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是一位世界性的历史伟人，但又是一位聚讼纷纭，长期争议不休，政治上十分敏感的人物。数百年来，他任凭人们随意塑造、涂抹、吹捧、贬损，默默承受着种种不公正的待遇。生前，他遭谗受谤，历尽坎坷，直到被打成“伪学魁首”，忧愤而死，抱恨终天。死后，虽一度受到宋理宗及元明清几代王朝的推崇，被抬到独尊的地位，但晚清以来遂成为不同门户，百家众流集中抨击的目标。“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批判“理学杀人”，他首当其冲，成为封建旧文化的表征。“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中，更遭“横扫”、“批臭”、“彻底打倒”。直到最近几年，以“清理封建毒素”“扫除现代化路上的障碍”相标榜，任意构陷这位先贤的现象仍时有出现。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朱熹其人及其学术思想重新进行一番审视与评估，澄清对他的种种偏见、误解，破除“左”的形而上学的禁锢，是促进朱子学与传统文化研究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学术界长期以来的共同心愿。笔者不惴固陋，试就这一论题提出一些见解，以期引起进一步讨论。
  朱熹的民族气节
  民族气节，道德人品，历来是评定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唐·柳宗元《箕子碑》进而提出：“凡大人之道（伟大人物的道德功业）有三，一曰正蒙难（坚持正义，敢于蒙受危难）；二曰法授圣（建立法度，传授给圣明的君主）；三曰化及民（推行仁德，教化百姓）。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按此标准和范围，我们先来看看朱熹在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
  朱熹所生活的南宋，是一个北方落后民族步步南侵，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在国家存亡的历史关头，朱熹始终站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异族入侵的立场，不愧为一位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爱国者，这有以下几方面的事实为证：
  首先，朱熹作为一名朝臣，曾屡次向朝廷进谏或上疏，一再阐明他切望恢复中原，反对屈膝求和的立场和主张。绍兴三十二年八月，他首次“应诏上封事”，恳切地向孝宗提出：“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然其计所以不时定者，以讲和之说疑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所谓讲和者有百害无一利，何苦而为之。”（《朱子大全》卷11）隆兴元年，入对垂拱殿，又提出：“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同上）。淳熙七年四月在《庚子应诏封事》中，更尖锐地揭露批评了朝廷“欲治军则军政日紊，欲恢复土宇则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报仇雪耻则未能系单于之颈而饮月氏之头”的腐败无能现象。淳熙十五年奏事延和殿，又再次批评孝宗即位二十七年，对“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汛扫陵庙，恢复土疆”，“了无尺寸之效”。同年十一月，再上封事。提出以“立大本”（即正君心）作为增强国力，恢复中原，驱灭仇虏的根本保证。同时还批评了隆兴初年“遽然罢兵讲和，遂使宴安鸩毒之害日滋日长，而卧薪尝胆之志日远日忘”的失误。（《文集》卷11《戊申封事》）。直到淳熙十六年已酉，还以“爱君忧国之诚”，提出了“振纲纪以厉风俗”，“节财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等十项救亡图存大计（《文集》卷12《己酉拟上封事》），这时朱熹已六十岁，距壬午上封事已首尾28年，尽管这些言论主张在语气、重点、表述方法及具体策略上，因形势变化而前后不尽相同，但其挽救民族危亡，恢复中原故土的立场基本没有动摇。
  其次，朱熹在其所写的大量诗词书信和平时的言谈中，也处处流露了忧国忧民，怀念中原故士，不忘恢复的思想感情。绍兴31年，刘琦和李宝分别在皂角林和胶西取得了抗御金寇入侵的胜利。这时朱熹欣喜欲狂，一口气写下了《感事书怀十六韵》、《感事》、《次子有闻捷韵四首》等大量诗篇，欢呼“残类随煨烬，遗黎脱斧碪”的大好形势，对“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文集》卷二）寄予无限希望。这年十一月，金酋元颜亮企图从采石强行渡江，为虞允文指挥的抗敌军民所阻，旋于扬州被其部将杀死，全军溃退，宋军收复了两淮地区，朱熹在《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七首》中，意气昂扬地吟出了“故马无端莫四驰，汉家元有中兴期”；“汉节荧煌直北驰，皇家卜世万年期”（《文集》卷2）的诗句，抒发了汉族军民终将把异族侵略者赶出去的民族自豪感和必胜信念。隆兴二年十月，因宋孝宗自坏长城，罢退抗金名将张浚，刚签订的隆兴和议墨迹未干，数十万金兵又渡淮南侵，占领了楚、濠、滁等州。朱熹无比气愤，在《感事再用回向壁间旧韵二首》中惊呼：“江北传烽火，胡儿大入边，已闻坠列障，不但扰屯田”；“廓庙忧虞里，风尘惨淡边……迷国嗟谁子，和戎误往年。”（同上）对国家安危表示十分忧虑，对言和派汤思退、王之望、尹穑、洪适等人进行了严厉谴责。乾道三年十一月，朱熹偕张栻游南岳，在《拜张魏公墓下》一诗中，他高度颂扬了一代抗金名将张浚一生驰骋沙场，忠贞为国的丰功伟迹，对他晚年受谗被黜，忧愤而死的不幸遭遇，寄以深切的同情。（《文集》卷5》乾道四年，朱熹的好友张仲隆奉召入都奏事，在《送张彦辅赴阙》一诗中，朱熹恳切叮嘱他此去进谏时“明堂封禅不要论，智名勇功非所敦，愿言中兴圣天子，修政攘夷从此始。”（《文集》卷四》淳熙十四年，朱熹久遭冷遇，蛰居武夷后，被朝廷授予主管南京鸿庆宫的名义上的闲职，这时他目睹这座古宫观早已沦于金人，中原收复无期，不禁忧从中来，遂写下“旧京原庙久烟尘，白发祠宦感慨新，北望千门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的诗句（《拜鸿庆宫有感》《文集》卷9），抒发了他对山河破碎，神州陆沉的悲愤心情。庆元戊午（1198），朱熹已69岁，罹伪学之禁，贫病交加，仍时刻怀念中原失地，尝喟然叹曰“某要见复中原，今老矣，不及见矣！”（《语类》卷133第45条）。
  以上事实说明，朱熹企望恢复中原，反对向金人屈辱求和的立场，是始终一贯的。
  然而，本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出版的一些论著，为了服从“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等政治运动的需要，却违心地硬把朱熹打成“投降派”或“妥协派”。断言：“北宋二程的‘洛学’经过朱熹加工，形成道学学派，极力宣扬唯心的政治哲学，成为抗战派出兵北伐的严重障碍。”（蔡美彪等编《中国通史》第五册，下文简称《通史》五册）“自1165年宋金和议订立以后的十年间……朱熹的道学体系基本完成，为抵制北伐，妥协苟安作舆论准备”（同上）。其论据：一是，淳熙间，“孝宗用王淮理财备战，”而龚茂良、史浩、周必大等则反战主和，“朱熹和他们汇合成一股保守的政治力量”上书攻击王淮；二是“王淮被排挤罢相”后，朱熹又乘机上万言书“对反道学的官员将帅举行反攻，大肆谩骂，为道学一党争官夺权”；三是宁宗即位之初，朱熹更与赵汝愚等“结为死党”、“图谋不轨”，排挤“得到朝中抗金主战官员支持”的韩侂胄（同上）云云。他们还以反道学斗争为主轴来划线，以为凡是反对道学的就是“抗战派”，就是“进步势力”；凡是主张或支持道学的就是“投降派”，就是“反动势力”，道学学派等同于投降派、反动派。按照这一划线标准，不但宋高宗、秦桧成了程朱理学的总后台，宋孝宗、王淮、韩侂胄等成了坚主抗金的英雄；而赵彦中、郑丙、陈贾、林栗、京镗、胡纮、沈继祖、邵褒等一大堆制造“庆元党禁”的打手也都成了响铛铛的主战派，而赵汝愚、周必大、留正、叶适、朱熹等五十九名“伪学”党徒，则都被追认为“卖国投降派”。这真是人妖颠倒，阴差阳错，令人莫名惊诧。
