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两宋时期，我国中原和南方，私人讲学之风大盛，各地书院纷纷建立。朱熹在建阳考亭创建沧洲精舍，会聚名儒和贤士，从事教学和著述工作，培养出许多有学术成就的生徒。
  （一）
  朱熹父朱松于北宋政和八年（1118）入闽任政和县尉后，常往返途经建阳，喜爱考亭山水清幽秀丽，有意迁居这里，但生前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朱熹承先父遗志，于绍熙二年（1191）五月，从漳州到建阳，暂住县城童游桥头。他认为：“此间寓居近市，人事应接倍于山间。今不复成归五夫，现就此（考亭）谋卜居。已买得人旧屋，明年可移。”①绍熙三年（1192）六月考亭新屋建成，朱熹便在此定居。门上书有“爱君希道泰，忧国愿年丰”的对联。绍熙五年（1194），从学的门徒日益增多，复于住宅东面，新建竹林精舍（后改沧洲精舍），颇具规模。前为明伦堂，又前为燕居庙，匾曰“中和”。精舍建立之次年，朱熹将赵昌父写的“教存君子乐，朋自远方来”的门联，改为“道迷前圣统，朋误远方来”，以表示自己聚徒讲学的谦逊态度。
  精舍创立，四方学子不远千里负笈而来；有志于研究学问的人，都把考亭作为自己的依归，于是“群贤毕至”，“论道其中”。朱熹与门徒蔡元定、黄干、刘?、蔡沉、陈淳、叶味道、李方子、廖德明、李闳祖、杨楫、辅广、杨道夫、林夔孙、陈履道、范念德等，研讨学问，发明义理，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的考亭学派。
  南宋庆元二年（1196），朱熹以伪学之禁，罢祠落职。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日，病逝于考亭。道学禁除后，宝庆元年，建阳县令刘克庄始辟祠奉祀朱熹，并以黄干、蔡元定、刘㷍、真德秀配祀。淳祐四年（1244），理宗敕赐“考亭书院”匾，以示褒崇。
  （二）
  朱熹于住宅旁，建筑一栋小书楼，作为藏书的处所。书楼匾张南轩手迹“藏书”两字。阁内壁上挂着南轩生前题词：“于穆元圣，继天测灵；闻此谟训，惠我光明。靖言保之，匪金阙籯；含英咀实，百世其承。”②作为藏书阁铭。
  燕居庙奉祀先圣孔子，配祀颜回、曾参、孔伋、孟柯四贤和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李侗七子。精舍建成时，朱熹为表示对先圣的虔诚，率领精舍学生到燕居庙举行“释菜”之礼，以奉告精舍建成。在祷祀中有“恭性道统，远自羲轩。集其大成，允属元圣。述古垂训，万世作程。”③等语，肯定与褒扬孔子在道统上的地位和作用。朱熹平时也按规矩奉祀先圣。每天早晨，精舍弟子先着衣衫到影堂击板，等候朱熹出来。厅堂摆着供品，初一供酒果，十五献茶。朱熹开门走出后，就升堂领着弟子按顺序拜香。再拜而退，即登楼拜圣像。行礼毕，朱熹回书院端坐，受学生拜揖，再喝汤茶，稍坐片刻。学生有什么请教的问题提出来，解答后，各自回到书堂。
  精舍有严格的学规，设堂长一人专门管理学校行政事务，训导、考核学生，监督执行学规。沧洲精舍，大抵沿用《白鹿洞书院学规》。五教之目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教学顺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笃行”中，从修身以至接物处事，都有明确要求。“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④学规体现了朱熹的全部教育思想。从政治思想教育到教学顺序，从修身处事到接物待人，都提出明确的要求，以此作为精舍学生的思想指南和行动准则。如学生郑可学，性情偏激，而于“惩忿”上多下功夫，收益不浅。
  朱熹在考亭撰文教谕精舍学生，读书首先要立志。“唯有志不立，真无着力处”。那些“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其次须要熟读精思。“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⑤批评那些口头上说学道是天下最大最难的事，却全然没有着实去做的人，认为这种人“从来未曾用旬日功夫去熟读一个人的书。到了会见人家，泛然发问。临时凑合，举不出一两行经传成文，讲不出一两处首尾相应的事”。再者要反求诸己。对熟练的知识“要就自己心上存养玩索，着实行履”，那对所学的知识就会理解得更深，并不是以前那般意味。
  沧洲精舍具有我国古代书院藏书、奉祀、教学三大职能。
  （三）
