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罗从彦的生平著述与学术贡献
  （一）罗从彦的生平著述
  罗从彦上接程颢、程颐、杨时，下传李侗、朱熹，是一位在闽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从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去理解、接受和消化洛学，并针对当时吏治腐败的严重状况，着重强调了在上位者进行道德修养和严格要求自己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反对民族压迫，积极主张抗金．大力提倡名节忠义和礼义廉耻等道德风尚，表现了较强的民族精神；他一生刻苦好学，“笃志求道”，致力于儒学研究和文化教育活动，不仅培养出多个知名弟子，而且还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著，如《语孟师说》《遵尧录》《台衡录》《中庸说》《诗解》《春秋解》《春秋指归》《春秋释例》《议论要语》《诸儒议论》《龟山先生语录》《二程先生语录》《问答》以及诗、记、文和柬牍等，可惜大多已经佚失。现存著作辑录共有《罗豫章先生集》和《豫章文集》二种，主要为十卷、十二卷首末各一卷和十七卷、十八卷等四、五种不同的版本。其中留存最多的十七卷本的主要辑录情况为：启首《豫章罗先生年谱》；第一卷经解篇所属的《诗解》《春秋解》《春秋指归》《春秋释例》《语孟师说》《中庸说》全部阙文，仅有出版者的少量解说文字而已，并无原文献；第二卷到第九卷为《遵尧录》；第十卷至第十二卷为罗从彦记载二程、杨时的语录、杂著与书信；第十三卷为罗从彦本人诗歌；第十四卷为事实、问答；第十五卷和第十六、十七卷为罗从彦弟子门人或后人的书信以及其他纪念性文章。
  为方便大家了解罗从彦著作的流传情况，笔者特参照各方资料，将罗从彦著作的版本和收藏单位一一列示如下，以便查找：
  （1）元至正三年（1343）许源刻本（一作许源堂五卷或作五世孙罗天泽刻本），南京图书馆和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
  （2）明成化七年（1471）冯侯孜刻本，北京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和日本收藏。
  （3）明正德十二年（1517）姜文魁刻本，上海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收藏。
  （4）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谢銮（一作“鸾”）刻本，上海图书馆、宁波天一阁收藏。
  （5）明隆庆五年（1571）罗文明刻本，江西省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收藏。
  （6）明万历六年（1578）增刻本，科学院图书馆收藏。
  （7）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罗应斗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8）明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9）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正谊堂刻本，浙江图书馆、四川图书馆收藏（疑为同治五年福州正谊堂刻本）。
  （10）清乾隆二年（1737）刻本，安徽大学图书馆收藏。
  （11）清乾隆十一年（1746）据沈心斋学院宪本重刻本。
  （12）清乾隆间刻《四库全书本》，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收藏。
  （1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厦门大学图书馆等收藏。
  （14）陈永栽影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厦门大学图书馆等收藏。
  （15）清同治十二年（1873）补乾隆二年本，北京图书馆、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
  （16）清光绪八年（1882）谢甘棠刻本（四库简注标注）。
  （17）清光绪八年（1882）重刻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
  （18）清光绪九年（1883）张国正重刻本，厦门大学图书馆收藏。
  （19）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