  一、把朱熹及其学派与投降派划等号，是一种栽赃诬陷。实际上在对金和战问题上，力主恢复中原、抗御外族入侵的恰恰是道学派而不是反道学派。在这个问题上，朱熹本人是泾渭分明，大义凛然。例如，他一贯痛恨秦桧“倡和议以误国，挟虏势以邀君”，“戕害忠良”的罪行，认为秦桧之罪“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朱子语类》卷131）在浙东任内曾下令毁永嘉秦桧祠。他对秦桧党羽汤思退、王之望、尹穑等也十分痛恨，说“三人奸甚”，“以计去了魏公（指张浚），尽毁其边备山寨水渠之类”，“惟恐奉虏不至。”因而他主张“枭三人首于都市，俾虏人闻之亦以少畏”（同上）。朱熹非常推崇诸葛亮与张良，称“孟子以后人物，只有子房与孔明”（《语类》卷136历代三）。在南康军时曾捐俸建卧龙庵（《年谱》）。朱熹对本朝力主抗金的名臣良将李纲、赵鼎、岳飞、韩世忠、张浚、刘子羽等亦多所褒扬。他称李纲为“一世伟人”，赞扬他“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祸福。”（清·咸丰（邵武府志》卷九《祠庙》）。他和坚主抗金的刘子羽、张浚、陈伯康、袁枢、辛弃疾、陆游等忠义正直之士交情都很深厚，而与朝中主和派，则如冰炭不相容；奸佞当道，则屡召不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朱熹在对金和战问题上的立场由此不是十分清楚的吗？
  二、龚茂良、周必大、史浩与王淮之间的斗争，属于不同政治派别和不同政见之间的斗争，并非因一方要“理财备战”，一方要“反战求和”而引起。王淮倒台是他包庇唐仲友挟嫌报复，而自我孤立，自食其果。史载“朱熹为浙东提刑时劾治唐仲友不法，仲友与宰相王淮同里，且为姻家，淮由此怨熹欲诅之，见吏部尚书郑丙上疏”（《宋史纪事本末》）。淳熙“十五年戊申五月王淮罢相，上以淮庇仲友为道学之禁，毒痛善类，论者讥之”（《文公年谱》）。在这场斗争中明明是王淮打击报复朱熹，而朱熹是个受害者。王淮罢相时，朱熹已退隐武夷精舍近五年之久，怎说是朱熹和朝中“反战官员相勾结”挤掉王淮呢？
  三、韩侂胄与赵汝愚之间的斗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也并不涉及对金和战问题。在这场斗争中，韩侂胄依托肺腑，出入宫掖，居中用事”（《宋元学案·玉山学案》）“假伪笔逐群臣”；“假托声势，窃弄威福。”（《宋史纪事本未·韩侂胄专政》）其所作所为证明了他是一个善于玩权术、搞阴谋、政治品质很坏的奸雄，而相比之下赵汝愚却是一位“持危定倾，安社稷以为悦；任公竭节，利国家无不为”的贤臣，韩侂胄为了独揽大权，“诬以谋危社稷，”把赵汝愚逐出国门，并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致使他暴卒于衡州，这种险恶手段，实为今古正人所不齿。
  四、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韩侂胄定议伐金，推动开禧北伐，这固然值得欢迎。后虽因军事上准备不足，用人不当，叛徒破坏而失败，其抗战之举亦无可非议。但并不能由此而把他拔高为“民族英雄”，甚至追封他原先就是抗金主战派。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时，赵汝愚、朱熹都已死了好几年，他们生前怎能预见到若干年后韩侂胄要伐金？死后更不可能从棺材里爬出来破坏；怎能说他们是反对韩侂胄伐金呢？清代学者颜元及今人王越仅据他定议北伐的一时一事，就将他与精忠报国、驰骋沙场的岳飞相提并论，岳飞九泉有知，亦当感到羞辱与愤慨。
  五、“庆元党禁”是我国古代封建帝王和朝中既得利益者害怕新兴社会思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排除异己的一次露骨表演，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发展与继续，开“文化大革命”，批“三家村”，斗“黑帮”，镇压知识分子之先河。当时积极参与制造这起冤案的人，大多是一些心术不正，趋炎附势，落井下石的无耻之徒，向为士林所不容。《宋史·列传》卷153评论说：
  胡纮不忠，何澹不孝，协比权奸，诬构善类。林栗以私忿诋名儒，不为清议所与。而（高）文虎草伪学之诏，以是为非，以正为邪。明末爱国学者张溥对此有更详细的评论：
  程学之禁，首发议于陈公辅，时绍兴之六年也；十四年而何若请黜其学，阿秦桧也。孝宗之世，谢廓然、赵师中攻洛学，郑丙、林栗、陈贾攻朱熹，帝两左右之，未显禁绝也。宁宗立，韩侂胄用事，憾熹排已，而刘德秀道学之议兴。继以为道学不足以锢人也，而何澹伪学之说起。于是胡紘、姚愈、汪义瑞、张伯垓、叶翥、张滏、沈继祖、邵褒然……等攘袂求进，肆意排击，而逆党姓名著籍矣（转引自王越《南宋反道学的斗争》）。这些论述，本已把庆元党禁及宋代反道学斗争的起因、实质讲得很清楚，但《通史》五册及王文却独创异说，美化拔高胡紘、沈继祖、王淮、韩侂胄等人，扭曲这场斗争的性质，这不但背离了历史真实，也无助于弘扬民族正气。
  把朱熹及其道学集团定为“投降派”的另一重要根据是陈亮与朱熹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他们称：淳熙年间“社会上坚持抗战，反对道学的代表，是杰出的思想家陈亮”，他曾多次上书“揭露朱熹之流儒生的可恶”。“被揭露的儒生们却伺机报复……以醉中戏为大言的罪名，向刑部告发陈亮”。认为“陈亮和朱熹的所谓‘王霸义利之辩’，实质是北宋以来的政治思想斗争的继续。”（《通史》五册二章七节）诚然，陈亮与朱熹的这场论辩，涉及“道”的内涵、本质、义利、王霸的关系以及“成人之道”等问题，深刻反映了双方思想的对立，陈亮所坚持的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观点不无高明之处。但这场论辩，纯属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正常切磋，并非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论辩中虽然也涉及对金斗争的方针策略问题，但并不等于就是主战主和之争。把他俩说成是政治上的死对头，人为地扩大矛盾，是很可笑的。须知朱陈两人尽管学术观点有所不同，但却是友谊深厚的挚友。陈亮“醉中戏为大言”，缴状事下大理寺的，并非朱熹的“伪学党徒”所为，而恰恰是反道学甚力的刑部侍郎何澹对他的陷害（《宋元学案·龙川学案》）。朱熹对陈亮一生坎坷十分同情，陈亮对朱熹的道德文章也极为推崇，称他为“人中之龙”（《陈亮集》《与林和叔侍郎大中》）“一世学者宗师。”（《陈亮集》《与张定叟侍郎札》）
  朱熹的道德人品
  注重道德修养，熔铸完美人格，是朱熹理学的重要内容和特点，也是朱熹本人孜孜以求的目标。
  朱熹把先儒所提出的诚、正、修、齐、治、平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熔化、渗透在自己的日常政治活动和教育活动中，建立一整套有关个人道德修养的目的、意义、内容、方法等的完整理论。朱熹认为圣贤为人生的最高典范，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圣贤，“所谓学者，始乎为士者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也”。朱熹把个人道德修养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提倡读书做人，教书育人，德育与智育相结合，反对单纯为求功名而学；强调“古之学者为已（按指自我道德修养），今之学者为人。”朱熹依照他的“理”、“气”、“心”、“性”等哲学观点，把三纲五常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和个人道德修养的规范，并据此提出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即学规）》并大书“忠孝廉节”四字镌刻于岳麓书院石上，以为诸生守则。在个人道德修养的具体要求上，朱熹特别强调要培养“存理去欲”，“重义轻利”，“安贫乐道”，“廉洁奉公”，“舍生取义”等优良品德。他认为，“对于货色二字，尤须警惕”。