  沧洲精舍属高等学府，即朱熹所主张的学校两级制的大学。其教学内容，据精舍学生杨楫记述：“庆元乙卯（1195），楫侍先生于考亭精舍”，“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大学》、《语》、《孟》、《中庸》四书，次以六经，又次而史传。至于秦汉以后词章，特余论及之耳……。”⑥朱熹教学，首先授以四书，四书是六经的基础。而教授四书，也须有次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语》、《孟》之精微；不参之《语》、《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⑦因此，四书是格物致知的基本教材，是哲学理论的依据。其次教学生研读六经——《易》、《诗》、《书》、《礼》、《春秋》、《乐》等经。黄干对朱熹重视穷研六经作了以下概括说明：“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则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⑧朱熹对《易》有《周易本义》等著作，对《诗》有《诗集传》，对《礼》有《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对《书》有《书古经》著作，惜已失传，晚年交代蔡沉续修《书集传》。唯独《春秋》无著述，《资治通鉴纲目》可视为续麟之作。对久已失传的《乐经》，曾上奏皇帝：“窃欲更加参考，别为一书，以补六经之缺。”⑨朱熹在精舍教学的同时，计划完成六经的传述工作，有助于学者“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难知”。次之，朱熹也重视史传的教学。年幼时，听父亲朗读《左氏春秋》，耳熟目染，对史书发生浓厚的兴趣。他教学生先读《史记》、《左氏》，再读《西汉书》、《东汉书》，以及《三国志》，然后再看《资治通鉴》。同时强调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朱熹根据不同教学对象的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与方法：
  （1）个别教学与升堂讲授相结合。以精舍学生程度论，无须采用口授的方法，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那样一句一句地进行口传。通常采取个别问答的方式。如杨道夫问：“气质之说，始于何人？”朱熹回答：“此起于张（载）、程（颢、颐）。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读之使人深有感于张、程，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⑩朱熹六十八岁，正当学禁严酷之际，“先生坐睡甚酣，因诸生偶语觉。诸生问所闻蔡丈（元定）事如何？曰：‘州县捕索甚急，不晓何以得罪！因与正淳（万人杰）说早上所问《孟子》未通处甚详。”⑪以上两例，朱熹对杨道夫解答“气质之说”的由来，对正淳解释《孟子》书中未理解的问题，都属于个别教学。有时也集中少数学生进行讲论。庆元三年（1197）正月，州县急令追捕蔡元定。“是夜诸生坐楼下，围炉讲问而退。”⑫夜间同围炉诸生讲解，可见是很随便的了，不属于大堂会讲。再看绍熙五年（1194）十一月，朱熹从京城杭州回来建阳，途经玉山县。县令司马迈请朱熹升堂为县学儒生讲课，还“特设讲座”，以表示尊崇。朱熹开导说：“故圣人教人为学，非是教人缀缉言语，造作文词，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天下，方是正当学问。”⑬这堂课以“仁”为中心，针砭当时学生只追求功名利禄的弊病，要求发扬圣学，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一堂人数众多的政治教育课。朱熹回到考亭，建沧洲精舍，楼下设讲堂，经常为学生讲课。“前数日之夕，先生方与诸生讲论。有以落职之命来告者，先生略起视之，复坐，讲论如初。”⑭聚精会神讲课，却把自己的祸福置于度外。
  （2）教师发挥主导作用，学生以自学为主，质疑问难与释疑解惑相结合。朱熹的学生，文化程度高，有独立思考与钻研问题的能力。在漳州任上，陈淳登门拜朱熹为师，朱熹授以“根源”（天理，天命）两字，所有义理，都必须逐一探究其根源。陈淳遵循教导，潜心钻研，多方寻求事例印证。学成，编为《问答》一书。十年后，再来建阳考亭拜访朱熹，朱熹卧病在床，请入内室询问学习情况，“上达”已见功夫，就勉励他要致力于“下学”（切己体查）。这是先生出课题，学生独立进行研究，创出成果；先生检查学习效果，再指出继续研究的方向。陈淳在学习过程中，提出对“性”的质疑问题，问：“‘天命谓性’之‘命’，与‘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朱熹解答：“‘死生有命’之‘命’是对气言之，气便有禀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谓性’之‘命’，是纯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毕竟皆不离乎气。但《中庸》此句（‘天命谓性’），乃是以理言之。”⑮对“命”的理气，二重性讲得极其透彻。
