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史料记载，罗从彦去世后的嘉定六年（1213）癸酉．南剑州郡守刘允济向上缴进《遵尧录》时，就开始张罗着为罗从彦请赐谥：“如蒙圣慈，从臣所乞，以《遵尧录》宣付史馆，外赐一谥号，即乞颁下本州遵奉施行，并乞睿照。”①但却不知为何没有了下文。南宋淳祐六年（1246）三月十七日，时任福建提刑的杨栋为纪念罗从彦、李侗这两位同为延平人的重要学术名人，又向朝廷上《请谥罗、李先生状》，力陈：“独未闻有以推尊其师者，岂以其师著书不多．不若诸人之论述详而发明广欤。不然，何隆礼于其弟子，而反遗其师也？”②的情理要害。可谓一语中的、切中肯綮，因而此次的封谥申请在一年内就得到了批复。淳祐七年（1247）十月，罗从彦、李侗师徒二人终于分别获得了朝廷的赐谥“文质”和“文靖”。
  附一：宋·杨栋《请谥罗李二先生状》③
  礼部状。准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都省批下朝奉郎直秘阁福建提刑杨栋状。
  臣窃惟欲治天下者，先正人心；欲正人心者，先正学术。学术不正，则名实淆乱，是非颠倒。上无所折衷，下无所则傚。无所折衷，故上听惑。无所则傚，故民志乱。民志靡定，则遗亲后君之俗兴，而天下之患从此始矣。故正学术，以正人心，诚当今之急务也。恭维圣朝天开文治，纯公正公二程先生，崛兴伊洛之间。闻道于元公周夫子，而遂造其至。续孔、孟大公之传，开万世可久之业。本末一贯，人己俱立。尧舜复起，不易吾言，呜呼盛哉！二先生殁，传其道者曰龟山杨文靖公。龟山杨文靖公，传之罗先生从彦。罗先生从彦，传之李先生侗。时朱文公笃志讲学，求师四方。后见李先生，闻所谓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之说，脱然知道之大本在乎是也。从游累年，往复问辨，而卒传先生之学。由周、程而来，其所传授，本末源流，不可诬也。陛下嗣登大宝，首宗朱文公之道，以风天下。其门弟子之贤者，亦蒙褒表，或赐美谥。然朱文公之学，实师于李先生。独未闻有以推尊其师者，岂以其师著书不多，不若诸人之论述详而发明广欤。不然，何隆礼于其弟子，而反遗其师也？夫天下之至善曰师，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且圣贤著述，皆非得已。孔子曰：“予欲无言。”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颜子不著书，实为亚圣。然而论语必以尧曰终篇，孟子末章，历述尧舜至孔子。而韩愈、原道之作，所谓：“以是传之”，必谨择而明辨者，所以示万世之公传，率天下以正道。观朱文公所称罗氏曰：“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公一人而已。”其称李氏曰：“讲诵之馀，危坐终日。以验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而求所谓中者。若是者盖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乎是也。”则朱文公所得于李先生，李先生所得于罗先生者，厥或在此，而有出于文字词义之外者可知矣。今天下学士，家有朱氏之书，人诵朱门之语。而其切要远大，精实中正，得之心而见于行，则知者鲜焉。是徒诵文公所著之书，而不知文公所传之道。若非明示正宗，使天下晓然识所趋向，以求造乎至善之地。栋恐名实淆乱，是非颠倒，文公之书虽存，文公之道将丧矣。故窃以为欲明文公之道，莫若遵文公之师。栋滥将明旨，咨诹闽部，实在罗、李二先生之乡。而平生之志，颇知景慕，用敢列其事以闻。欲乞圣慈，探圣学之传，重师道之本。以其所以尊崇文公者，而推尊其师。等而上之，以及罗氏。各赐美谥，昭示宠褒，表励方来。庶几伊、洛之学，不沦于言语。朱氏之书，实见于践行。岂惟二臣潜德发挥，其道光大；而于损文华以崇德行，正学术以正人心，实非小补。
  寻送太常寺丞通直郎太常博士兼景献府教授陈协，撰道：罗先生谥议节文曰“生有爵，死有谥”云云。
  附二：宋·陈协《谥议》①