  纵观朱熹一生，对上述修已治人的目标及道德规范，是身体力行，言行一致的。对其道德人品，我们可作如下基本概括：
  一、朱熹一生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时代责任感。他自幼立志匡时济世，早年家居，即常借冷落荒山空谷、深涧幽壑的瑶草奇花以自况，寄寓其美人迟暮之叹，希望能早日出仕，报效国家，“伤彼三春蕖，灼灼层华敷。盛时不可留，恐逐严霜枯。”（《拟古八首》）“上山采薇蕨，侧径多幽兰……芳馨坐销歇，徘徊以悲叹。”（同上）这些诗作，就是这种志趣的写照。他十八岁时应建州乡试所写的三篇策论，“皆为朝廷措置大事”，深为考官所赏识（《年谱》）。他无论在任地方官或奉祠，家居期间，所为所想多属安邦定国大事，常为“壮志难酬，报国无门”而兴叹，“经济夙所尚，隐沦非素期。几年霜露感，白发忽已垂。”（《感怀》）“积今空老泪，难使浊河清。”（《挽陈检正庸》）。忧世之心，跃然纸上。
  二、朱熹重名节，轻利禄，视富贵如浮云，不随波逐流，不与世俯仰。奸佞当道，他宁愿林泉高卧或奉祠养亲。据统计他一生共辞官六十多次，《文集》中有关辞免官职的奏状即多达一百余篇。如一旦做官，朱熹则坚守先儒“达则兼善于下”，“得志则泽加于民”（《孟子·尽心》）的准则，尽量替老百姓办好事。
  三、朱熹接近下层，态度随和，乐于：与普通老百姓交朋友，且十分同情民间疾苦，维护黎民百姓利益。他在崇安、建阳家居期间，常与村夫野老、书工市贾相往还，关心过问当地的农事活动，这在他的《至赤石观割早稻》、《次秀野蔬食十三诗韵》、《云谷杂诗十二首》、《赠书工》、《酒市》、《家酿》、《题野人家》等大量诗作中，都留有这种痕迹。如《谢客》云：“野人载酒来，农谈日西夕。此意良已勤，感叹情何报。归去莫频来，林深山路黑。”生动抒写了朱熹隐于云谷期间与老农频频往来，亲密无间的情谊。《赠书工》云：“平生久耍毛锥子，岁晚相看两秃翁”，把自己与书肆工匠摆在一起。朱熹为官，坚持儒家的民本思想，多行仁政，殆君子视民如伤”，“苟利于民，虽劳无惮”（《年谱》）。淳熙中，其妹夫刘彦集赴浏阳任，朱熹赋诗劝勉说：“君行岂不劳，民瘼亦已深。催科处处急，椎凿年年侵。君行宽彼氓，足以慰我心。”（《文集》卷3）竟然把官府征税说成是“椎凿”（意为敲骨吸髓），充分表露了他的民胞物与胸怀。
  四、朱熹为人诚坦，刚直不阿，敢于讲真话，讲直话，对自己怀抱的理想主张，有执著的追求。淳熙十五年，王淮罢相，他奉诏入都奏事，有人好心劝他说：“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慎勿复言。”他却回答说：“吾生平所学，唯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宋史·本传》）他多次上表，都曾尖锐地揭露并点名批评皇上和权臣，敢于捅马蜂窝。其议论朝政，抨击朝臣乃至皇上，次数之多，涉及面之广，言辞之激烈，是历史上罕见的。
  五、朱熹为政清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生活俭朴，安贫乐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封建朝廷命官的常例；三妻四妾，依红倚翠，是封建名臣才士的风流韵事，但朱老夫子却洁身自好，对“货”、“色”两字深自检点。朱熹在当了知南康军及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后，仍然“家故贫……箪瓢屡空，晏为也”，“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勉斋集》）卷36）。乾道九年遣长子塾赴金华从吕东莱学，因无资未能着人陪行。朱熹一生任现职官员时间不长，所得俸禄不多；而中年以后，家口渐繁，定居考亭时已是四代同堂。这样多人口日常衣食之需及亲朋酬酢往来，开支浩繁，主要仰赖微薄的祠禄（祠官补贴）、以及门徒贽奉（交纳学费）、朋友馈赠、代人撰写序跋的酬金（稿费）以及印书出售的收入等几项，但他并不收受超出平时礼尚往来的大宗馈赠。赵汝愚宦游福州时，悯朱熹太穷，当“割清俸以周之”，朱熹寄书致谢云：“穷老书生，蔬食菜羹，自其常分……吾未敢虐辱厚意，谨以复授来使，且以归纳”（《文集》卷27《与赵帅书》）。晚年，朱熹在考亭修建简易住房，“囊中才有数百千，工役未十一二，已扫空矣，将来更须做债，方可了办”（《文集》卷7《与陈同甫书》）。朱熹生活清苦，自奉极为节俭，但却急公好义，乐于周济别人，资助社会公益事业。有一次，朱熹为刘子和作传，其子以先人所藏《汉书》为谢，朱熹却将它转赠白鹿洞书院。淳熙六年，朱熹重建庐山白鹿洞书院时，曾自捐薪俸置田，以赡学子生徒。
  朱熹四十七岁丧妻，终生未续娶。淳熙六年赴南康军任时“只系一小儿在此，方十余岁。”（《文集》卷26《与执政劄子》、《袁宁丞书》）生活十分孤单，这与韩愈、苏东坡、白居易、韩世忠、陈亮等诸多历史名人寄情声色的风流韵事形成鲜明对照，否则后世民间也无须构思一丽娘与之相伴，以慰寂聊了。庆元六年，朱熹逝世时，虽处于党禁白色恐怖之中，列名“伪学魁首”，朝廷严禁“四方伪徒”送葬，但仍有近千人聚唁，这恐怕和他一生品德高尚，深受人们景仰是分不开的。
  上述朱熹的道德风貌，事实不容抹杀，但广东王越先生却附和“庆元党禁”旧说，重新抛出当年胡紘、沈继祖泡制的“六罪”、“十罪”，指控朱熹为“私欲恶性膨胀”、“言行相悖”、“丧失廉耻”，的“虚伪道学家”（王越《南宋反道学的斗争》）。这些多属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之词，超越学术讨论的范围，无须多加置评，此处仅就王先生津津乐道的有关朱熹的几点“隐私”略加辨析：
  一、王文附和沈继祖的诉状，对朱熹“私故人之财”的问题，义愤填膺，大张伐挞，痛斥“朱熹在处理故人之财的问题上，却是见利忘义，有如唯利是图的市侩”，实则“还不如市侩”。断言“朱熹为一代大儒，口口声声不谋其利，却利令智昏，据故人之财为已有，其败德伤廉，被人检举呵斥，处事如此虚伪权诈，使人叹为观止”。如此慷慨激昂，大动肝火，但朱熹究竟何时何地侵占了谁的遗产，却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请问这怎能给人定罪呢？
  二、王文对朱熹“纳故人之尼女”尤为痛心疾首，不胜愤慨。他煞有介事地说：“朱熹所纳的这两个青年尼姑不是别人，而是朱熹的故人之女。其父去世，朱熹没有尽到‘世伯’、‘世叔’之责，使其各有所归”；“竟不择手段，欺凌弱小，侵占其父的遗产，使两女遁入空门”’“两女既入空门，朱熹又诱其返俗，充当自己之爱妾，携往官署，以满足其‘人欲’”。据此，王文认为，朱熹“辜负死友，财色兼收，这在道义上是个很大的污点，倾西江之水，也是洗不掉的”。可惜，这条罪状依然难以成立，因为对朱熹的这位“故友”究竟是谁？“两女”芳名为何”。何时何地遁入空门”。朱熹又是何年何月”诱其还俗”，“充当自己之爱妾”的？仍然无法讲清，难免有信口雌黄之嫌。如果说王先生所依据的是对沈疏所说的“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一语的合理想像和发挥，则也是牛头不对马嘴，因沈疏原文是指朱熹“为赵汝愚子崇宪执柯”，并未说朱熹自取为妾，何况刘珙为朝廷封疆大吏，崇安巨族，据崇安《刘氏族谱》载，其身后仍家世显赫，二子学雅、学古均有功名，家道并未中落，岂有女儿遁入空门之理。王文光凭一些瞎编的材料，乱骂一通，任意给古人泼污水，实在有损学者文德。