  （3）学生读书，由少积多，自博反约，博览与精专互为作用。博，广大，凡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无所不包；约，精专，对已有知识，经过涵养体验，获得精深的义理。朱熹认为，小学只能教学生做些具体的事，如洒扫应对一类，或礼乐射御书数和孝弟忠信之事，从实践诸事中获得直观的简单知识。到了大学就要理会道理，为什么要事亲、事长？为什么要讲忠信孝弟？做到“达道通理”。所以“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⑯对事物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认真读书，格物致知，反求诸已，就能达到精专的地步。学生郑可学记了一段朱熹晚年的语录，对“博”与“约”的关系作了概括的论述：“为学须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约，中间一节甚广大，到末稍又约。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故必先观《论》、《孟》、《大学》、《中庸》，以考圣贤之意；读史，以考存亡治乱之迹；读诸子百家，以见其驳杂之病。”⑰朱熹对“博”、“约”的程序，可归为下列公式：约－博－约。后一个“约”同前一个“约”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更高阶段上具有深刻内容的新概念。第一个“约”的要求，是掌握基本的主要的知识，以为“入道之门”，然后逐步扩充知识领域，而获得天地间万物万事的道理。朱熹教学从整体安排上，以“四书”为先，词章视为末流；而“四书”又以《大学》为先，《中庸》排在最后。《大学》，“大人之学也”，要求大人必须掌握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这一纲领。再经《论语》、《孟子》两书的推广演绎，依事论证，最终归结为“中庸之道”，即“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⑱这是孔门传授的心法，要经过反复体察，才能掌握。而《中庸》一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为一理。⑲也反映了约－博－约这一公式。开始说的一理，就是“正道”和“定理”，因为“理无事，则无所依附”，必须与百事万物挂搭；此理受掩蔽少，发出来的天理就多；此理掩蔽多，则私欲占上风，天理就少。因此要求人们要修身、养性、回归天理。朱熹对“博”与“约”关系的论述，环环连结，层层解剖，步步深入，充满着辨证法思想。
  （4）学术研究与正常教学相结合。朱熹在沧洲精舍，除了个别讲论，集体授课和随时解答问题外，还向学生布置课题的研究任务。
  朱熹与贤徒蔡元定经常互相切磋，研究学术上的重大课题。“凡性与天道之妙，异篇奥传，微词大义，必令元定讨究，然后折衷。⑳”《易学启蒙》一书，朱熹嘱元定起稿到《论易》，然后经过共同研究、删改、润色，几年以后才成书。集注“四书”及诸经、《通鉴纲目》、《近思录》也和元定共同参考订正。㉑朱熹晚年定居建阳县考亭，蔡元定也从麻沙移居崇泰里（今莒口乡）后山，以便就近拜访。两人共同研究《楚辞》和《参同契》。朱熹考虑到对经书传注工作难以完成，将研究《尚书》的任务及手稿百余段交付给蔡沉。蔡沉经过十二个寒冬烈日，终于撰成《书集传》。朱熹六十七岁始修《礼书》，把《丧》、《祭》两篇交给黄干编写。稿成，朱熹非常满意。晚年对《礼书》的传注只完成三十七卷，其余部分令黄干继续撰写。黄干与杨复共同反复研讨，完成《仪礼经传通解》二十九卷。朱熹门人对如此重大课题的研究，所在多见。学生通过学术研究活动，对微词奥义，涵养探索；众说师传，融会贯通，都能获得丰富的知识。
  （四）
  朱熹讲学的沧洲精舍，是继寒泉精舍、晦庵草堂、白鹿洞书院、武夷精舍、岳麓书院之后的最后一所高等学府。在师生长期的共同活动中，继承儒学传统的教养，经受时代风云的激荡，沧洲精舍具有如下精神特点：
  （1）反科举精神。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完备并盛行于唐朝。
  降及赵宋王朝，仍然推行科举选人制度，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而宋朝的政治窳败，也从科举制度中反映出来。朱熹少年时本无意于举子业，只因他学习成绩好，考上了，也只好如此。后来有的学生因谈到科举问题，便问朱熹，说“先生少年时省试报罢如何？”朱熹回答：“某是时已自断定，若那番不过省，定不复应科举矣。”㉒如果那时考不上进士，他已下定决心，再不涉足科场，朱熹每谈到科举制度时，都从公立学校的弊陋，选才用人不当，应试文章轻浮等方面进行评论。
  学生林择之问：“今士人所聚多处，风俗便不好。故太学不如州学，州学不如县学，县学不如乡学。”朱熹说：“太学真个无益，于国家教化之意何在？向见陈魏公说，亦以为可罢。”㉓另外，对沈〓说：“学校科举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贼盗遇士，士亦分明以盗贼自处，动不动便鼓噪作闹，以相威胁，非盗贼而何？”㉔而且还谈到考试主管部门，喜欢出僻题，企图以此难倒别人。学生所写文章，多是轻浮，不明白踏实。因此，朱熹有一批学生摒弃科举，隐居山林，专事著述。蔡元定到四十岁，“不践场屋”。尤袤、杨万理向朝廷推荐元定，皇上下诏命其赴京，元定竟以疾辞，筑室西山，以为终身之计。翁易“不介心青紫，讲明实义，往返辨难，悉得旨归。晚年授徒竹林精舍，学者称竹林先生。”㉕蔡渊“清修苦节，有父风，与弟蔡沉躬耕不仕。内学于父，外师事晦庵。”㉖这些隐而不仕的学生，都是反科举精神的实例。
