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民族气节，道德人品，历来是评定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唐·柳宗元《箕子碑》进而提出：“凡大人之道（伟大人物的道德功业）有三，一曰正蒙难（坚持正义，敢于蒙受危难）；二曰法授圣（建立法度，传授给圣明的君主）；三曰化及民（推行仁德，教化百姓）。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按此标准和范围，我们先来看看朱熹在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 朱熹所生活的南宋，是一个北方落后民族步步南侵，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在国家存亡的历史关头，朱熹始终站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异族入侵的立场，不愧为一位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爱国者，这有以下几方面的事实为证： 首先，朱熹作为一名朝臣，曾屡次向朝廷进谏或上疏，一再阐明他切望恢复中原，反对屈膝求和的立场和主张。绍兴三十二年八月，他首次“应诏上封事”，恳切地向孝宗提出：“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然其计所以不时定者，以讲和之说疑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所谓讲和者有百害无一利，何苦而为之。”（《朱子大全》卷11）隆兴元年，入对垂拱殿，又提出：“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同上）。淳熙七年四月在《庚子应诏封事》中，更尖锐地揭露批评了朝廷“欲治军则军政日紊，欲恢复土宇则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报仇雪耻则未能系单于之颈而饮月氏之头”的腐败无能现象。淳熙十五年奏事延和殿，又再次批评孝宗即位二十七年，对“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汛扫陵庙，恢复土疆”，“了无尺寸之效”。同年十一月，再上封事。提出以“立大本”（即正君心）作为增强国力，恢复中原，驱灭仇虏的根本保证。同时还批评了隆兴初年“遽然罢兵讲和，遂使宴安鸩毒之害日滋日长，而卧薪尝胆之志日远日忘”的失误。（《文集》卷11《戊申封事》）。直到淳熙十六年已酉，还以“爱君忧国之诚”，提出了“振纲纪以厉风俗”，“节财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等十项救亡图存大计（《文集》卷12《己酉拟上封事》），这时朱熹已六十岁，距壬午上封事已首尾28年，尽管这些言论主张在语气、重点、表述方法及具体策略上，因形势变化而前后不尽相同，但其挽救民族危亡，恢复中原故土的立场基本没有动摇。
  其次，朱熹在其所写的大量诗词书信和平时的言谈中，也处处流露了忧国忧民，怀念中原故士，不忘恢复的思想感情。绍兴31年，刘琦和李宝分别在皂角林和胶西取得了抗御金寇入侵的胜利。这时朱熹欣喜欲狂，一口气写下了《感事书怀十六韵》、《感事》、《次子有闻捷韵四首》等大量诗篇，欢呼“残类随煨烬，遗黎脱斧碪”的大好形势，对“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文集》卷二）寄予无限希望。这年十一月，金酋元颜亮企图从采石强行渡江，为虞允文指挥的抗敌军民所阻，旋于扬州被其部将杀死，全军溃退，宋军收复了两淮地区，朱熹在《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七首》中，意气昂扬地吟出了“故马无端莫四驰，汉家元有中兴期”；“汉节荧煌直北驰，皇家卜世万年期”（《文集》卷2）的诗句，抒发了汉族军民终将把异族侵略者赶出去的民族自豪感和必胜信念。隆兴二年十月，因宋孝宗自坏长城，罢退抗金名将张浚，刚签订的隆兴和议墨迹未干，数十万金兵又渡淮南侵，占领了楚、濠、滁等州。朱熹无比气愤，在《感事再用回向壁间旧韵二首》中惊呼：“江北传烽火，胡儿大入边，已闻坠列障，不但扰屯田”；“廓庙忧虞里，风尘惨淡边……迷国嗟谁子，和戎误往年。”（同上）对国家安危表示十分忧虑，对言和派汤思退、王之望、尹穑、洪适等人进行了严厉谴责。乾道三年十一月，朱熹偕张栻游南岳，在《拜张魏公墓下》一诗中，他高度颂扬了一代抗金名将张浚一生驰骋沙场，忠贞为国的丰功伟迹，对他晚年受谗被黜，忧愤而死的不幸遭遇，寄以深切的同情。