  三、王文从朱熹诗词中，摘引出不少“风流跌宕”，“倚翠偎红”的词句，诸如“暮雨朝云不自怜”，“几生香火旧因缘”，“江妃定许捐双佩”，“多情蜂蝶早飞来”，“酒笑红裙醉”等等，来揭露这位“假道学家”“玩弄女性，以声色自娱的内心世界。”这虽属一大新发现，但无奈王先生对文学作品中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和我国古诗词有关美人芳草托物寄意的描写用意和特点还缺乏基本的了解，对原诗的真正含意没有读懂，因而未免有望文生义之嫌。查“酒笑红裙醉”一语，出自《和季通昼寒韵》，系乾道中朱熹携子女伴蔡元定游密庵时所作，原诗云：“万壑争流处，千年古树幽。危亭因我作，胜日为君留。酒笑红裙醉，诗惭杂佩酬。尚嫌心境窄，更约九垓游。”这里所写的“红裙”是指朱熹的大女儿朱巽，当时曾随其兄塾侍父游昼寒亭。（《文集》卷84《游密庵记》）此句的意思是说：女孩子随父游山，喝了点酒，有点醉熏熏的，更加天真可爱。把这也说成是朱熹“倚翠偎红”，实在罪过。“暮雨朝云”和“香火旧因缘”等语句，出自《红槛词》原词云：
  暮雨朝云不自怜，放教春涨缘浮天。只今画阁临无地，宿昔新诗满系船。青鸟外，白鸥前，几生烟火旧因缘。酒阑山月移雕槛，歌回罢江风拂玳筵。这首词约作于绍熙初朱熹从漳州辞归，始建竹林精舍时，这时他长子早逝，而推行经界法受挫，忧道之难行，遂想隐于考亭沧洲。暮雨朝云，既指沧洲的自然景色，又隐喻政治风云多变，“几生烟火旧因缘”句上承“青鸟外”，“白鸥前”，是说朱熹早就向往归隐沧洲，酬鸥盟鹭狎夙愿，远离政治旋涡，如今如愿以偿，实乃三生有幸。这和楚襄王游高唐、梦巫山云雨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把它说成是“暗示佛门两个绮年比丘尼的思凡，却双双掉入一个道貌岸然，号为一代大师又为父执的怀抱中”，看来王先生对此类风流韵事未免有点神经过敏，想入非非了。
  四、王越先生认定朱熹为“伪君子”、“败德伤廉”，另一重要的依据是，继祖奏章获准，朱熹被褫职罢祠”后，本人曾“连忙上表谢罪”，“惭愧承认”，后并“离开沧洲精舍，东躲西藏”，如果沈疏所言不是事实，朱熹怎肯公开承认呢？这种理由也是不充足的。须知封建专制时代“君要臣死，不得不死”，是天经地义的准则，胡紘、沈继祖长期预谋泡制的揭发材料，既已为皇上所认定，“伪学逆党籍”已正式下诏宣布，请问朱熹敢公然对抗，不上表谢罪吗？当时党争形势复杂，反道学集团蠢蠢欲动，欲置“伪学”党人于死地而后快，朱熹能不东躲西藏，以防不测吗？何况朱熹《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重点是一“谢”字，即对“不虞思贷，乃误保全；第令少避于清班，尚许仍居于散秩”的浩荡圣恩，表示无限感戴，至于对沈疏所加给他的各项罪状，则以“谓其习魔外之妖言，履市廛之污行……谅皆考核以非诬……”（《文集》卷85页18下至19上）的句式和语气，只作转述，并不辩白，更示认罪。其中“谓其”两字，相当于今日白话文“所谓”的意思；“谅”即“料想”之意，这都是朱熹巧妙安排的伏笔、曲笔，但王先生在引述朱熹《谢表》时，却有意把“谓其”和“谅”这两个关键性字眼去掉，这样做是很不严肃的，但愿是一个疏忽。
  关于朱熹的事功和政绩
  对于朱熹的事功和政绩，南宋反道学势力均竭力贬损；清代戴东原、颜元乘等人，基于其反传统立场，亦多半持批判否定的态度。近年我国大陆一些论者，也竭力附和，较多典型的说法有：
  朱、陆唯心主义哲学流行之际，人人空谈心性，个个想当圣贤，实际上是什么也不懂的废物。（周宝珠、陈振主编《简明宋史》第16章）
  像朱熹这样的道学家，在安邦定国方面，并无善策，只能贩卖那种迂阔而不切实的“古时丹”，以文其陋。（王越《南宋反道学的斗争》）
  朱熹之流是以《大学》、《中庸》为敲门砖，空谈心性，无补时艰的大儒。诚然，“空谈心性，无补时艰”；“腐儒妄议，空谈误国”的现象，在朱熹学派以及宋明儒末流中不能说没有，但把它挂到朱熹账上就不合适了。事实上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才华横溢，大有作为的能人，他兼具学者、大儒、良师、名宦、才士等多重身份和良好素质，他一生七十一载，尽管屡遭排斥，仕途坎坷，仅“仕于外者九考（实际七年零三个月），立朝四十日（实际四十六日）”，绝大部分时间为奉祠养亲或家居著述讲学，但他不论置身何地，都奋发有为，以积极的“入世”态度直面人生，为挽救民族危亡，继承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启迪古代文明，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大体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朱熹是我国古代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哲学家，他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集先秦以来传统儒学及诸子百家之大成，熔儒释道于一炉，建构了一个空前博大精密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我国理论思维最发达的形态，把我国传统文化衍化到一个新阶段。复旦大学蔡尚思先生云：“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闽学研究丛书总序》）。台湾钱穆先生说：
  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朱子新学案》）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认为：
  朱熹是封建社会后期学问最广博，影响最深远的学者……孔孟而后，朱熹是一位地位仅次于孔孟的夫子。（《宋明理学史》）
  这些评论，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二、朱熹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世界文化巨人。他一生学而不厌，勤奋著述，据有的学者统计，其学术成果有：本人著述209卷，编纂书籍210卷，注释38卷，校勘72卷；此外还有门人后学编纂的《文集》112卷，《语类》140卷，共781卷（陈正夫《朱熹评传》）。数量之多，门类之广，不但是前无古人的，即使在今天的专业工作者中也不多见，这对于丰富发展我国古代文化宝库，无疑是一个重大贡献。请问一个人一生能给后人留下这么多的财富，能够说他是“什么也不懂的废物”吗？
  三、朱熹是一位学行并茂、修养全面的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先后修复与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亲手创建了寒泉、武夷、竹林（后改考亭书院）三精舍，并在我国南方多处亲自讲学。影响所及，其门人弟子也纷纷在各地兴学校，建书院，大兴自由讲学授徒之风。并以这些书院为传播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动中心和阐扬理学思想的舆论阵地，逐步排挤与取代了魏晋以来遍布各地的佛道寺观和濒于衰败的官学。朱熹一生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其弟子计有及门者467人，未及门而私淑者21人，共488人，为汉以来经师授徒人数之冠（《陈荣捷《朱子门人》）。请问对于历来尊师重教的中华文明古国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后世称颂的不朽功业吗？四、朱熹是封建时代一位德才兼备的有作为的父母官。他在短暂的五处地方官任内，夙夜匪懈，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1、举荒政、薄赋敛。在南康军任内：“申减秋苗、夏税、木炭、月桩、总经制钱二千缗”，“乞蠲本军阁租苗米四万七千余石，检放三万八千余石”。并开场济粜（卖救济粮），在全境设粜场35处，活饥民大人十二万七千多口，小儿九万余口。（《年谱》）。在浙东任内，调丰储仓米三十余万石救绍兴、衢州大饥，乞得上赐钱及官会七十五万贯济婺、衢、处、台等州民困，并亲行会稽田间察看蝗灾，募人扑捕，“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革之”（《宋史》本传）。