  生有爵，死有谥。故爵隆者，然后得谥，所以示其节也。至于蕴德邱园，而其立言，有补于当世，可传于后学。则节惠之典，出于朝廷之特命，又不可拘以常制也。若罗公从彦，可谓有德有言之隐君子矣。初龟山得伊洛之学，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辈流中，推公一人而已。当徽庙时，居乡授徒，守道尤笃。而同郡李公侗传其学，厥后朱文公熹又得李公之传，其道遂彰明于世，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发之。公延平人，既殁之后，家无子孙，故其遗言，不多见于世。嘉定七年，郡守刘允济始加搜访，得公所著遵尧录八卷，进之于朝。其书四万言，大要谓艺祖开基，列圣继统，若舜禹遵尧而不变，至元丰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创为功利之图，寖兆裔夷之侮。是其畎亩不忘君之心，岂若沮、溺辈索隐行怪之比耶？谨按谥法，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应曰质。公师友渊源，洞明天理，可谓道德博厚矣。清介绝俗，著书有闻，可谓言行相应矣。请谥公为文质，云云，谨议。
  寻请官覆议，朝散郎尚书考功员外郎兼礼部郎官周坦撰到：故罗先生覆谥议节文曰云云。
  附三：宋·周坦《覆谥议》①
  士有处身隐约而道德学问足以师表来世。虽生无一命之爵，身殁之后，斯道之传愈久愈光，所以力人心纲常之标准者，关系甚大。则沿流溯源，节惠之典，安可缺也？罗公从彦不求闻达于世，胸次抱负，不少概见。独得其大者，所谓道德学问之渊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开中兴以后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学龟山之门，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同门皆推敬之。理义之学，正郁于时，一线之绪，赖是得以仅存。观其在罗浮山静坐三年，所以穷天地万物之理，切实若此。著《遵尧录》一篇，述皇朝相传宏规懿范及名臣硕辅论建谟画，下及元丰。功利之人，纷更宪度，贻患国家，撮要提纲，无非理乱安危之大者。公之学其明体适用，略可推矣。奉常谥公曰文质，于法为宜。五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议。
  附四：宋·文质公谥诰②
  宋理宗淳祐六年丙午杨栋奏请谥
  淳祐七年丁未赐谥文质
  文质公谥诰
  淳祐七年十月奉
  圣旨颁下赠太师邹国公，谥文质谨按
  制曰：从来奇才硕儒生前能辅君行道，则殁后必有恤典殊恩，此固古今之通谊，而有国者之所宜重也。若乃蕴德山林，而其立言有补于当时，垂教可传于后世，则报功崇德出于巨典，尤非常格所可拘尔。故儒罗从彦学宗正派，行洁清标，受伊洛之传于龟山，后学为之仰止；启朱氏之宗于李侗，前哲赖以羽盟。虽乐道畎亩之中，而所著遵尧诸录，凛然不忘主上之心。即静守罗浮而所垂冀，圣数言恪然，无忝明道之志。潜思力行、任道诣极，道博也，德厚也。清介绝俗、著述垂休，言顾行也，行顾言也。慨念往功，宜行褒异。兹特赠名儒罗先生谥“文质”，于戏文不易称“质”，不易肖。以此贲乡流芳千载，灵魂不昧，休命是膺。
  皇宋淳祐七年十月日　颁给　右剳付本家照会准此
  当然，除了这种死后获谥的积极褒奖之外，罗从彦最终得到的、由封建王朝赐予名儒先贤的最高官方待遇，就是进入孔庙从祀。“孔庙”（又名为“文庙”）作为朝廷主持祭祀春秋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庙宇，始建于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此后历代都有不断的增修扩建，经2490余年而祭祀不绝，是古代学子名流所尊崇的神圣之地。历史上，名儒先贤们第一次被允许进入孔庙祭祀的从祀活动，开始于东汉永平十五年（72），当时的从祀者为孔子的72弟子，称“先贤”。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李世民以左丘明、公羊高等22人配享，首开了除孔门弟子之外的“先儒”从祀于国学的先例，但其所享有的地位要略低于“先贤”。