  在这些现存的罗从彦著作中，尤以表达其治政思想的《遵尧录》最为出名。该书共计八卷，按体例分为两部分。前部四卷主要着眼从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皇帝的良言美行来为当今皇帝提供示范作用之功能，后部四卷更多从李沆、寇准、王旦、王曾、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司马光、程颢十人的良言美行来展示为人臣者该如何公忠体国，目的就是要让皇帝能够以此为标准来判断臣子之忠奸及用人之准则。同时，在最后的“别录”中，罗从彦还采用了人物评论的方式，通过“司马光论王安石”“陈瓘论蔡京”等篇幅，以表达对王安石与蔡京的不满。对此编撰的良苦用心，罗从彦在他的《遵尧录序》中说得非常明白：
  因采祖宗故事，四圣所行，可以楷今传后者，以事相比，类纂录之，历三季而书成，名曰：《圣宋遵尧录》。其间事之至当，而理之可久者，则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则释以发之。以今准古，有少不合者，作辩微以著其事。又自章圣以来，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颢共十人，择其言行之可考者，附于其后。若乃创始开基之事，庙谟雄断，仁心仁闻，则于其君见之。袭太平之基业，守格法行故事，竭尽公忠，则于其臣见之。爰及熙丰之弊，卒归于道。①
  由此可见，罗从彦编撰《遵尧录》的目的，就是在于劝说皇帝能够改革弊端，促使朝政重归清明。这既是宋代学者所共同关心的政治问题，同时更是程氏后学着重于“致君尧舜”思想的集中体现。
  当然，除了这个最能代表罗从彦治政思想的、负有盛名的《遵尧录》外，罗从彦的《春秋指归》，也是其“谨守程氏之学”而创作、书写的解经名篇，其序就曾明言：“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圣人以谓三王不可复回，且虑后世圣王之不作也，故作此一书，以贻惠后人。使后世作者，不必德若汤武，亦足以起三代之治也。”本书为飨读者，特将全序照录如下。
  附：宋·罗从彦《春秋指归序》②
  余闻伊川先生有绪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圣人以谓三王不可复回，且虑后世圣王之不作也，故作此一书，以贻惠后人。使后世作者，不必德若汤武，亦足以起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秋诚百王之通法耶。先儒之说春秋不然，先儒纷纷不足道。原本刻云此处有说孟子于圣门，盖得其传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则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此孟子之说春秋者也。然未尝以春秋为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从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不旷，一以其言徵之，豁若梦觉曰：“春秋之为春秋也尚矣，乃今知之，自周室板荡，宣王拨乱反正，其诗美之，小有吉日、鸿雁，大有崧高、烝民。不幸继以幽王，而骊山之祸作焉。然而文武之泽未殄也，故平王东迁，人犹望其复兴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益坏，黍离变为国风，陵迟极矣。方是时也，去文王已五百余岁矣。冠屦颠倒，夷狄乱华。天生圣人，又不见用。春秋于此时倘不复作，天下不胥为夷狄禽兽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鲁史一十二公，始隐终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创为一代之典。善善而恶恶、是是而非非。宽不慢，猛不残，文不华，实不陋，久而弥光！可以垂后世传无穷，真后王之懿范也。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其此书之谓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则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信然乎？”曰：春秋自隐公以来，征伐四出，盟会纷然。迨庄历僖，楚人大为中国患。于时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衽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齐桓见称。城仆之战，文公以霸。自后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时言之，不免为罪也。首止之会，河阳之狩是也。夫子因其事而辟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则桓文。”