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罗从彦上接程颢、程颐、杨时，下传李侗、朱熹，是一位在闽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从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去理解、接受和消化洛学，并针对当时吏治腐败的严重状况，着重强调了在上位者进行道德修养和严格要求自己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反对民族压迫，积极主张抗金．大力提倡名节忠义和礼义廉耻等道德风尚，表现了较强的民族精神；他一生刻苦好学，“笃志求道”，致力于儒学研究和文化教育活动，不仅培养出多个知名弟子，而且还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著，如《语孟师说》《遵尧录》《台衡录》《中庸说》《诗解》《春秋解》《春秋指归》《春秋释例》《议论要语》《诸儒议论》《龟山先生语录》《二程先生语录》《问答》以及诗、记、文和柬牍等，可惜大多已经佚失。现存著作辑录共有《罗豫章先生集》和《豫章文集》二种，主要为十卷、十二卷首末各一卷和十七卷、十八卷等四、五种不同的版本。其中留存最多的十七卷本的主要辑录情况为：启首《豫章罗先生年谱》；第一卷经解篇所属的《诗解》《春秋解》《春秋指归》《春秋释例》《语孟师说》《中庸说》全部阙文，仅有出版者的少量解说文字而已，并无原文献；第二卷到第九卷为《遵尧录》；第十卷至第十二卷为罗从彦记载二程、杨时的语录、杂著与书信；第十三卷为罗从彦本人诗歌；第十四卷为事实、问答；第十五卷和第十六、十七卷为罗从彦弟子门人或后人的书信以及其他纪念性文章。
  为方便大家了解罗从彦著作的流传情况，笔者特参照各方资料，将罗从彦著作的版本和收藏单位一一列示如下，以便查找：
  （1）元至正三年（1343）许源刻本（一作许源堂五卷或作五世孙罗天泽刻本），南京图书馆和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
  （2）明成化七年（1471）冯侯孜刻本，北京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和日本收藏。
  （3）明正德十二年（1517）姜文魁刻本，上海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收藏。
  （4）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谢銮（一作“鸾”）刻本，上海图书馆、宁波天一阁收藏。
  （5）明隆庆五年（1571）罗文明刻本，江西省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收藏。
  （6）明万历六年（1578）增刻本，科学院图书馆收藏。
  （7）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罗应斗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8）明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9）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正谊堂刻本，浙江图书馆、四川图书馆收藏（疑为同治五年福州正谊堂刻本）。
  （10）清乾隆二年（1737）刻本，安徽大学图书馆收藏。
  （11）清乾隆十一年（1746）据沈心斋学院宪本重刻本。
  （12）清乾隆间刻《四库全书本》，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收藏。
  （1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厦门大学图书馆等收藏。
  （14）陈永栽影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厦门大学图书馆等收藏。
  （15）清同治十二年（1873）补乾隆二年本，北京图书馆、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
  （16）清光绪八年（1882）谢甘棠刻本（四库简注标注）。
  （17）清光绪八年（1882）重刻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
  （18）清光绪九年（1883）张国正重刻本，厦门大学图书馆收藏。
  （19）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
  在这些现存的罗从彦著作中，尤以表达其治政思想的《遵尧录》最为出名。该书共计八卷，按体例分为两部分。前部四卷主要着眼从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皇帝的良言美行来为当今皇帝提供示范作用之功能，后部四卷更多从李沆、寇准、王旦、王曾、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司马光、程颢十人的良言美行来展示为人臣者该如何公忠体国，目的就是要让皇帝能够以此为标准来判断臣子之忠奸及用人之准则。同时，在最后的“别录”中，罗从彦还采用了人物评论的方式，通过“司马光论王安石”“陈瓘论蔡京”等篇幅，以表达对王安石与蔡京的不满。对此编撰的良苦用心，罗从彦在他的《遵尧录序》中说得非常明白：
  因采祖宗故事，四圣所行，可以楷今传后者，以事相比，类纂录之，历三季而书成，名曰：《圣宋遵尧录》。其间事之至当，而理之可久者，则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则释以发之。以今准古，有少不合者，作辩微以著其事。又自章圣以来，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颢共十人，择其言行之可考者，附于其后。若乃创始开基之事，庙谟雄断，仁心仁闻，则于其君见之。袭太平之基业，守格法行故事，竭尽公忠，则于其臣见之。爰及熙丰之弊，卒归于道。①
  由此可见，罗从彦编撰《遵尧录》的目的，就是在于劝说皇帝能够改革弊端，促使朝政重归清明。这既是宋代学者所共同关心的政治问题，同时更是程氏后学着重于“致君尧舜”思想的集中体现。
