝大部分时间为奉祠养亲或家居著述讲学，但他不论置身何地，都奋发有为，以积极的“入世”态度直面人生，为挽救民族危亡，继承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启迪古代文明，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大体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朱熹是我国古代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哲学家，他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集先秦以来传统儒学及诸子百家之大成，熔儒释道于一炉，建构了一个空前博大精密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我国理论思维最发达的形态，把我国传统文化衍化到一个新阶段。复旦大学蔡尚思先生云：“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闽学研究丛书总序》）。台湾钱穆先生说： 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朱子新学案》）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认为： 朱熹是封建社会后期学问最广博，影响最深远的学者……孔孟而后，朱熹是一位地位仅次于孔孟的夫子。（《宋明理学史》）这些评论，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二、朱熹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世界文化巨人。他一生学而不厌，勤奋著述，据有的学者统计，其学术成果有：本人著述209卷，编纂书籍210卷，注释38卷，校勘72卷；此外还有门人后学编纂的《文集》112卷，《语类》140卷，共781卷（陈正夫《朱熹评传》）。数量之多，门类之广，不但是前无古人的，即使在今天的专业工作者中也不多见，这对于丰富发展我国古代文化宝库，无疑是一个重大贡献。请问一个人一生能给后人留下这么多的财富，能够说他是“什么也不懂的废物”吗？ 三、朱熹是一位学行并茂、修养全面的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先后修复与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亲手创建了寒泉、武夷、竹林（后改考亭书院）三精舍，并在我国南方多处亲自讲学。影响所及，其门人弟子也纷纷在各地兴学校，建书院，大兴自由讲学授徒之风。并以这些书院为传播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动中心和阐扬理学思想的舆论阵地，逐步排挤与取代了魏晋以来遍布各地的佛道寺观和濒于衰败的官学。朱熹一生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其弟子计有及门者467人，未及门而私淑者21人，共488人，为汉以来经师授徒人数之冠（《陈荣捷《朱子门人》）。请问对于历来尊师重教的中华文明古国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后世称颂的不朽功业吗？四、朱熹是封建时代一位德才兼备的有作为的父母官。他在短暂的五处地方官任内，夙夜匪懈，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1、举荒政、薄赋敛。在南康军任内：“申减秋苗、夏税、木炭、月桩、总经制钱二千缗”，“乞蠲本军阁租苗米四万七千余石，检放三万八千余石”。并开场济粜（卖救济粮），在全境设粜场35处，活饥民大人十二万七千多口，小儿九万余口。（《年谱》）。在浙东任内，调丰储仓米三十余万石救绍兴、衢州大饥，乞得上赐钱及官会七十五万贯济婺、衢、处、台等州民困，并亲行会稽田间察看蝗灾，募人扑捕，“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革之”（《宋史》本传）。 2、修水利，重农桑。淳熙七年，在南康采取以工代赈办法，募饥民修筑滨江大堤。淳熙九年至台州，拨款黄岩、定海诸县，倡修多处水利设施，使该地水旱之灾、饥谨之苦得以舒减。在漳州任内，“奏除属邑上供无名赋七百万，减本州无额经总制钱四百万，”（《年谱》）并颁行《劝农文》，推广先进耕作技术，提倡广植木棉，发展经济作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3、立社仓，苏民困。乾道七年在五夫家居时，目睹每岁春夏之交，青黄不接，“豪户闭粜牟利，”贫民横遭盘剥之苦，首创五夫社仓，以互助互济，调剂余缺，“一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缺食”（《年谱》）。淳熙八年冬，奏请朝廷“颁行社仓条例于诸路。”（同上）
4、清田亩，正经界。绍熙元年，他在漳州针对“土居豪右，占田隐税”（《文集》卷21《经界申请诸司状》）的弊端，“奏行经界法”，令邑人清丈土地，核实田亩，限制豪绅大户转嫁田赋负担。后虽因权贵所阻而未能付诸实施，但作为限制豪民占田隐税的一项重大改革，仍有其积极的意义。曾被王夫之誉为“均平详审，宜可行之天下而皆准”的良法（王夫之《宋论》卷12）。 5、兴文教，育人才。除先后兴复庐山白鹿洞书院，重修与扩建长沙岳麓书院外，还整葺同安县学宫及经史阁，设漳州宾贤馆。每到一地，均亲临讲学；并为州学县学选用教授教谕，增加员额，扩大规制。还在漳州大量刊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供士人研读。 6、树正气，励风俗。他每到一地，都以“厚人伦，美教化”为先。刚抵南康军所就颁发告谕“令父老教诫子弟”，“劝民遣子弟入学”，并“移文教授司户”，“使之宣明教化，笃厉风俗”（《年谱》）。在浙东，他下令毁永嘉秦桧祠，教世人辨忠佞，弘扬民族气节。