古之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非有甚高难行之行，卓异之术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书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盖典也礼也皆天也，尧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间，而礼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诛一世子止，而天下之为人子者莫敢不孝。诛一大夫盾，而天下之为人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氏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三王之道尽于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经论其理，春秋见之行事，春秋圣人之用也。”龟山尝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终欤，学者先明五经，然后学春秋，则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掩于传注也，犹鉴掩于尘，不有人焉刮垢摩光，以还其明，则是后之学者，将终不睹圣人之心，天下生灵，将终不见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将终不行，理必无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传也，近世说春秋者多矣。政和岁在丁酉（1117），余从龟山先生于毗陵授学，经年尽裒得其书以归，唯春秋传未之获睹也。宣和之初（1119—1121），自辇下趋郏鄏，门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考合于经，验之以心，而参之以古今之学，盖其所得者十五六。于春秋大义，譬如日月经天，河海带地，莫不昭然。微词妙旨，譬如玑衡之察，时有所见，用是掇其至当者，作指归。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别条章，裁成义例者，作释例，未知中否？要须雍容自尽于燕闲静一之中，迟之以岁月，积之以力学，优而游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则于春秋之学其庶几乎。
  （二）罗从彦的学术贡献
  罗从彦生活的两宋之际，是一个充满动荡、巨变的时代，是一个需要进行历史性反思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需要重新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浇漓时代。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罗从彦不仅明确认识到了当时的时代特点，而且还为回答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而致力求学问道，奉献了自己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最大贡献：传续洛学、奠基闽学。
  如同人们所了解的那样，福建闽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由杨时、罗从彦、李侗到朱熹的早期闽学阶段；其次是朱熹及其门人的闽学发展阶段，即闽学的成熟、分化阶段。在这两个发展阶段中，作为二程学术南传的最重要环节，罗从彦在从洛学到闽学，从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的学术演变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传递作用，是宋代学术思想发展链条中必不可少的关键一环，其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有：
  （1）从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去理解、接受和消化洛学。就是说，他把闽学建立在时代需要的基础上，着重发挥二程提倡的“圣人之道”，建立了早期闽学中以抨击封建政治弊端和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理论体系。他和杨时、李侗一样都没有放松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和对徽、钦两朝的抨击。正因为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早期闽学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
  （2）在道德观方面，罗从彦接受了洛学重道理教化的观点，针对当时政治腐败的严重状况，着重强调在上位者进行道德修养和严格要求自我的必要性。他和早期闽学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坚决反对民族压迫，积极主张抗金。他为适应民族斗争的需要．大力提倡名节忠义和廉耻等道德风尚，表现了早期闽学较强的民族精神。