（《文集》卷5》乾道四年，朱熹的好友张仲隆奉召入都奏事，在《送张彦辅赴阙》一诗中，朱熹恳切叮嘱他此去进谏时“明堂封禅不要论，智名勇功非所敦，愿言中兴圣天子，修政攘夷从此始。”（《文集》卷四》淳熙十四年，朱熹久遭冷遇，蛰居武夷后，被朝廷授予主管南京鸿庆宫的名义上的闲职，这时他目睹这座古宫观早已沦于金人，中原收复无期，不禁忧从中来，遂写下“旧京原庙久烟尘，白发祠宦感慨新，北望千门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的诗句（《拜鸿庆宫有感》《文集》卷9），抒发了他对山河破碎，神州陆沉的悲愤心情。庆元戊午（1198），朱熹已69岁，罹伪学之禁，贫病交加，仍时刻怀念中原失地，尝喟然叹曰“某要见复中原，今老矣，不及见矣！”（《语类》卷133第45条）。
   以上事实说明，朱熹企望恢复中原，反对向金人屈辱求和的立场，是始终一贯的。
  然而，本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出版的一些论著，为了服从“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等政治运动的需要，却违心地硬把朱熹打成“投降派”或“妥协派”。断言：“北宋二程的‘洛学’经过朱熹加工，形成道学学派，极力宣扬唯心的政治哲学，成为抗战派出兵北伐的严重障碍。”（蔡美彪等编《中国通史》第五册，下文简称《通史》五册）“自1165年宋金和议订立以后的十年间……朱熹的道学体系基本完成，为抵制北伐，妥协苟安作舆论准备”（同上）。其论据：一是，淳熙间，“孝宗用王淮理财备战，”而龚茂良、史浩、周必大等则反战主和，“朱熹和他们汇合成一股保守的政治力量”上书攻击王淮；二是“王淮被排挤罢相”后，朱熹又乘机上万言书“对反道学的官员将帅举行反攻，大肆谩骂，为道学一党争官夺权”；三是宁宗即位之初，朱熹更与赵汝愚等“结为死党”、“图谋不轨”，排挤“得到朝中抗金主战官员支持”的韩侂胄（同上）云云。他们还以反道学斗争为主轴来划线，以为凡是反对道学的就是“抗战派”，就是“进步势力”；凡是主张或支持道学的就是“投降派”，就是“反动势力”，道学学派等同于投降派、反动派。按照这一划线标准，不但宋高宗、秦桧成了程朱理学的总后台，宋孝宗、王淮、韩侂胄等成了坚主抗金的英雄；而赵彦中、郑丙、陈贾、林栗、京镗、胡纮、沈继祖、邵褒等一大堆制造“庆元党禁”的打手也都成了响铛铛的主战派，而赵汝愚、周必大、留正、叶适、朱熹等五十九名“伪学”党徒，则都被追认为“卖国投降派”。这真是人妖颠倒，阴差阳错，令人莫名惊诧。 一、把朱熹及其学派与投降派划等号，是一种栽赃诬陷。实际上在对金和战问题上，力主恢复中原、抗御外族入侵的恰恰是道学派而不是反道学派。在这个问题上，朱熹本人是泾渭分明，大义凛然。例如，他一贯痛恨秦桧“倡和议以误国，挟虏势以邀君”，“戕害忠良”的罪行，认为秦桧之罪“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朱子语类》卷131）在浙东任内曾下令毁永嘉秦桧祠。他对秦桧党羽汤思退、王之望、尹穑等也十分痛恨，说“三人奸甚”，“以计去了魏公（指张浚），尽毁其边备山寨水渠之类”，“惟恐奉虏不至。”因而他主张“枭三人首于都市，俾虏人闻之亦以少畏”（同上）。朱熹非常推崇诸葛亮与张良，称“孟子以后人物，只有子房与孔明”（《语类》卷136历代三）。在南康军时曾捐俸建卧龙庵（《年谱》）。朱熹对本朝力主抗金的名臣良将李纲、赵鼎、岳飞、韩世忠、张浚、刘子羽等亦多所褒扬。他称李纲为“一世伟人”，赞扬他“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祸福。”（清·咸丰（邵武府志》卷九《祠庙》）。他和坚主抗金的刘子羽、张浚、陈伯康、袁枢、辛弃疾、陆游等忠义正直之士交情都很深厚，而与朝中主和派，则如冰炭不相容；奸佞当道，则屡召不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朱熹在对金和战问题上的立场由此不是十分清楚的吗？ 二、龚茂良、周必大、史浩与王淮之间的斗争，属于不同政治派别和不同政见之间的斗争，并非因一方要“理财备战”，一方要“反战求和”而引起。王淮倒台是他包庇唐仲友挟嫌报复，而自我孤立，自食其果。史载“朱熹为浙东提刑时劾治唐仲友不法，仲友与宰相王淮同里，且为姻家，淮由此怨熹欲诅之，见吏部尚书郑丙上疏”（《宋史纪事本末》）。淳熙“十五年戊申五月王淮罢相，上以淮庇仲友为道学之禁，毒痛善类，论者讥之”（《文公年谱》）。在这场斗争中明明是王淮打击报复朱熹，而朱熹是个受害者。王淮罢相时，朱熹已退隐武夷精舍近五年之久，怎说是朱熹和朝中“反战官员相勾结”挤掉王淮呢？ 