在漳州任内，他针对当地开发较迟，“风俗薄陋，民不知礼”的情况，连续颁发多道文告，严禁女入空门，附鬼为妖，滥设传经会及庵舍，男女混杂，竞演淫戏以及讼棍包揽官司诈民钱财等陋习，使民知冠、婚、丧、祭之礼，民风为之丕变（《年谱》）。 7、访民隐，正官风。在浙东任内，“日与僚属寓公馆访民隐，昼夜不倦，至忘寝食”；“亲出按历，始于会稽诸县，次及七郡，穷山长谷，靡所不到，付问存恤，不遗余力。”（《年谱》衢州知州李峄，江山知县王执中，宁海知县王辟纲等一大批贪污赎职，欺压百姓的墨吏均严惩不贷，台州知州唐仲友，多行不法，虽有宰相王淮（姻亲）做后台，朱熹也六上表章奏劾（《宋史·本传》）。 短短七年多，能够办成这么多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实事，实属难能可贵，充分显示了朱熹的胆识，才能和魄力，受到了时人的赞叹。与他学术观点不同的叶适公正地说：朱熹“居官所至有绩。”（《水心文集》卷二《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孝宗皇帝也曾对王淮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宋史·本传》）请问，这难道能说朱熹是“腐儒妄议”，“空谈误国”吗？ 五、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还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根据其哲学理论和社会现实，还通过多次入都奏事或上疏，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以“正心诚意”为理论基础，“正君心”为“大本”（根本），以“恤民”为“大务”（中心任务），以“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项“急务”为重点，以驱逐金寇，恢复中原为目标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有关整顿朝廷用人、治军、省赋和安定社会，增强国力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壬午封事》中，他针对孝宗诏求直言所出的题目，着重提出了“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三点建议。在《庚子封事》中，他以南康军灾害频仍，百姓憔悴的情况为例，提出了“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的方案。在《戊申封事》中，更针对当时“天下大势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的危局，进而提出“正君心”，“立大本”及行施六项“急务”的具体对策。 上述政治路线和主张是朱熹理学思想在治国之道中的具体运用。这是一条救亡图存、治乱兴邦的政治路线，从理论的高度回答了当时客观形势所要求回答的问题，不失为智者高论。这套路线政策，条分缕析，纲目清楚，把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修内政”和“攘夷狄”，“立大本”和各项具体政策措施都紧密结合起来，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恢复”。比如在《壬午应诏封事》中，他明确指出“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学而督之于后，任贤所以修政而经纬其中，天下之事，无出于此。”（《文集卷11》这就是说“讲学”，“定计”和“任贤”是三位一体，服务服从于“修政”的。又如在《庚子封事》中，他不但论证了“恤民”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把“恤民”列为“天下国家之大务，”同时又提出“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已矣”的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一条龙主张。其最后目的则在于富国强兵，“复土宇”，“雪宗庙之仇耻”。（同上）在《戊申封事》中，更深刻论证了“正君心”和实行“六项急务”之间的以“纲举目张”的关系，并详细阐述了实施六项急务”的具体办法。 如撇开其具体阶级内容的不同，就其条目来说，这些对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朱熹抓住这些问题做文章，可说抓到了点子上。其次，朱熹把“正君心”列为“大本”，这也是一种极高明的见解，可谓善于抓主要矛盾，抓关键，我们今天不也在强调“领导是关键”，要“从领导做起”，“从中央做起”，“一级抓一级”吗？在一切权力集于皇帝一身的封建专制时代，这尤有必要，难道皇帝“心术不正”，荒淫无道，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吗？朱熹说“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同上）“凡此六事（指“六项急务”）皆不可缓，而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大事无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则虽欲备精劳力，以求正夫大事者，亦将徒为具文”。（同上）这确是经验之谈。有的把它说成是“帝心决定论”的唯心主义观点，完全是一种误解。
对朱熹一生的事项政绩，钱穆先生有一段很好的概括，他说： “朱子于政事治道之学，可谓于理学界中最特出。试观其壬午、庚子、戊申诸封事，议论光明正大，指陈确切着实，体用兼备，理事互尽，厝诸北宋诸儒及古今名贤大奏议中，断当在第一流之列。又其在州郡之行政实绩……其精心果为，与夫强立不反之风，历代名吏施政，其可赞佩，亦不过如此。”（《朱子新学案·朱子学提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