  （3）在修养论上强调“以主静为宗”。这种修养论由杨时首倡，经过罗从彦的发挥和传授后，又由李侗发扬光大，构成了早期闽学“默坐澄心”、追求“静养”境界的为学特征。“默坐澄心”既是进学之方，又是养心之要，是认识方法和道德修养的结合，为朱熹思想体系即闽学的形成和成熟作了基础准备。
  （4）在学脉接续上，罗从彦“上承杨时，下启李侗”，培养了出蓝弟子李侗，对朱熹产生重大影响。对此，黄宗羲特别评价他说：“龟山（杨时）三传得朱子，而其道益光。豫章在及门中最无气焰，而传道卒赖之。先师有云，‘学脉甚微，不在气魄上承当。’岂不信乎！然亦多湮没而无闻者。闻不闻，君子不以为意，而尚论者所不敢忽。”①意思就是说罗从彦虽然著述不多，声名不显，但他甘作人梯，精心传道，做出了应有的教书育人的贡献。
  （5）在学术传承上，罗从彦亦有收集洛学文献之功。对此，杨时在写给胡安国的书信中就说：“伊川先生《语录》在念，未尝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聚。旧日惟罗仲素编集备甚。今仲素已死于道途，行李亦遭贼火。已托人于其家寻访，若得五六，亦便下手矣。”①由此可以推断，杨时在绍兴四年（1134，罗从彦去世的前一年）订定《二程粹言》时，肯定也参照了罗从彦所收集的二程语录。现今编入《二程集》中的《外书》卷六就有“罗氏本拾遗”近150则语录，均分别注明为明道、伊川语。
  总而言之，罗从彦继承洛学衣钵，在福建收徒讲学，传授原原本本的《春秋》《中庸》《论语》《孟子》之说，不仅上承下传开辟了福建的理学根据地，而且还让自己对于李侗的思想影响，发展成了朱子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为福建赢得了“道南理窟”“闽邦邹鲁”的高度赞誉。因此，宋末元后学者大都持有“以朱子的学术地位来评定与朱子具有学术师承关系学者的学术地位”的一致观点。至于罗从彦个人所建的学术功勋，历代亦有恰如其分的评赞：
  惟从彦可与之言道，吾弟子千余人，无及得从彦者。——宋·杨时
  自吾交仲素，日闻所不闻，奥学清节，真南（剑）州之冠冕也。——宋·陈渊
  清标奕奕，严毅煌煌。濯于江汉，暴于秋阳。壁岩高况，簞瓢余芳。辟邪崇正，山高水长。——宋·陈渊
  统兼濂洛，脉衍弘农。肩圣辟佛，佑启颛蒙。循循敷诲，介介持躬。春风化雨，展矣儒宗。——宋·李侗
  觇气象于未发，浑神化于自然。任重诣极，行力思渊。清介鲜知乎，厥里严毅。独畏乎前贤，真儒正脉，先生嫡传。——宋·朱熹
  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语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罗公盖一人而己。——宋·朱熹
  豫章罗先生潜思力行，任重诣极。上接伊川龟山之传，下授延平晦庵之学，东南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宋·冯梦得
  从彦道术精粹，议论正平，虽然山泽之寒儒，蔚若台阁之素宦。义由中激，言不诡随。生同葵萑之所倾，殁与草木而俱腐，情诚可悯，忠永难磨。——宋·南剑郡守　刘允济
  自龟山载道而归也，程师即喜之曰：“吾道南矣。”然成继承匪人，抑何以演其源而扬其波耶？幸有豫章罗先生，受业龟山之门，独得不传之秘。故自有先生之学，一传而为李延平，再传而为朱晦庵，由是海滨邹鲁，于斯盛哉！——明·欧阳佑
  粹潜以居，外王内圣，冥恭显符，绝学续千，展哉大儒。——明·福建提学副使熊汲
  豫章之在杨门，所学虽醇，而所得实浅，当在善人、有恒之间。一传为延平则邃矣，再传为晦翁则大矣，豫章遂为别子。甚矣，弟子之有光于师也。——清·全祖望
  二、罗从彦赐谥与从祀孔庙
  史料记载，罗从彦去世后的嘉定六年（1213）癸酉．南剑州郡守刘允济向上缴进《遵尧录》时，就开始张罗着为罗从彦请赐谥：“如蒙圣慈，从臣所乞，以《遵尧录》宣付史馆，外赐一谥号，即乞颁下本州遵奉施行，并乞睿照。”①但却不知为何没有了下文。南宋淳祐六年（1246）三月十七日，时任福建提刑的杨栋为纪念罗从彦、李侗这两位同为延平人的重要学术名人，又向朝廷上《请谥罗、李先生状》，力陈：“独未闻有以推尊其师者，岂以其师著书不多．不若诸人之论述详而发明广欤。不然，何隆礼于其弟子，而反遗其师也？”②的情理要害。可谓一语中的、切中肯綮，因而此次的封谥申请在一年内就得到了批复。淳祐七年（1247）十月，罗从彦、李侗师徒二人终于分别获得了朝廷的赐谥“文质”和“文靖”。
  附一：宋·杨栋《请谥罗李二先生状》③
  礼部状。准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都省批下朝奉郎直秘阁福建提刑杨栋状。
