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注重道德修养，熔铸完美人格，是朱熹理学的重要内容和特点，也是朱熹本人孜孜以求的目标。 朱熹把先儒所提出的诚、正、修、齐、治、平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熔化、渗透在自己的日常政治活动和教育活动中，建立一整套有关个人道德修养的目的、意义、内容、方法等的完整理论。朱熹认为圣贤为人生的最高典范，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圣贤，“所谓学者，始乎为士者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也”。朱熹把个人道德修养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提倡读书做人，教书育人，德育与智育相结合，反对单纯为求功名而学；强调“古之学者为已（按指自我道德修养），今之学者为人。”朱熹依照他的“理”、“气”、“心”、“性”等哲学观点，把三纲五常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和个人道德修养的规范，并据此提出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即学规）》并大书“忠孝廉节”四字镌刻于岳麓书院石上，以为诸生守则。在个人道德修养的具体要求上，朱熹特别强调要培养“存理去欲”，“重义轻利”，“安贫乐道”，“廉洁奉公”，“舍生取义”等优良品德。他认为，“对于货色二字，尤须警惕”。 纵观朱熹一生，对上述修已治人的目标及道德规范，是身体力行，言行一致的。对其道德人品，我们可作如下基本概括： 一、朱熹一生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时代责任感。他自幼立志匡时济世，早年家居，即常借冷落荒山空谷、深涧幽壑的瑶草奇花以自况，寄寓其美人迟暮之叹，希望能早日出仕，报效国家，“伤彼三春蕖，灼灼层华敷。盛时不可留，恐逐严霜枯。”（《拟古八首》）“上山采薇蕨，侧径多幽兰……芳馨坐销歇，徘徊以悲叹。”（同上）这些诗作，就是这种志趣的写照。他十八岁时应建州乡试所写的三篇策论，“皆为朝廷措置大事”，深为考官所赏识（《年谱》）。他无论在任地方官或奉祠，家居期间，所为所想多属安邦定国大事，常为“壮志难酬，报国无门”而兴叹，“经济夙所尚，隐沦非素期。几年霜露感，白发忽已垂。”（《感怀》）“积今空老泪，难使浊河清。”（《挽陈检正庸》）。忧世之心，跃然纸上。 二、朱熹重名节，轻利禄，视富贵如浮云，不随波逐流，不与世俯仰。奸佞当道，他宁愿林泉高卧或奉祠养亲。据统计他一生共辞官六十多次，《文集》中有关辞免官职的奏状即多达一百余篇。如一旦做官，朱熹则坚守先儒“达则兼善于下”，“得志则泽加于民”（《孟子·尽心》）的准则，尽量替老百姓办好事。 三、朱熹接近下层，态度随和，乐于：与普通老百姓交朋友，且十分同情民间疾苦，维护黎民百姓利益。他在崇安、建阳家居期间，常与村夫野老、书工市贾相往还，关心过问当地的农事活动，这在他的《至赤石观割早稻》、《次秀野蔬食十三诗韵》、《云谷杂诗十二首》、《赠书工》、《酒市》、《家酿》、《题野人家》等大量诗作中，都留有这种痕迹。如《谢客》云：“野人载酒来，农谈日西夕。此意良已勤，感叹情何报。归去莫频来，林深山路黑。”生动抒写了朱熹隐于云谷期间与老农频频往来，亲密无间的情谊。《赠书工》云：“平生久耍毛锥子，岁晚相看两秃翁”，把自己与书肆工匠摆在一起。朱熹为官，坚持儒家的民本思想，多行仁政，殆君子视民如伤”，“苟利于民，虽劳无惮”（《年谱》）。淳熙中，其妹夫刘彦集赴浏阳任，朱熹赋诗劝勉说：“君行岂不劳，民瘼亦已深。催科处处急，椎凿年年侵。君行宽彼氓，足以慰我心。”（《文集》卷3）竟然把官府征税说成是“椎凿”（意为敲骨吸髓），充分表露了他的民胞物与胸怀。