  当然，除了这个最能代表罗从彦治政思想的、负有盛名的《遵尧录》外，罗从彦的《春秋指归》，也是其“谨守程氏之学”而创作、书写的解经名篇，其序就曾明言：“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圣人以谓三王不可复回，且虑后世圣王之不作也，故作此一书，以贻惠后人。使后世作者，不必德若汤武，亦足以起三代之治也。”本书为飨读者，特将全序照录如下。
  附：宋·罗从彦《春秋指归序》②
  余闻伊川先生有绪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圣人以谓三王不可复回，且虑后世圣王之不作也，故作此一书，以贻惠后人。使后世作者，不必德若汤武，亦足以起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秋诚百王之通法耶。先儒之说春秋不然，先儒纷纷不足道。原本刻云此处有说孟子于圣门，盖得其传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则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此孟子之说春秋者也。然未尝以春秋为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从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不旷，一以其言徵之，豁若梦觉曰：“春秋之为春秋也尚矣，乃今知之，自周室板荡，宣王拨乱反正，其诗美之，小有吉日、鸿雁，大有崧高、烝民。不幸继以幽王，而骊山之祸作焉。然而文武之泽未殄也，故平王东迁，人犹望其复兴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益坏，黍离变为国风，陵迟极矣。方是时也，去文王已五百余岁矣。冠屦颠倒，夷狄乱华。天生圣人，又不见用。春秋于此时倘不复作，天下不胥为夷狄禽兽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鲁史一十二公，始隐终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创为一代之典。善善而恶恶、是是而非非。宽不慢，猛不残，文不华，实不陋，久而弥光！可以垂后世传无穷，真后王之懿范也。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其此书之谓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则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信然乎？”曰：春秋自隐公以来，征伐四出，盟会纷然。迨庄历僖，楚人大为中国患。于时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衽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齐桓见称。城仆之战，文公以霸。自后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时言之，不免为罪也。首止之会，河阳之狩是也。夫子因其事而辟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则桓文。”古之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非有甚高难行之行，卓异之术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书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盖典也礼也皆天也，尧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间，而礼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诛一世子止，而天下之为人子者莫敢不孝。诛一大夫盾，而天下之为人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氏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三王之道尽于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经论其理，春秋见之行事，春秋圣人之用也。”龟山尝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终欤，学者先明五经，然后学春秋，则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掩于传注也，犹鉴掩于尘，不有人焉刮垢摩光，以还其明，则是后之学者，将终不睹圣人之心，天下生灵，将终不见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将终不行，理必无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传也，近世说春秋者多矣。政和岁在丁酉（1117），余从龟山先生于毗陵授学，经年尽裒得其书以归，唯春秋传未之获睹也。宣和之初（1119—1121），自辇下趋郏鄏，门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考合于经，验之以心，而参之以古今之学，盖其所得者十五六。于春秋大义，譬如日月经天，河海带地，莫不昭然。微词妙旨，譬如玑衡之察，时有所见，用是掇其至当者，作指归。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别条章，裁成义例者，作释例，未知中否？要须雍容自尽于燕闲静一之中，迟之以岁月，积之以力学，优而游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则于春秋之学其庶几乎。

①（宋）罗从彦《遵尧录序》，《钦定四库全书》第11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648页。 ②（民国）吴栻、蔡建贤《南平县志·卷十六·艺文志序》，南平市志编委会1985年5月点校本，第808—8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