  臣窃惟欲治天下者，先正人心；欲正人心者，先正学术。学术不正，则名实淆乱，是非颠倒。上无所折衷，下无所则傚。无所折衷，故上听惑。无所则傚，故民志乱。民志靡定，则遗亲后君之俗兴，而天下之患从此始矣。故正学术，以正人心，诚当今之急务也。恭维圣朝天开文治，纯公正公二程先生，崛兴伊洛之间。闻道于元公周夫子，而遂造其至。续孔、孟大公之传，开万世可久之业。本末一贯，人己俱立。尧舜复起，不易吾言，呜呼盛哉！二先生殁，传其道者曰龟山杨文靖公。龟山杨文靖公，传之罗先生从彦。罗先生从彦，传之李先生侗。时朱文公笃志讲学，求师四方。后见李先生，闻所谓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之说，脱然知道之大本在乎是也。从游累年，往复问辨，而卒传先生之学。由周、程而来，其所传授，本末源流，不可诬也。陛下嗣登大宝，首宗朱文公之道，以风天下。其门弟子之贤者，亦蒙褒表，或赐美谥。然朱文公之学，实师于李先生。独未闻有以推尊其师者，岂以其师著书不多，不若诸人之论述详而发明广欤。不然，何隆礼于其弟子，而反遗其师也？夫天下之至善曰师，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且圣贤著述，皆非得已。孔子曰：“予欲无言。”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颜子不著书，实为亚圣。然而论语必以尧曰终篇，孟子末章，历述尧舜至孔子。而韩愈、原道之作，所谓：“以是传之”，必谨择而明辨者，所以示万世之公传，率天下以正道。观朱文公所称罗氏曰：“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公一人而已。”其称李氏曰：“讲诵之馀，危坐终日。以验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而求所谓中者。若是者盖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乎是也。”则朱文公所得于李先生，李先生所得于罗先生者，厥或在此，而有出于文字词义之外者可知矣。今天下学士，家有朱氏之书，人诵朱门之语。而其切要远大，精实中正，得之心而见于行，则知者鲜焉。是徒诵文公所著之书，而不知文公所传之道。若非明示正宗，使天下晓然识所趋向，以求造乎至善之地。栋恐名实淆乱，是非颠倒，文公之书虽存，文公之道将丧矣。故窃以为欲明文公之道，莫若遵文公之师。栋滥将明旨，咨诹闽部，实在罗、李二先生之乡。而平生之志，颇知景慕，用敢列其事以闻。欲乞圣慈，探圣学之传，重师道之本。以其所以尊崇文公者，而推尊其师。等而上之，以及罗氏。各赐美谥，昭示宠褒，表励方来。庶几伊、洛之学，不沦于言语。朱氏之书，实见于践行。岂惟二臣潜德发挥，其道光大；而于损文华以崇德行，正学术以正人心，实非小补。
  寻送太常寺丞通直郎太常博士兼景献府教授陈协，撰道：罗先生谥议节文曰“生有爵，死有谥”云云。
  附二：宋·陈协《谥议》①
  生有爵，死有谥。故爵隆者，然后得谥，所以示其节也。至于蕴德邱园，而其立言，有补于当世，可传于后学。则节惠之典，出于朝廷之特命，又不可拘以常制也。若罗公从彦，可谓有德有言之隐君子矣。初龟山得伊洛之学，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辈流中，推公一人而已。当徽庙时，居乡授徒，守道尤笃。而同郡李公侗传其学，厥后朱文公熹又得李公之传，其道遂彰明于世，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发之。公延平人，既殁之后，家无子孙，故其遗言，不多见于世。嘉定七年，郡守刘允济始加搜访，得公所著遵尧录八卷，进之于朝。其书四万言，大要谓艺祖开基，列圣继统，若舜禹遵尧而不变，至元丰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创为功利之图，寖兆裔夷之侮。是其畎亩不忘君之心，岂若沮、溺辈索隐行怪之比耶？谨按谥法，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应曰质。公师友渊源，洞明天理，可谓道德博厚矣。清介绝俗，著书有闻，可谓言行相应矣。请谥公为文质，云云，谨议。
  寻请官覆议，朝散郎尚书考功员外郎兼礼部郎官周坦撰到：故罗先生覆谥议节文曰云云。
  附三：宋·周坦《覆谥议》①
  士有处身隐约而道德学问足以师表来世。虽生无一命之爵，身殁之后，斯道之传愈久愈光，所以力人心纲常之标准者，关系甚大。则沿流溯源，节惠之典，安可缺也？罗公从彦不求闻达于世，胸次抱负，不少概见。独得其大者，所谓道德学问之渊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开中兴以后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学龟山之门，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同门皆推敬之。理义之学，正郁于时，一线之绪，赖是得以仅存。观其在罗浮山静坐三年，所以穷天地万物之理，切实若此。著《遵尧录》一篇，述皇朝相传宏规懿范及名臣硕辅论建谟画，下及元丰。功利之人，纷更宪度，贻患国家，撮要提纲，无非理乱安危之大者。公之学其明体适用，略可推矣。奉常谥公曰文质，于法为宜。五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议。
  附四：宋·文质公谥诰②
  宋理宗淳祐六年丙午杨栋奏请谥
  淳祐七年丁未赐谥文质
  文质公谥诰
  淳祐七年十月奉