  四、朱熹为人诚坦，刚直不阿，敢于讲真话，讲直话，对自己怀抱的理想主张，有执著的追求。淳熙十五年，王淮罢相，他奉诏入都奏事，有人好心劝他说：“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慎勿复言。”他却回答说：“吾生平所学，唯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宋史·本传》）他多次上表，都曾尖锐地揭露并点名批评皇上和权臣，敢于捅马蜂窝。其议论朝政，抨击朝臣乃至皇上，次数之多，涉及面之广，言辞之激烈，是历史上罕见的。
  五、朱熹为政清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生活俭朴，安贫乐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封建朝廷命官的常例；三妻四妾，依红倚翠，是封建名臣才士的风流韵事，但朱老夫子却洁身自好，对“货”、“色”两字深自检点。朱熹在当了知南康军及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后，仍然“家故贫……箪瓢屡空，晏为也”，“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勉斋集》）卷36）。乾道九年遣长子塾赴金华从吕东莱学，因无资未能着人陪行。朱熹一生任现职官员时间不长，所得俸禄不多；而中年以后，家口渐繁，定居考亭时已是四代同堂。这样多人口日常衣食之需及亲朋酬酢往来，开支浩繁，主要仰赖微薄的祠禄（祠官补贴）、以及门徒贽奉（交纳学费）、朋友馈赠、代人撰写序跋的酬金（稿费）以及印书出售的收入等几项，但他并不收受超出平时礼尚往来的大宗馈赠。赵汝愚宦游福州时，悯朱熹太穷，当“割清俸以周之”，朱熹寄书致谢云：“穷老书生，蔬食菜羹，自其常分……吾未敢虐辱厚意，谨以复授来使，且以归纳”（《文集》卷27《与赵帅书》）。晚年，朱熹在考亭修建简易住房，“囊中才有数百千，工役未十一二，已扫空矣，将来更须做债，方可了办”（《文集》卷7《与陈同甫书》）。朱熹生活清苦，自奉极为节俭，但却急公好义，乐于周济别人，资助社会公益事业。有一次，朱熹为刘子和作传，其子以先人所藏《汉书》为谢，朱熹却将它转赠白鹿洞书院。淳熙六年，朱熹重建庐山白鹿洞书院时，曾自捐薪俸置田，以赡学子生徒。 朱熹四十七岁丧妻，终生未续娶。淳熙六年赴南康军任时“只系一小儿在此，方十余岁。”（《文集》卷26《与执政劄子》、《袁宁丞书》）生活十分孤单，这与韩愈、苏东坡、白居易、韩世忠、陈亮等诸多历史名人寄情声色的风流韵事形成鲜明对照，否则后世民间也无须构思一丽娘与之相伴，以慰寂聊了。庆元六年，朱熹逝世时，虽处于党禁白色恐怖之中，列名“伪学魁首”，朝廷严禁“四方伪徒”送葬，但仍有近千人聚唁，这恐怕和他一生品德高尚，深受人们景仰是分不开的。 上述朱熹的道德风貌，事实不容抹杀，但广东王越先生却附和“庆元党禁”旧说，重新抛出当年胡紘、沈继祖泡制的“六罪”、“十罪”，指控朱熹为“私欲恶性膨胀”、“言行相悖”、“丧失廉耻”，的“虚伪道学家”（王越《南宋反道学的斗争》）。这些多属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之词，超越学术讨论的范围，无须多加置评，此处仅就王先生津津乐道的有关朱熹的几点“隐私”略加辨析： 一、王文附和沈继祖的诉状，对朱熹“私故人之财”的问题，义愤填膺，大张伐挞，痛斥“朱熹在处理故人之财的问题上，却是见利忘义，有如唯利是图的市侩”，实则“还不如市侩”。断言“朱熹为一代大儒，口口声声不谋其利，却利令智昏，据故人之财为已有，其败德伤廉，被人检举呵斥，处事如此虚伪权诈，使人叹为观止”。如此慷慨激昂，大动肝火，但朱熹究竟何时何地侵占了谁的遗产，却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请问这怎能给人定罪呢？