  一般而言，“从祀”主要是指古代宗庙祭祀中常设的、次于主祭对象但又与主祭对象密切关联的祭祀对象，有着“跟着被祭祀”的意思。尽管，人们在概称孔庙从祀时，可以将所有的被祭祀人员（孔子除外）都统称为“从祀”，但在具体的身份、贡献和祭祀状态区分中，他们却有着严格的“配享”“配祀”和“从祀”这三个位阶。
  所谓“配享”，是祭祀孔子时陪祭的第一等级，共有四位人物，即复圣颜回（字子渊，习称颜渊，孔子的最得意弟子）、宗圣曾参（字舆，也是孔子最优秀的学生）、述圣孔伋（子思，孔子的孙子）、亚圣孟轲（继孔子之后儒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通称为“四配”。
  所谓“配祀”，是祭祀孔子时陪祭的第二等级，包括闵损（子骞）、冉雍（仲弓）、端木赐（子贡）、仲由（子路）、卜商（子夏）、有若（子若）、冉耕（伯牛）、宰予（子我）、冉求（子有）、言偃（子游）、颛孙师（子张）、朱熹（元晦）等十二人，通称为“十二哲”。该“十二哲”中，除了宋代的朱熹之外，其他的十一位都是孔子的杰出弟子。
  所谓“从祀”，是祭祀孔子时陪祭的第三等级，包括“先贤”和“先儒”两个部分，其中“先贤”的地位略高于“先儒”，共79人（其中东庑40人，西庑39人），他们除孔门弟子70人外，还有孟子门人4人以及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颐、程颢、邵雍和张载。“先儒”是指在历史上对儒学有着杰出贡献的学者，共77人（其中东庑39人，西庑38人）．其中即包括罗从彦的老师杨时、罗从彦和罗从彦的学生李侗（亦即朱熹老师）。这些从祀孔庙的“先贤”“先儒”的名单、位次、等级均由朝廷颁布，能够明确体现当时统治者对于从祀者的政治判别，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因此直到清乾隆以后仍有不断的罢黜和增加（乾隆时从祀孔庙的先贤77人，先儒46人）。民国八年（1919），从祀孔庙的“先贤”“先儒”最终达到了156人（即先贤79人，先儒77人），都是历代儒家学派中的著名人物。
  基于从祀孔庙的理想所在，历代地方官员和朝廷政要在为罗从彦请谥成功后，又不断开始着将罗从彦列入孔庙从祀的努力。但是出于功名、官职、著述基本无多、无显赫的客观原因，罗从彦身后请封谥、请封爵、请从祀到最终获祀孔庙的全部过程，却先后历经了宋、元、明三朝共计400多年数十人的多次努力才得以完全实现，真可谓艰辛异常。而且，为了更顺利地请封谥、请封爵和请从祀．各代奏疏在论述时都不得不将罗从彦、李侗和朱熹捆绑在一起，借助罗从彦授学李侗、而李侗又授学朱熹的渊源关系，指明“何隆礼于其弟子，而反遗其师也？”的逻辑要害，希望朝廷能够成全师道之尊。但令统治者最终下诏同意从祀孔庙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了被求祀者本人的学问和人品。而在为罗从彦、李侗请从祀的过程中，其推崇者一旦失败就又再三疏请的不懈坚持，则更加证明了二人在历代学人眼中的地位和影响。
  元至正十九年（1359）十一月，胡瑜向江浙行省上陈《请封爵从祀疏》，一口气为杨时、李侗、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五人提出了封爵并从祀的申请，理由是“此五人者，学问接道统之传，著述发儒先之秘，其功甚大。……俱应追锡名爵，从祀先圣庙庭。可以敦厚儒风，激励后学”。只是不知为何其中竟然没有罗从彦的名字。胡瑜上疏后，江浙行省认为其申请可行，便向中书省进行投送，至正二十八年（1368）得准礼部回复，“定五先生封爵谥号，俱赠太师。杨时追封吴国公。李侗追封越国公。胡安国追封楚国公。蔡沈追封建国公。真德秀追封福国公。各给词头宣命，遣官赍往福建行省，访问各子孙给付。如无子孙者，于其故所居乡里郡县学，或书院祠堂内，安置施行”①。
  明成化二十七年（1491）七月，南京行人司行人②周木鉴于杨时、胡安国、蔡沈、真德秀这些“悉取熹故事行之”的著名学者都已批准从祀孔庙，唯“独不及于侗焉”，于是再次疏请要将李侗从祀孔庙，没有获得礼部批准。嘉靖二十四年（1545）八月，提学副吏熊汲③上陈《奏补罗李二儒从祀疏》，开始将“道统绝续之机一脉相承”的罗从彦、李侗一起奏请从祀，可惜照样未能打动圣听。