  （2）议论、抨击时政。沧洲精舍是朱熹私人创办的学校，继承了前代私立学校教学与议政相结合的传统。孔子《论语》一书，很多是与学生谈论政治的。如“子夏为莒父邑宰问政。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㉗宋代私立学校的儒生，大都热衷于抨击时弊。朱熹在考亭讲学，会集了一大批文人儒士，或随时谈论时政，或教学中讽议政事，习以为常。朱熹在考亭生病时，有一次谈论到官吏受赃的事情，便怒形于色地骂道：“某见此等人，只与大字面剌去。”㉘有学生问及政治宽严的问题时说：“为政者当以宽为本，而以严济之。”朱熹回答：“某谓当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曲礼》谓：‘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须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为宽，则非也。”㉙主张为政以严为主，以宽为辅。朱熹和他的生徒经常议论、抨击时政，使当局很感头疼，以致于当他逝世考亭将要出葬时，宋朝廷怕他的朋友和学生聚集上饶来福建建阳送葬，“非妄谈时人短长，则谬论时政得失”，㉚遂命令地方当局严加禁止防范。上饶州官竟奉命阻留了一批儒生，使之无法如期赶赴建阳考亭送葬。
  （3）重视人格培养。儒家教育传统极为重视人格精神的培养。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孝弟也者其为（行）仁之本欤。”㉛学生的道德修养，要从家庭孝敬双亲，友爱兄弟做起；从“亲亲而仁民”，然后将“仁推广到全社会。朱熹继承了儒家的德育传统。他在考亭为乡人写的《聚星亭画屏序》，极力推崇汉代名贤荀淑、陈实的高风亮节。“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课忠责孝，独慨于衷。百尔窥临，镜考毋忘。”㉜沧洲精舍就是用这种“忠孝”思想来教育学生的。
  朱熹在《谕诸职事》中说：“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义理不足以悦其心。”㉝他认为学校的规章制度固然重要，但“义理”教育更为重要；如“义理不足以悦其心”，则学校的规制也无法贯彻实行，徒具一纸空文而已。轻“义理”教育，偏规制约束，是本末倒置。朱熹对学生人格的塑造，从《白鹿洞书院学规》到《沧州精舍谕学者》都是遵循义理教育这一原则的。“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㉞朱熹认为培养人才，首先必须立志读书，格物致知，修身养性，以明圣贤之道。
  朱熹是伟大的教育家，在沧洲精舍教学八年，继承儒家以封建“忠孝”为核心的教育思想，这是封建糟粕，必须摒弃；但是他的教学原则和方法，以及精舍的某些精神特点，如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主张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独立思考等原则；读书要注重道德修养，不为功名利禄；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教者与学者在学术上的自由探讨、论辩等等，都是我国古代教育理论的合理精华部分，对我们今天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本文作者系《建阳县志》主编，退休老教师）

注 ①《朱文公文集》卷五二，第九一九页。 ②《朱子语类》卷一百零七，第二六七五页。 ③《朱文公文集》卷十六，第一五四八页。 ④《朱文公文集》卷七四第一三七二页。 ⑤《朱文公文集》卷七四，第一三七六页。 ⑥《朱子实纪·年谱》卷四，第十五页。 ⑦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第八页。⑧黄干：《朱熹行状》 ⑨《朱子年谱》卷四．第四十七页。 ⑩《朱子语类》卷四，第七〇页。 ⑪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第四八页。 ⑫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第四八页。 ⑬《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第一三七三页。 ⑭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第四八页。 ⑮《朱子语类》卷四．第七七页。 ⑯《朱子语类》卷七，第一二四页。 ⑰《朱子语类》卷十一，第一八八页。 ⑱、⑲《四书·五经·中庸》，第一页。 ⑳建阳：《庐峰蔡氏族谱·蔡元定传》。 ㉑《四库全书·闽中理学渊源考·建阳蔡氏家 世学派》。 ㉒《朱子语类》卷一百九第二六七二页。 ㉓《朱子语类》卷一百九，第二六九二页。 ㉔《朱子语类》卷一百九第二六九四页。 ㉕、㉖《四库全书。闽中理学渊源考·建阳蔡 氏家世学派》。 ㉗《四书·五经·论语》，第五六页。 ㉘《朱子语类》卷一百七，第二六七三页。 ㉙《朱子语类》卷一百八，第二六八九页。 ㉚《朱文公年谱事实年谱》卷二。 ㉛《四书·五经·论语》卷一，第一、二页。 ㉜建阳《嘉靖县志艺文志》卷六，第八九页。 ㉝《朱文公文集》卷七四，第一三六五页。 ㉞《朱文公文集》卷七四，第三七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