  2、修水利，重农桑。淳熙七年，在南康采取以工代赈办法，募饥民修筑滨江大堤。淳熙九年至台州，拨款黄岩、定海诸县，倡修多处水利设施，使该地水旱之灾、饥谨之苦得以舒减。在漳州任内，“奏除属邑上供无名赋七百万，减本州无额经总制钱四百万，”（《年谱》）并颁行《劝农文》，推广先进耕作技术，提倡广植木棉，发展经济作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3、立社仓，苏民困。乾道七年在五夫家居时，目睹每岁春夏之交，青黄不接，“豪户闭粜牟利，”贫民横遭盘剥之苦，首创五夫社仓，以互助互济，调剂余缺，“一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缺食”（《年谱》）。淳熙八年冬，奏请朝廷“颁行社仓条例于诸路。”（同上）
  4、清田亩，正经界。绍熙元年，他在漳州针对“土居豪右，占田隐税”（《文集》卷21《经界申请诸司状》）的弊端，“奏行经界法”，令邑人清丈土地，核实田亩，限制豪绅大户转嫁田赋负担。后虽因权贵所阻而未能付诸实施，但作为限制豪民占田隐税的一项重大改革，仍有其积极的意义。曾被王夫之誉为“均平详审，宜可行之天下而皆准”的良法（王夫之《宋论》卷12）。
  5、兴文教，育人才。除先后兴复庐山白鹿洞书院，重修与扩建长沙岳麓书院外，还整葺同安县学宫及经史阁，设漳州宾贤馆。每到一地，均亲临讲学；并为州学县学选用教授教谕，增加员额，扩大规制。还在漳州大量刊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供士人研读。6、树正气，励风俗。他每到一地，都以“厚人伦，美教化”为先。刚抵南康军所就颁发告谕“令父老教诫子弟”，“劝民遣子弟入学”，并“移文教授司户”，“使之宣明教化，笃厉风俗”（《年谱》）。在浙东，他下令毁永嘉秦桧祠，教世人辨忠佞，弘扬民族气节。在漳州任内，他针对当地开发较迟，“风俗薄陋，民不知礼”的情况，连续颁发多道文告，严禁女入空门，附鬼为妖，滥设传经会及庵舍，男女混杂，竞演淫戏以及讼棍包揽官司诈民钱财等陋习，使民知冠、婚、丧、祭之礼，民风为之丕变（《年谱》）。
  7、访民隐，正官风。在浙东任内，“日与僚属寓公馆访民隐，昼夜不倦，至忘寝食”；“亲出按历，始于会稽诸县，次及七郡，穷山长谷，靡所不到，付问存恤，不遗余力。”（《年谱》衢州知州李峄，江山知县王执中，宁海知县王辟纲等一大批贪污赎职，欺压百姓的墨吏均严惩不贷，台州知州唐仲友，多行不法，虽有宰相王淮（姻亲）做后台，朱熹也六上表章奏劾（《宋史·本传》）。
  短短七年多，能够办成这么多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实事，实属难能可贵，充分显示了朱熹的胆识，才能和魄力，受到了时人的赞叹。与他学术观点不同的叶适公正地说：朱熹“居官所至有绩。”（《水心文集》卷二《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孝宗皇帝也曾对王淮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宋史·本传》）请问，这难道能说朱熹是“腐儒妄议”，“空谈误国”吗？
  五、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还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根据其哲学理论和社会现实，还通过多次入都奏事或上疏，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以“正心诚意”为理论基础，“正君心”为“大本”（根本），以“恤民”为“大务”（中心任务），以“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项“急务”为重点，以驱逐金寇，恢复中原为目标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有关整顿朝廷用人、治军、省赋和安定社会，增强国力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壬午封事》中，他针对孝宗诏求直言所出的题目，着重提出了“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三点建议。在《庚子封事》中，他以南康军灾害频仍，百姓憔悴的情况为例，提出了“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的方案。在《戊申封事》中，更针对当时“天下大势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的危局，进而提出“正君心”，“立大本”及行施六项“急务”的具体对策。
  上述政治路线和主张是朱熹理学思想在治国之道中的具体运用。这是一条救亡图存、治乱兴邦的政治路线，从理论的高度回答了当时客观形势所要求回答的问题，不失为智者高论。这套路线政策，条分缕析，纲目清楚，把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修内政”和“攘夷狄”，“立大本”和各项具体政策措施都紧密结合起来，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恢复”。比如在《壬午应诏封事》中，他明确指出“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学而督之于后，任贤所以修政而经纬其中，天下之事，无出于此。”（《文集卷11》这就是说“讲学”，“定计”和“任贤”是三位一体，服务服从于“修政”的。又如在《庚子封事》中，他不但论证了“恤民”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把“恤民”列为“天下国家之大务，”同时又提出“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已矣”的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一条龙主张。其最后目的则在于富国强兵，“复土宇”，“雪宗庙之仇耻”。（同上）在《戊申封事》中，更深刻论证了“正君心”和实行“六项急务”之间的以“纲举目张”的关系，并详细阐述了实施六项急务”的具体办法。
  如撇开其具体阶级内容的不同，就其条目来说，这些对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朱熹抓住这些问题做文章，可说抓到了点子上。其次，朱熹把“正君心”列为“大本”，这也是一种极高明的见解，可谓善于抓主要矛盾，抓关键，我们今天不也在强调“领导是关键”，要“从领导做起”，“从中央做起”，“一级抓一级”吗？在一切权力集于皇帝一身的封建专制时代，这尤有必要，难道皇帝“心术不正”，荒淫无道，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吗？朱熹说“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同上）“凡此六事（指“六项急务”）皆不可缓，而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大事无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则虽欲备精劳力，以求正夫大事者，亦将徒为具文”。（同上）这确是经验之谈。有的把它说成是“帝心决定论”的唯心主义观点，完全是一种误解。
  对朱熹一生的事项政绩，钱穆先生有一段很好的概括，他说：