  此后，作为罗从彦、李侗同郡人的游居敬④也积极为罗从彦，李侗奏请从祀，主张：“而今崇祀先师庙廷者，惟杨时、朱熹二儒，而罗、李二儒阙之，此岂所以报功德，而劝士习哉？……前此，屡有以罗、李二儒，从祀庙庭为请。而礼官翰林议礼之官，无从申请者，岂非熙朝之阙事，而今时所宜厘正者哉。”⑤依然没有任何结果。
  万历三十三年（1605），福建巡抚徐学聚、巡按方良彦的题请从祀因为“迄今四年，该部（礼部）尚未题覆”。所以福建督学熊尚文才不得不再次强调说：“若罗从彦、李侗从祀，在元则浙江行省有议（指元朝胡瑜的上疏），在我朝则学臣金贲亨、周洪祖有议。今日此举，允系万代瞻仰矣。”而且他还声称：“成朱子者，与生朱子等可也。徒用其青，顿忘其蓝，恐非所以彰国家报功之厚。”“配享孟子，而因配享孟子之师，成宪具在。从祀朱子，而因从祀朱子之师，事体相同。”希望皇上“倘蒙赐俞行，敕下礼部，速赐题覆，地方幸甚，斯文幸甚！”①这份言辞恳切的请祀奏疏，最终得到了实质性的进展，御批：交由礼部看后回复。
  万历四十一年（1613），礼部在福建督学熊尚文的再次催请下，于当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令吏部侍郎翁正春、翰林学士孙慎行将朝中多位大臣的申请议单集中覆议、具题后，终于在十二月三十日得到了同意将罗从彦、李侗从祀孔庙的皇帝圣旨。这其中，将乐人林钿②的奏请上疏可谓颇具代表：“故问授受于一脉之相承，则渊源必溯。而极推尊于百世之定论，则俎豆弥光。……杨中立、朱晦翁既已登祀庙庭，而罗仲素、李愿中尚未与列从祀。此从来之缺典而议礼者所不容缓也。溯自杨中立载道而南，为后世学士之鼻祖。其衍中立之心传者，罗仲素也；承仲素之嫡派者，李愿中也。由罗、李以递传于朱夫子，见知闻知，统系相接。……今尊朱夫子之道，而未及其相传从来之自。是进孟子而忘曾子子思也，其可乎哉？”③
  万历四十二年（1614）六月，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延续了多年的罗从彦、李侗从祀议题最终尘埃落定。罗从彦被从祀于孔庙西庑先儒第十六位，称“罗子从彦”；李侗被从祀于孔庙东庑先儒第十五位，称“李子愿中”。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皇帝又准允了福建学臣沈涵的上疏，御赐罗从彦祠额“奥学清节”，李侗祠额“静中气象”。
  虽然，由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上下延续近百年而形成的“延平四贤”团队中，只有朱熹因为位列“十二哲”而有塑像，属于“配享”，其他的三个都只有牌位而没有塑像，属于“从祀”。但这丝毫也不影响这个团队在历史上以及在地方上的尊荣地位——从祀孔庙的172位圣贤中（孔门弟子除外），仅福建出身的名人就有13个④，远远高出排名第二的浙江（6人），位列全国第一，他们分别是：朱熹（尤溪，1241年从祀）、胡安国（武夷山，1437年从祀）、蔡沈（建阳，1437年从祀）、真德秀（浦城，1437年从祀）、杨时（将乐，1495年从祀）、罗从彦（延平，1614年从祀）、李侗（延平，1614年从祀）、黄榦（长乐，1724年从祀）、陈淳（漳州龙溪，1724年从祀）、蔡清（晋江，1724年从祀）、黄道周（漳浦铜山，1825年从祀）、李纲（邵武，1851年从祀）、游酢（建阳，1892年从祀）。而这其中，仅闽北的延平府和建宁府就分别有朱熹、杨时、罗从彦、李侗4人和胡安国、蔡沈、真德秀、游酢4人，真可谓是盛况空前，绝无仅有。
  明嘉靖九年（1530），朝廷采纳文渊阁大学士张璁的建议，命国学及天下学校均建启圣公祠，主祭孔子之父叔梁纥，并以颜回之父颜无繇、曾参之父曾点、孔伋之父孔鲤、孟轲之父孟孙激配享（称先贤），程颢、程颐之父程珦、朱熹之父朱松、蔡沈之父蔡元定（称先儒）从祀。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启圣祠又增加了周敦颐之父周辅成。清雍正元年（1723），朝廷追封孔子上五代祖先为王爵并予以入祀后，启圣祠被更名为崇圣祠。雍正二年（1724），张载之父张迪奉命从祀崇圣祠。至此，北宋四大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之父齐齐聚首，而与福建有关的文化名人，也由此增至15个（加上朱松与蔡元定）。