  圣旨颁下赠太师邹国公，谥文质谨按
  制曰：从来奇才硕儒生前能辅君行道，则殁后必有恤典殊恩，此固古今之通谊，而有国者之所宜重也。若乃蕴德山林，而其立言有补于当时，垂教可传于后世，则报功崇德出于巨典，尤非常格所可拘尔。故儒罗从彦学宗正派，行洁清标，受伊洛之传于龟山，后学为之仰止；启朱氏之宗于李侗，前哲赖以羽盟。虽乐道畎亩之中，而所著遵尧诸录，凛然不忘主上之心。即静守罗浮而所垂冀，圣数言恪然，无忝明道之志。潜思力行、任道诣极，道博也，德厚也。清介绝俗、著述垂休，言顾行也，行顾言也。慨念往功，宜行褒异。兹特赠名儒罗先生谥“文质”，于戏文不易称“质”，不易肖。以此贲乡流芳千载，灵魂不昧，休命是膺。
  皇宋淳祐七年十月日　颁给　右剳付本家照会准此
  当然，除了这种死后获谥的积极褒奖之外，罗从彦最终得到的、由封建王朝赐予名儒先贤的最高官方待遇，就是进入孔庙从祀。“孔庙”（又名为“文庙”）作为朝廷主持祭祀春秋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庙宇，始建于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此后历代都有不断的增修扩建，经2490余年而祭祀不绝，是古代学子名流所尊崇的神圣之地。历史上，名儒先贤们第一次被允许进入孔庙祭祀的从祀活动，开始于东汉永平十五年（72），当时的从祀者为孔子的72弟子，称“先贤”。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李世民以左丘明、公羊高等22人配享，首开了除孔门弟子之外的“先儒”从祀于国学的先例，但其所享有的地位要略低于“先贤”。
  一般而言，“从祀”主要是指古代宗庙祭祀中常设的、次于主祭对象但又与主祭对象密切关联的祭祀对象，有着“跟着被祭祀”的意思。尽管，人们在概称孔庙从祀时，可以将所有的被祭祀人员（孔子除外）都统称为“从祀”，但在具体的身份、贡献和祭祀状态区分中，他们却有着严格的“配享”“配祀”和“从祀”这三个位阶。
  所谓“配享”，是祭祀孔子时陪祭的第一等级，共有四位人物，即复圣颜回（字子渊，习称颜渊，孔子的最得意弟子）、宗圣曾参（字舆，也是孔子最优秀的学生）、述圣孔伋（子思，孔子的孙子）、亚圣孟轲（继孔子之后儒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通称为“四配”。
  所谓“配祀”，是祭祀孔子时陪祭的第二等级，包括闵损（子骞）、冉雍（仲弓）、端木赐（子贡）、仲由（子路）、卜商（子夏）、有若（子若）、冉耕（伯牛）、宰予（子我）、冉求（子有）、言偃（子游）、颛孙师（子张）、朱熹（元晦）等十二人，通称为“十二哲”。该“十二哲”中，除了宋代的朱熹之外，其他的十一位都是孔子的杰出弟子。
  所谓“从祀”，是祭祀孔子时陪祭的第三等级，包括“先贤”和“先儒”两个部分，其中“先贤”的地位略高于“先儒”，共79人（其中东庑40人，西庑39人），他们除孔门弟子70人外，还有孟子门人4人以及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颐、程颢、邵雍和张载。“先儒”是指在历史上对儒学有着杰出贡献的学者，共77人（其中东庑39人，西庑38人）．其中即包括罗从彦的老师杨时、罗从彦和罗从彦的学生李侗（亦即朱熹老师）。这些从祀孔庙的“先贤”“先儒”的名单、位次、等级均由朝廷颁布，能够明确体现当时统治者对于从祀者的政治判别，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因此直到清乾隆以后仍有不断的罢黜和增加（乾隆时从祀孔庙的先贤77人，先儒46人）。民国八年（1919），从祀孔庙的“先贤”“先儒”最终达到了156人（即先贤79人，先儒77人），都是历代儒家学派中的著名人物。
  基于从祀孔庙的理想所在，历代地方官员和朝廷政要在为罗从彦请谥成功后，又不断开始着将罗从彦列入孔庙从祀的努力。但是出于功名、官职、著述基本无多、无显赫的客观原因，罗从彦身后请封谥、请封爵、请从祀到最终获祀孔庙的全部过程，却先后历经了宋、元、明三朝共计400多年数十人的多次努力才得以完全实现，真可谓艰辛异常。而且，为了更顺利地请封谥、请封爵和请从祀．各代奏疏在论述时都不得不将罗从彦、李侗和朱熹捆绑在一起，借助罗从彦授学李侗、而李侗又授学朱熹的渊源关系，指明“何隆礼于其弟子，而反遗其师也？”的逻辑要害，希望朝廷能够成全师道之尊。但令统治者最终下诏同意从祀孔庙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了被求祀者本人的学问和人品。而在为罗从彦、李侗请从祀的过程中，其推崇者一旦失败就又再三疏请的不懈坚持，则更加证明了二人在历代学人眼中的地位和影响。
  元至正十九年（1359）十一月，胡瑜向江浙行省上陈《请封爵从祀疏》，一口气为杨时、李侗、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五人提出了封爵并从祀的申请，理由是“此五人者，学问接道统之传，著述发儒先之秘，其功甚大。……俱应追锡名爵，从祀先圣庙庭。可以敦厚儒风，激励后学”。只是不知为何其中竟然没有罗从彦的名字。胡瑜上疏后，江浙行省认为其申请可行，便向中书省进行投送，至正二十八年（1368）得准礼部回复，“定五先生封爵谥号，俱赠太师。杨时追封吴国公。李侗追封越国公。胡安国追封楚国公。蔡沈追封建国公。真德秀追封福国公。各给词头宣命，遣官赍往福建行省，访问各子孙给付。如无子孙者，于其故所居乡里郡县学，或书院祠堂内，安置施行”①。