  二、王文对朱熹“纳故人之尼女”尤为痛心疾首，不胜愤慨。他煞有介事地说：“朱熹所纳的这两个青年尼姑不是别人，而是朱熹的故人之女。其父去世，朱熹没有尽到‘世伯’、‘世叔’之责，使其各有所归”；“竟不择手段，欺凌弱小，侵占其父的遗产，使两女遁入空门”’“两女既入空门，朱熹又诱其返俗，充当自己之爱妾，携往官署，以满足其‘人欲’”。据此，王文认为，朱熹“辜负死友，财色兼收，这在道义上是个很大的污点，倾西江之水，也是洗不掉的”。可惜，这条罪状依然难以成立，因为对朱熹的这位“故友”究竟是谁？“两女”芳名为何”。何时何地遁入空门”。朱熹又是何年何月”诱其还俗”，“充当自己之爱妾”的？仍然无法讲清，难免有信口雌黄之嫌。如果说王先生所依据的是对沈疏所说的“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一语的合理想像和发挥，则也是牛头不对马嘴，因沈疏原文是指朱熹“为赵汝愚子崇宪执柯”，并未说朱熹自取为妾，何况刘珙为朝廷封疆大吏，崇安巨族，据崇安《刘氏族谱》载，其身后仍家世显赫，二子学雅、学古均有功名，家道并未中落，岂有女儿遁入空门之理。王文光凭一些瞎编的材料，乱骂一通，任意给古人泼污水，实在有损学者文德。 三、王文从朱熹诗词中，摘引出不少“风流跌宕”，“倚翠偎红”的词句，诸如“暮雨朝云不自怜”，“几生香火旧因缘”，“江妃定许捐双佩”，“多情蜂蝶早飞来”，“酒笑红裙醉”等等，来揭露这位“假道学家”“玩弄女性，以声色自娱的内心世界。”这虽属一大新发现，但无奈王先生对文学作品中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和我国古诗词有关美人芳草托物寄意的描写用意和特点还缺乏基本的了解，对原诗的真正含意没有读懂，因而未免有望文生义之嫌。查“酒笑红裙醉”一语，出自《和季通昼寒韵》，系乾道中朱熹携子女伴蔡元定游密庵时所作，原诗云：“万壑争流处，千年古树幽。危亭因我作，胜日为君留。酒笑红裙醉，诗惭杂佩酬。尚嫌心境窄，更约九垓游。”这里所写的“红裙”是指朱熹的大女儿朱巽，当时曾随其兄塾侍父游昼寒亭。（《文集》卷84《游密庵记》）此句的意思是说：女孩子随父游山，喝了点酒，有点醉熏熏的，更加天真可爱。把这也说成是朱熹“倚翠偎红”，实在罪过。“暮雨朝云”和“香火旧因缘”等语句，出自《红槛词》原词云： 暮雨朝云不自怜，放教春涨缘浮天。只今画阁临无地，宿昔新诗满系船。青鸟外，白鸥前，几生烟火旧因缘。酒阑山月移雕槛，歌回罢江风拂玳筵。这首词约作于绍熙初朱熹从漳州辞归，始建竹林精舍时，这时他长子早逝，而推行经界法受挫，忧道之难行，遂想隐于考亭沧洲。暮雨朝云，既指沧洲的自然景色，又隐喻政治风云多变，“几生烟火旧因缘”句上承“青鸟外”，“白鸥前”，是说朱熹早就向往归隐沧洲，酬鸥盟鹭狎夙愿，远离政治旋涡，如今如愿以偿，实乃三生有幸。这和楚襄王游高唐、梦巫山云雨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把它说成是“暗示佛门两个绮年比丘尼的思凡，却双双掉入一个道貌岸然，号为一代大师又为父执的怀抱中”，看来王先生对此类风流韵事未免有点神经过敏，想入非非了。 四、王越先生认定朱熹为“伪君子”、“败德伤廉”，另一重要的依据是，继祖奏章获准，朱熹被褫职罢祠”后，本人曾“连忙上表谢罪”，“惭愧承认”，后并“离开沧洲精舍，东躲西藏”，如果沈疏所言不是事实，朱熹怎肯公开承认呢？这种理由也是不充足的。须知封建专制时代“君要臣死，不得不死”，是天经地义的准则，胡紘、沈继祖长期预谋泡制的揭发材料，既已为皇上所认定，“伪学逆党籍”已正式下诏宣布，请问朱熹敢公然对抗，不上表谢罪吗？当时党争形势复杂，反道学集团蠢蠢欲动，欲置“伪学”党人于死地而后快，朱熹能不东躲西藏，以防不测吗？何况朱熹《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重点是一“谢”字，即对“不虞思贷，乃误保全；第令少避于清班，尚许仍居于散秩”的浩荡圣恩，表示无限感戴，至于对沈疏所加给他的各项罪状，则以“谓其习魔外之妖言，履市廛之污行……谅皆考核以非诬……”（《文集》卷85页18下至19上）的句式和语气，只作转述，并不辩白，更示认罪。其中“谓其”两字，相当于今日白话文“所谓”的意思；“谅”即“料想”之意，这都是朱熹巧妙安排的伏笔、曲笔，但王先生在引述朱熹《谢表》时，却有意把“谓其”和“谅”这两个关键性字眼去掉，这样做是很不严肃的，但愿是一个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