①（宋）刘允济《缴进遵尧录状·又贴黄》，《豫章文集·卷十五·附录中》，《钦定四库全书》第11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765页。 ②③（宋）杨栋《请谥罗李二先生状》，《豫章文集·卷十五·附录中》，《钦定四库全书》第11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765—766页。 ①（宋）陈协《谥议》，《豫章文集·卷十五·附录中》，《钦定四库全书》第11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767页。 ①（宋）周坦《覆谥议》，《豫章文集·卷十五·附录中》，《钦定四库全书》第11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767—768页。 ②延平区篁路村《罗氏宗谱》 ①（元）胡瑜《请封爵从祀疏》，（民国）吴栻、蔡建贤《南平县志·卷十二·艺文状疏议》，南平市志编委会1985年5月点校本，第620—621页。 ②行人司，官署名。明洪武十三年（1380）置。设行人，正九品，左、右行人，从九品。后改行人为司正，左、右行人为左、右司副，另设行人三百四十五人。洪武二十七年（1394）后升司正为七品，左、右司副为从七品，行人为正八品，职专捧节，奉使之事。《明史·职官志三》载：凡颁行诏赦，册封宗室，抚谕请蕃，征聘贤才，与夫赏赐，慰问，赈济，军旅，祭祀，咸叙差焉。每岁朝审，则行人持节传旨法司，遣戍囚徒，送五府填精微册，批缴内府。最初多由孝廉充任行人，奉使常不称旨。后定行人司官40员，全在进士中选授。非奉旨不得随便派遣。从此，行人之职才受到重视。建文中，罢。成祖即位，复旧制。总的说来，“行人”这个官职名称和“行人司”只有明朝才有，是一个专门负责在各个大衙门之间跑腿的衙门，运气好的行人，还可以给皇帝跑腿。 ③熊汲（约1501—1775），江西南昌东坛人，嘉靖五年丙辰（1526）龚用乡榜进士，曾任明朝湖州知府、福建提学副使。 ④游居敬（1509—1571），字行简，号可斋，福建南平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选庶吉士。嘉靖十七年为浙江按察佥事。嘉靖二十年擢广东副使。嘉靖三十七年以山东左布政使升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穆宗即位，擢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左侍郎，隆庆五年（1571）二月十二日致仕，同年九月十日卒，年六十三。 ⑤（明）游居敬《请从祀疏》，（民国）吴栻、蔡建贤《南平县志·卷十二·艺文状疏议》，南平市志编委会1985年5月点校本，第631—632页。 ①（明）熊尚文《请从祀议》，（民国）吴拭、蔡建贤《南平县志·卷十二·艺文状疏议》，南平市志编委会1985年5月点校本，第635—636页。 ②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3216&index=1794&Query=1＆将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将乐县志·卷三十六人物·第一章人物传》：林钿（生卒不详），字良章，将乐县人，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考取贡生。 ③（明）林钿《请补宋罗李二先儒从祀庙庭呈议奏疏》，（民国）吴栻、蔡建贤《南平县志·卷十二·艺文状疏议》，南平市志编委会1985年5月点校本，第622—623页。 ④从祀孔庙和从祀孔庙崇圣祠，应该是不同类型的两个系统。因此朱熹之父朱松、蔡沈之父蔡元定的从祀崇圣祠虽然也被称作“先儒”，但却并不被计入从祀孔庙的77位“先儒”名单。如果简单计算孔庙从祀中出身福建者的名人数量的话，那么相加应该可算1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