  “朱子于政事治道之学，可谓于理学界中最特出。试观其壬午、庚子、戊申诸封事，议论光明正大，指陈确切着实，体用兼备，理事互尽，厝诸北宋诸儒及古今名贤大奏议中，断当在第一流之列。又其在州郡之行政实绩……其精心果为，与夫强立不反之风，历代名吏施政，其可赞佩，亦不过如此。”（《朱子新学案·朱子学提纲》）
  朱熹理学的民族精神及历史作用
  对朱熹理学的评价，是论定朱熹功过是非的重要依据和基础。过去，一些学者以左为荣，动辄套用划分阶级成份的办法，把朱熹思想定性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意识形态”，“客观唯心主义的反动思想体系”等等。并以此为坐标，对朱熹理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机缘及其历史地位、社会功能、后世影响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左的界定，例如：广东杨荣国先生曾谓：“朱熹哲学整个思想体系是反动的，是完全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为强化中央集权、封建统治服务的。”“从元初到清康熙，从曾国藩到蒋介石，都以朱熹的正宗理学作为涂沫‘圣光’的油漆。这充分说明朱熹哲学的反动作用”（杨荣国主编《简明中国哲学史》1973年版），这样就把朱熹理学看成了敌对思想，把朱熹其人看作异己势力，还有什么品德、功业可言呢？这里，有几个问题应认真辩析。
  一、关于朱熹理学的属性问题。用简单的阶级划线代替深入细致的科学分析，把朱熹理学笼统定性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反动思想体系”，是很值得商榷的。
  首先，朱熹理学是一个包含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学、艺术、宗教等在内的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博大精深的统一体，是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延续；就其哲学思维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言，它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经验的总结；就其蕴含的许多有价值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来说，它是中华民族固有优良道德传统和民族精神的积淀。因此，对这样一个广大精微的理学思想体系是很难以“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称谓来加以概括的。
  其次，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既有阶级性，又有时代性和民族性。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述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时，就曾提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概念，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称它“是民族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毛泽东选集》卷2《新民主主义论》）。据此，我们分析朱熹理学，应更多地注意到它的民族性和时代性。而不应片面强调并夸大阶级性。再说朱熹理学既然能够成为一种统治思想，被当时的社会广大阶层所接受，流传达数百年之久，也充分说明了它自有强大的社会适应性和生命力，如若为“地主阶级”独家的意识形态，能够如此长期混下去吗？
  尤应指出的是把“封建地主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同“反动”划等号，这是概念上的混乱，“唯物”“唯心”是区分物质与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哲学概念，只作用于界定两军对垒的哲学世界观的属性；而阶级是用于区分人们在特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及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劳动成果的分配形式的经济学概念，两者都不是区分“革命”、“反革命”的标准。究竟谁革命谁反动，具体人要作具体分析，不应“唯成份论”或“唯世界观论”。朱熹是位历史人物，称他为古代（或封建时代）思想家，教育家和“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不就行了吗？何必一定要给他划成份，外加上“地主阶级”，“反动”一类帽子呢？
  二、关于朱熹理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缘由。恩格斯说：“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页）那末，朱熹思想是缘何产生的呢？以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它是“适应巩固中央集权制的王权，维系封建纲常秩序，消弭农民反封建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也有的说是“适应为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皇权作论证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为强化中央集权封建统治服务的”。这些说法至少是不准确，不全面的。
  唯物史观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种意识形态或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应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等综合性状况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去寻求。把朱熹理学的产生说成是由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意愿所决定的，这岂不等于说是“意识决定意识”，“精神产生精神”了吗？这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事实上，朱熹理学思想从他的先辈周敦颐、二程开始酝酿到他本人所建构的思想体系的形成，再到他逝世，前后经过了一百四十多年，始终被当作一种异端邪说，处于朝中既得利益集团的镇压围剿之下，一直未能为封建统治集团所接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一新的意识形态与地主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是相互对立的，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拚死抵制和反击。虽然朱熹死后27年，宋理宗终于发现它有补于治道，予以推崇和提倡，元明清数代朝廷也顶礼膜拜，拚命吹捧利用，将它抬到“官学”的地位，但这也未必能说明朱熹理学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历代封建帝王总是按其各自的需要，对朱熹理学进行改编剪裁再加以利用的，与朱熹思想原貌并非一码事。再说“适应消弭农民反封建斗争的需要”，“为强化中央集权、封建统治服务”这一类说法，也难以准确地揭示朱熹理学所体现的时代要求和本质特征。因为这些要求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共性，也是封建时代许多哲学家思想家所服务的共同目标。难道“三纲五常”不是在朱熹之前就早已提出了吗？孔孟儒学不也是“为强化中央集权、封建统治服务”的吗？战国时的韩非所得出的“法、术、势”的主张，不也是为封建专制的皇权奠定理论基础吗？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也是“为确立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的绝对统治”，献计献策吗？因此，对朱熹理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契机，应当以更广阔的视野，从两宋时期整个国际国内的矛盾斗争的全局去分析，才能找出准确的答案。