  明成化二十七年（1491）七月，南京行人司行人②周木鉴于杨时、胡安国、蔡沈、真德秀这些“悉取熹故事行之”的著名学者都已批准从祀孔庙，唯“独不及于侗焉”，于是再次疏请要将李侗从祀孔庙，没有获得礼部批准。嘉靖二十四年（1545）八月，提学副吏熊汲③上陈《奏补罗李二儒从祀疏》，开始将“道统绝续之机一脉相承”的罗从彦、李侗一起奏请从祀，可惜照样未能打动圣听。
  此后，作为罗从彦、李侗同郡人的游居敬④也积极为罗从彦，李侗奏请从祀，主张：“而今崇祀先师庙廷者，惟杨时、朱熹二儒，而罗、李二儒阙之，此岂所以报功德，而劝士习哉？……前此，屡有以罗、李二儒，从祀庙庭为请。而礼官翰林议礼之官，无从申请者，岂非熙朝之阙事，而今时所宜厘正者哉。”⑤依然没有任何结果。
  万历三十三年（1605），福建巡抚徐学聚、巡按方良彦的题请从祀因为“迄今四年，该部（礼部）尚未题覆”。所以福建督学熊尚文才不得不再次强调说：“若罗从彦、李侗从祀，在元则浙江行省有议（指元朝胡瑜的上疏），在我朝则学臣金贲亨、周洪祖有议。今日此举，允系万代瞻仰矣。”而且他还声称：“成朱子者，与生朱子等可也。徒用其青，顿忘其蓝，恐非所以彰国家报功之厚。”“配享孟子，而因配享孟子之师，成宪具在。从祀朱子，而因从祀朱子之师，事体相同。”希望皇上“倘蒙赐俞行，敕下礼部，速赐题覆，地方幸甚，斯文幸甚！”①这份言辞恳切的请祀奏疏，最终得到了实质性的进展，御批：交由礼部看后回复。
  万历四十一年（1613），礼部在福建督学熊尚文的再次催请下，于当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令吏部侍郎翁正春、翰林学士孙慎行将朝中多位大臣的申请议单集中覆议、具题后，终于在十二月三十日得到了同意将罗从彦、李侗从祀孔庙的皇帝圣旨。这其中，将乐人林钿②的奏请上疏可谓颇具代表：“故问授受于一脉之相承，则渊源必溯。而极推尊于百世之定论，则俎豆弥光。……杨中立、朱晦翁既已登祀庙庭，而罗仲素、李愿中尚未与列从祀。此从来之缺典而议礼者所不容缓也。溯自杨中立载道而南，为后世学士之鼻祖。其衍中立之心传者，罗仲素也；承仲素之嫡派者，李愿中也。由罗、李以递传于朱夫子，见知闻知，统系相接。……今尊朱夫子之道，而未及其相传从来之自。是进孟子而忘曾子子思也，其可乎哉？”③
  万历四十二年（1614）六月，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延续了多年的罗从彦、李侗从祀议题最终尘埃落定。罗从彦被从祀于孔庙西庑先儒第十六位，称“罗子从彦”；李侗被从祀于孔庙东庑先儒第十五位，称“李子愿中”。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皇帝又准允了福建学臣沈涵的上疏，御赐罗从彦祠额“奥学清节”，李侗祠额“静中气象”。
  虽然，由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上下延续近百年而形成的“延平四贤”团队中，只有朱熹因为位列“十二哲”而有塑像，属于“配享”，其他的三个都只有牌位而没有塑像，属于“从祀”。但这丝毫也不影响这个团队在历史上以及在地方上的尊荣地位——从祀孔庙的172位圣贤中（孔门弟子除外），仅福建出身的名人就有13个④，远远高出排名第二的浙江（6人），位列全国第一，他们分别是：朱熹（尤溪，1241年从祀）、胡安国（武夷山，1437年从祀）、蔡沈（建阳，1437年从祀）、真德秀（浦城，1437年从祀）、杨时（将乐，1495年从祀）、罗从彦（延平，1614年从祀）、李侗（延平，1614年从祀）、黄榦（长乐，1724年从祀）、陈淳（漳州龙溪，1724年从祀）、蔡清（晋江，1724年从祀）、黄道周（漳浦铜山，1825年从祀）、李纲（邵武，1851年从祀）、游酢（建阳，1892年从祀）。而这其中，仅闽北的延平府和建宁府就分别有朱熹、杨时、罗从彦、李侗4人和胡安国、蔡沈、真德秀、游酢4人，真可谓是盛况空前，绝无仅有。
  明嘉靖九年（1530），朝廷采纳文渊阁大学士张璁的建议，命国学及天下学校均建启圣公祠，主祭孔子之父叔梁纥，并以颜回之父颜无繇、曾参之父曾点、孔伋之父孔鲤、孟轲之父孟孙激配享（称先贤），程颢、程颐之父程珦、朱熹之父朱松、蔡沈之父蔡元定（称先儒）从祀。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启圣祠又增加了周敦颐之父周辅成。清雍正元年（1723），朝廷追封孔子上五代祖先为王爵并予以入祀后，启圣祠被更名为崇圣祠。雍正二年（1724），张载之父张迪奉命从祀崇圣祠。至此，北宋四大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之父齐齐聚首，而与福建有关的文化名人，也由此增至15个（加上朱松与蔡元定）。