三、韩侂胄与赵汝愚之间的斗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也并不涉及对金和战问题。在这场斗争中，韩侂胄依托肺腑，出入宫掖，居中用事”（《宋元学案·玉山学案》）“假伪笔逐群臣”；“假托声势，窃弄威福。”（《宋史纪事本未·韩侂胄专政》）其所作所为证明了他是一个善于玩权术、搞阴谋、政治品质很坏的奸雄，而相比之下赵汝愚却是一位“持危定倾，安社稷以为悦；任公竭节，利国家无不为”的贤臣，韩侂胄为了独揽大权，“诬以谋危社稷，”把赵汝愚逐出国门，并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致使他暴卒于衡州，这种险恶手段，实为今古正人所不齿。 四、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韩侂胄定议伐金，推动开禧北伐，这固然值得欢迎。后虽因军事上准备不足，用人不当，叛徒破坏而失败，其抗战之举亦无可非议。但并不能由此而把他拔高为“民族英雄”，甚至追封他原先就是抗金主战派。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时，赵汝愚、朱熹都已死了好几年，他们生前怎能预见到若干年后韩侂胄要伐金？死后更不可能从棺材里爬出来破坏；怎能说他们是反对韩侂胄伐金呢？清代学者颜元及今人王越仅据他定议北伐的一时一事，就将他与精忠报国、驰骋沙场的岳飞相提并论，岳飞九泉有知，亦当感到羞辱与愤慨。 五、“庆元党禁”是我国古代封建帝王和朝中既得利益者害怕新兴社会思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排除异己的一次露骨表演，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发展与继续，开“文化大革命”，批“三家村”，斗“黑帮”，镇压知识分子之先河。当时积极参与制造这起冤案的人，大多是一些心术不正，趋炎附势，落井下石的无耻之徒，向为士林所不容。《宋史·列传》卷153评论说： 胡纮不忠，何澹不孝，协比权奸，诬构善类。林栗以私忿诋名儒，不为清议所与。而（高）文虎草伪学之诏，以是为非，以正为邪。明末爱国学者张溥对此有更详细的评论： 程学之禁，首发议于陈公辅，时绍兴之六年也；十四年而何若请黜其学，阿秦桧也。孝宗之世，谢廓然、赵师中攻洛学，郑丙、林栗、陈贾攻朱熹，帝两左右之，未显禁绝也。宁宗立，韩侂胄用事，憾熹排已，而刘德秀道学之议兴。继以为道学不足以锢人也，而何澹伪学之说起。于是胡紘、姚愈、汪义瑞、张伯垓、叶翥、张滏、沈继祖、邵褒然……等攘袂求进，肆意排击，而逆党姓名著籍矣（转引自王越《南宋反道学的斗争》）。这些论述，本已把庆元党禁及宋代反道学斗争的起因、实质讲得很清楚，但《通史》五册及王文却独创异说，美化拔高胡紘、沈继祖、王淮、韩侂胄等人，扭曲这场斗争的性质，这不但背离了历史真实，也无助于弘扬民族正气。 把朱熹及其道学集团定为“投降派”的另一重要根据是陈亮与朱熹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他们称：淳熙年间“社会上坚持抗战，反对道学的代表，是杰出的思想家陈亮”，他曾多次上书“揭露朱熹之流儒生的可恶”。“被揭露的儒生们却伺机报复……以醉中戏为大言的罪名，向刑部告发陈亮”。认为“陈亮和朱熹的所谓‘王霸义利之辩’，实质是北宋以来的政治思想斗争的继续。”（《通史》五册二章七节）诚然，陈亮与朱熹的这场论辩，涉及“道”的内涵、本质、义利、王霸的关系以及“成人之道”等问题，深刻反映了双方思想的对立，陈亮所坚持的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观点不无高明之处。但这场论辩，纯属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正常切磋，并非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论辩中虽然也涉及对金斗争的方针策略问题，但并不等于就是主战主和之争。把他俩说成是政治上的死对头，人为地扩大矛盾，是很可笑的。须知朱陈两人尽管学术观点有所不同，但却是友谊深厚的挚友。陈亮“醉中戏为大言”，缴状事下大理寺的，并非朱熹的“伪学党徒”所为，而恰恰是反道学甚力的刑部侍郎何澹对他的陷害（《宋元学案·龙川学案》）。朱熹对陈亮一生坎坷十分同情，陈亮对朱熹的道德文章也极为推崇，称他为“人中之龙”（《陈亮集》《与林和叔侍郎大中》）“一世学者宗师。”（《陈亮集》《与张定叟侍郎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