  两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上升的一个重要时期，是一个从封建割据复归于全国统一的时期。北宋王朝的建立，宣告了自安史之乱出现的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约两百年的分裂局面的结束，建立了一个比唐朝更为彻底的中央集权的政权，实现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一体多元的多民族国家的重新统一。但在宋朝统治的320年中，始终存在着北方落后民族入侵，及外来宗教思想的侵蚀，山河破碎，神州陆沉；而自北宋末年开始，朝政日非，奸邪当道，党争激烈；人欲横流，道德沦丧，世风日下；固有的封建纪纲（秩序）荡然无存，政治上一团漆黑，黎民百姓苦不堪言，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时代的主要要求是“尊王攘夷”实现汉民族的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朱熹理学就是在这种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情况下，经过对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弊端的认真分析和对我国历代治乱兴亡经验的深刻反思，而建构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和文化思潮。它含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意识，其主要目标和思想核心是救亡图存，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的永享太平。朱熹理学体系中的“诚正修齐治平”的路线和“三纲五常”，“存理灭欲”，“人心道心”，“尊君亲贤”，“恤民”等一系列范畴、规范，都是围绕这个目标而提出，并为实现这个目标服务的。当然不能说其中不含“维护封建纲常秩序”，“强化封建秩序”，“巩固中央集权的王权”的因素，但朱熹的眼界和本意比这要宏大深远得多。
  三、关于朱熹理学的历史作用。以往一些论者常认为朱熹理学的作用是消极的，这大体有以下几种说法：（1）朱熹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一种“落后思潮”，是“历史发展的惰力”，严重阻碍、延缓了社会发展的进程；（2）朱熹理学是“封建统治阶级反对科学和民主，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是“劳动人民精神的枷锁”；（3）朱熹理学“保守”，“反对改革”，“扼杀、窒息了创造精神”；（4）朱熹理学是我国思想史上的一股“浊流”等等，然而，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一）据史料记载，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从北宋开始，土地商品化和租佃制已取代了封建土地国有制和魏晋以来的部曲佃客制，坊廓户（城市户口）已由国家正式列籍定等，城市工商业者大量增加，商品粮产地和经济作物面积扩大，商品市场进一步活跃，这些都表明社会生产力处于向上发展中。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尚钺等当代老一辈史学家都把它列为封建社会发展的时期，并无任何迹象表明封建制度已经腐朽没落。既然如此，产生在这一时期并作为它的上层建筑组成部分，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朱熹理学，当然也就不能说是“消极、落后”的社会思潮了。值得注意的是，当朱熹理学崛起于十二世纪时，一些西方国家还处于蒙昧状态之中，远远没有形成共同的民族文化；欧洲和中东等不少国家还处在教会和寺院的黑暗统治和十字军东侵的铁蹄之下，各种宗教的神学体系成为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哲学、教育、科学、艺术等都为浓厚的宗教色彩所笼罩，成为神学的婢女和附属品。这时，广大精微的朱熹理学却宛如一颗耀眼的明珠，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曾令多少西方人口瞪目呆，叹为观止，对这宗珍贵历史遗产我们怎能妄自菲薄，把他看作破帚弃履呢？
  （二）所谓“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或“劳动人民精神的枷锁”，这大概是指朱熹极力宣扬“三纲五常”，“理一分殊”，“存天理，灭人欲”，“忠、孝、廉、节”等一类理论观点和伦理道德规范而言。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观点和规范，是因唐五代以来外族不断入侵，国家长期分裂，瓜分豆剖，战乱不休，政权更迭频繁，纪纲破坏殆尽（五代十三年间，更换了八姓十四君，亡国被弑者八），释道无父无君，虚无寂灭之说泛滥，各地寺院星罗棋布的情况而发生的；也是针对宋廷君臣屈膝苟安，寡廉鲜耻，生活糜烂腐朽的现实情况而提出来的。其目的就是要重振国家纪纲和社会秩序，恢复汉民族固有的伦理道德风尚。其思想劝化与行为约束的重点是皇帝官僚贵族，同时也作为一种社会公德，要求社会公众都共同遵守。这一理论体系的产生，完全适应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的需要，有利于救亡图存，增强民族凝聚力、稳定社会人心，无异于给国人提供了一支新的精神支柱，因此，它完全是进步的，积极的，怎能说是“禁锢人们思想”呢？诚然，朱熹身后的历代封建充当者，确也曾把纲常名教和存理去欲等规范当作钳制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导致文字狱遍于国中，贞节碑坊到处林立，以及其他“理学杀人”的惨剧。人们本着“反封建”的目的对这类现象进行批判是理所应当的，但这些并不是朱老夫子本人的过错，切不可把它挂到朱熹理学的账上。
  （三）朱熹并非保守，倒退的复古主义者，而是带有托古改制倾向的社会革新家。他主张建立富有进取精神的“德礼”之治，既要巩固和加强封建集权，又要改革“削藩”带来的副作用，注意加强和充实地方政权力量。他主张实行“选将吏，核兵籍以节军赀，“广屯田以实军储”，“练民兵以益边防”三项改革，以加强军队建设（《文集》卷11《庚子应诏封事》）。他强调民为邦本，十分重视以“恤民”为核心的农政建设，提倡建立以“社仓”为样板的社会救济系统，爱惜民力，减轻百姓负担；同时也注重发展农业和商业经济，力求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他虽然十分推崇“三代之治”，但这不过是想以此作为观今鉴古的理论根据，实则主张对“祖宗之法”要“因事制宜”，“变而通之”（《文集》卷70《读两陈谏议遗墨》）。他认为“居今之世，若尽除今法，行古之政，则未见其利，而徒有烦扰之弊。”（《语类》卷108）由此可见，朱熹是一位主张实行一种从朝廷和上层做起的政治改革家。