（1）元至正三年（1343）许源刻本（一作许源堂五卷或作五世孙罗天泽刻本），南京图书馆和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 （2）明成化七年（1471）冯侯孜刻本，北京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和日本收藏。 ①（宋）罗从彦《遵尧录序》，《钦定四库全书》第11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648页。 ②（民国）吴栻、蔡建贤《南平县志·卷十六·艺文志序》，南平市志编委会1985年5月点校本，第808—810页。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连华点校《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程杨门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1271页。 ①（宋）杨时撰、林海权校《杨时集·卷二十·书五》，《答胡康侯·其九》，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489页。 ①（宋）刘允济《缴进遵尧录状·又贴黄》，《豫章文集·卷十五·附录中》，《钦定四库全书》第11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765页。 ②③（宋）杨栋《请谥罗李二先生状》，《豫章文集·卷十五·附录中》，《钦定四库全书》第11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765—766页。 ①（宋）陈协《谥议》，《豫章文集·卷十五·附录中》，《钦定四库全书》第11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767页。 ①（宋）周坦《覆谥议》，《豫章文集·卷十五·附录中》，《钦定四库全书》第11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767—768页。 ②延平区篁路村《罗氏宗谱》 ①（元）胡瑜《请封爵从祀疏》，（民国）吴栻、蔡建贤《南平县志·卷十二·艺文状疏议》，南平市志编委会1985年5月点校本，第620—621页。 ②行人司，官署名。明洪武十三年（1380）置。设行人，正九品，左、右行人，从九品。后改行人为司正，左、右行人为左、右司副，另设行人三百四十五人。洪武二十七年（1394）后升司正为七品，左、右司副为从七品，行人为正八品，职专捧节，奉使之事。《明史·职官志三》载：凡颁行诏赦，册封宗室，抚谕请蕃，征聘贤才，与夫赏赐，慰问，赈济，军旅，祭祀，咸叙差焉。每岁朝审，则行人持节传旨法司，遣戍囚徒，送五府填精微册，批缴内府。最初多由孝廉充任行人，奉使常不称旨。后定行人司官40员，全在进士中选授。非奉旨不得随便派遣。从此，行人之职才受到重视。建文中，罢。成祖即位，复旧制。总的说来，“行人”这个官职名称和“行人司”只有明朝才有，是一个专门负责在各个大衙门之间跑腿的衙门，运气好的行人，还可以给皇帝跑腿。 ③熊汲（约1501—1775），江西南昌东坛人，嘉靖五年丙辰（1526）龚用乡榜进士，曾任明朝湖州知府、福建提学副使。 ④游居敬（1509—1571），字行简，号可斋，福建南平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选庶吉士。嘉靖十七年为浙江按察佥事。嘉靖二十年擢广东副使。嘉靖三十七年以山东左布政使升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穆宗即位，擢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左侍郎，隆庆五年（1571）二月十二日致仕，同年九月十日卒，年六十三。 ⑤（明）游居敬《请从祀疏》，（民国）吴栻、蔡建贤《南平县志·卷十二·艺文状疏议》，南平市志编委会1985年5月点校本，第631—632页。 ①（明）熊尚文《请从祀议》，（民国）吴拭、蔡建贤《南平县志·卷十二·艺文状疏议》，南平市志编委会1985年5月点校本，第635—636页。 ②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3216&index=1794&Query=1＆将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将乐县志·卷三十六人物·第一章人物传》：林钿（生卒不详），字良章，将乐县人，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考取贡生。 ③（明）林钿《请补宋罗李二先儒从祀庙庭呈议奏疏》，（民国）吴栻、蔡建贤《南平县志·卷十二·艺文状疏议》，南平市志编委会1985年5月点校本，第622—623页。 ④从祀孔庙和从祀孔庙崇圣祠，应该是不同类型的两个系统。因此朱熹之父朱松、蔡沈之父蔡元定的从祀崇圣祠虽然也被称作“先儒”，但却并不被计入从祀孔庙的77位“先儒”名单。如果简单计算孔庙从祀中出身福建者的名人数量的话，那么相加应该可算1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