  （四）朱熹理学是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以及历代诸子百家学术的延续、继承和超越，它融合吸收了前人的思想的成果，摈弃补救了先秦儒学缺乏哲理思辩，汉学迷信阴阳五行和纤纬宵异，魏晋玄学崇尚清谈，佛老倡言空虚寂灭等的缺陷，建立起一个包含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道德论、人性论诸方面的富有思辩哲理和辩证法因素的庞大思想体系。它还具有重理性、尚践履、反对迷信与空谈；重人事，尚气节，重视心性修养，着眼于解决社会现实的实际问题等特点。尽管它是唯心的，也有不尽完善正确之处，但却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一座里程碑，我们怎能把它看作“思想史上的浊流”呢？人们常说，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而宋明理学又是儒学的重要发展阶段，“宋明理学，只是在朱熹手里，才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规模与体系，奠定了确然不拔的基础”；“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家传统思想，实际上就是朱熹的理学思想”。（候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第十二、十三章）“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钱穆《朱子新学案·朱子学提纲》）既然如此，则理学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理学是思想史上的浊流”，岂不等于说整个儒学也是浊流了吗？那么所谓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又是什么？故“浊流”之说实乃自相矛盾，令人费解。
  四、朱熹理学的民族贡献。在评述朱熹理学的历史作用中，有人还曾抛出一种“理学亡国论”的观点，其意是说“腐儒空谈误国”，抵制了抗金主战派的活动；而“大敌当前，亡国在即，理宗却大力提倡程朱道学‘正心诚意，克己复礼’等陈词滥调，宋朝也就在高唱道学的陈词滥调中逐步走向灭亡。”宋理宗是“尊崇道学而走向亡国的皇帝。”（《通史》五册第七章）按他们的高见，如当时宋理宗不崇道学而反道学，则可金汤永固，天下太平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坚持“大一统”思想，严“华夷之辩”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宋明理学的主旋律，也是它的灵魂和核心所在。这如同一根红线，贯串于朱熹一生的言论行动之中。这除了本文第一部分列举的大量奏章诗文外，还可存见于他的许多论著中。如他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注释中，明确把《春秋》“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看作是社会安定和国家统一的大纲大法，他说：“愚谓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则致治之法垂于世，是一要治也”。他总结了历史上遭到政治动乱的教训，认定“古今祸乱，必有病根，汉宦官、后戚，唐藩镇皆病根也。”（《语类》卷110）肯定了宋太祖“削藩”致治，消除分裂隐患的业绩。他把以尊王为内容的“忠君”列为“三纲”之首，认为“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文集》卷13《癸未垂拱奏札二》）。直到晚年居考亭沧洲时，仍念念不忘”国家遭汴都之祸，国于东南，所谓大体者，正在于复中原，雪仇耻”。（《语类》卷95）朱熹还把“尊王攘夷”，“严夷夏之辩”的思想，扩展到对外文化关系上，他曾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句话之后，作了一条注释：“夏，诸夏礼义之教也。变夷，变化夷狄之人也。变于夷，反见变化于夷狄之人也。”这里是说，华夏民族要树立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挥自己固有的精神文明和礼乐教化的优势；儒者的神圣责任，不但在于拒异族于国门之外，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且要以自己的中华文明去融合感化周边地区那些处于野蛮状态的民族。
  本着这样的观点和立场，朱熹和他的弟子门人面对异文化入侵，佛道势力猖厥的情况，坚主“辨异端”，“辟邪说”，不遗余力地排斥佛老；并身体力行，带头兴学校，建精舍，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书院运动，用以排挤取代遍布各地的佛道祠院。陈荣捷先生说：“假若朱子及其门人，没有做出任何事情，会不会大批佛教制度，最后会取代中国的学校，因而中国变成一个佛教国家？”（《朱子新探索·朱子与书院》）这一推想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笔者认为，南宋灭亡，并非推行朱熹理学的结果，而恰恰相反，是长期打击围剿排斥道学，使朱熹理学未能及时为世所用的结果。宋理宗虽然崇朱重道，但毕竟为时已晚，力难挽回。香港刘述先先生说：朱子一生，“忧国之诚，始终不变”，惜未能为世所用。“吾人自不得以成败论英雄”（《朱子思想的发展与完成》）。钱穆先生说：“理无不可为，而势有不可为”；如谓“伊洛无救于靖康之难，朱子无救于南宋之亡，则孔子亦何补于春秋，孟子又何补于战国。”（钱穆《朱子新学案》卷1）。
  朱熹理学中所蕴含的“大一统”、“尊王攘夷”、严“华夷之辩”等爱国主义思想，经过长期的启迪教化，代代相传，逐渐沉积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兄弟民族团结融合的粘合剂，为我们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的长期稳定延续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原动力。“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激励下，多少仁人志士抛头洒血，抗御外来侵略，谱写出我们民族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之歌”。“正是这种信念使我们民族抱群同心，故国神州历万劫而不息，列强环伺而不被肢解，使我们民族多难兴邦。”（孙明章《朱子学的历史命运》载《朱熹与闽学渊源》）元清两朝，虽由蒙金两个兄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以朱熹理学为思想纽带，很快就与汉族实现了文化认同和融合，故国神州，永归统一。环顾当今世界，政治风云变幻，苏联解体，东欧崩离，使我们越加感到中华文化及朱熹理学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大作用。不管朱熹及其理学有何缺陷和谬误，也不管人们对朱熹理学是否欢喜，但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功迹是抹杀不了的，永远值得后人称颂。
  武夷巍巍，闽水泱泱，
  一代宗师，山高水长！
  （本文作者系世界朱氏联合会秘书长、福建省闽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