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自三载前来闽读研究生，武夷山便是我魂牵梦绕之地。怎奈一直课业繁重，无暇一访。今年三伏酷暑，适逢第十届朱子之路研习营举办，陈师明我心意，便推荐我参加。承蒙主办方允可，我很荣幸地加入这场思想与文化之旅。我想“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不独我个人如此，更主要的乃是此行领队杨儒宾教授。10年前杨老师在朱子墓许下宏愿，决意朱子之路要走10年。“有心人，天不负”，靠着杨儒宾教授、张崑将教授、朱茂男先生、闽北朱子后裔联谊会以及其他热心人士的坚韧不拔与苦心运作，也许再加上冥冥之中朱子的护佑加持。如今，第十届朱子之路终于顺利闭幕，可谓功德圆满。七天跨越三省八市，足迹几达三千里。这样的行程不可谓不紧凑，但收获亦至为巨大。与海峡两岸以及马来西亚的师长朋友们，参观武夷精舍、拜谒朱子墓地、参加拜师礼、登天游峰、参加论文发表会，活动紧凑，层次丰富。既有严肃的学术讨论、肃穆的祭拜仪式，又有高雅的艺术盛典、活泼的游山玩水。此行可谓身体与心灵的双重饕餮大餐。
  朱熹之名对我而言自不陌生，至迟在初中时，我便听说过朱熹之盛名。由于教科书一直视朱熹为客观唯心主义的巨擘，因而一直作为中国思想史的反面教材予以批判。自那之后，我对朱熹的印象就不太好——尽管只是毫无理由之盲从。后来阅读若干关于朱熹的论著，方才觉得朱熹实是遭诬良久，恶尽归之。从此开始对朱熹亦大为改观。
  朱熹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毋庸笔者赘述。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主流思想宋明理学的主要领袖，朱熹之思想博大精深，内涵深刻，面向丰富。我们知道，宋明理学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它可能透过小说、戏曲、诗词等来体现，但更可以通过普通民众的日常实践来体现。只是据笔者寓目所及，较少有人进行类似后者的工作。笔者以为，思想史不仅要研究杰出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也要探究思想在一般民众中的渗透程度。如何探究呢？文本之外，日常实践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曾经的思想史研究，多注重对思想家的思想概念的辨析，但是不知道一般读书人的思想境界如何。思想史不仅应当研究思想体系的发展演变，而且应当思考精英与经典的思想世界和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思考知识史与思想史之间如何互相说明，思考作为历史记忆的传统知识和思想如何在重新诠释中成为新的思想资源，而产生了思想史的连续性等等。如果思想史不是仅仅依靠概念演绎来写作的话，那么它就需要关注那些混乱乃至混沌的要素，并找到一种有效地处理它们的方式。笔者认为，这种走向历史现场的方式就是进行思想史研究的可行途径。若以单一清晰的思想体系去观照，那么存留下来的风俗人情的确充斥着矛盾乃至不可理解的论述。但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这些矛盾之处和丰富之处，更加贴近一般民众的思想状况与知识世界，体现着思想与知识的时代性。
  朱熹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朱熹建构了一套宏大严密的理学体系，但是他的思想学说在一般民众中的影响如何，我们并不十分清楚。通过朱子之路，我们能切身感受到，原来朱熹的思想与主张并不是在遥远的玄虚之境，而是活在当下，活在我们身边。它活在武夷山的茶园中，他活在建阳的万亩荷塘中，就活在小街小巷中，就活在那一对对新人的婚礼中。我们知道，宋代有许多士人学者针对社会秩序重建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学说和主张。不仅在理论层面，实践层面亦然，如范仲淹的义庄实践等。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朱熹亦有自己的见解。朱子是礼学大家，其巨著《朱子家礼》提出了巨细无遗的礼仪规范。上至帝王，下至庶民，无不遵之。我们在武夷山进行的拜师礼、近年来在五夫荷塘进行的婚礼，都是《朱子家礼》的当代实践。也正是在这种场合之下，我们真切体会到“师道尊严”四字的力量，也才能感受到程朱理学不是遥远的历史绝唱，不是僵化的教条。它是有生命力的。正是在这种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层面，我们看到了精英思想的渗透。这些可以说是朱子思想的物质层面，而思想总是通过物质层面体现出来的。
  这种做法其实跟当年历史学研究的热门之一“眼光向下”风气有关，它注重在历史现场发现历史，从方法上它强调文献解读与实地调查的结合。此次朱子之路活动，与一群来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师友同行，走向朱子生活成长的历史现场，踏勘史迹，访问耆老，进行严格的学术讨论，联接过去与现在。这对于引发兼具历史感与“现场感”的学术思考，具有重要的意义。我清晰地记得，当我站在朱子的墓地之侧的那种心灵的震撼。我从来没有想过有机会离圣贤如此之近，那一刻我思绪不停地转换，多种感受接踵而至，仿佛八百年前的朱子就静卧在我身旁，向我传授有关天地人生的至高之道。我觉得没有比这种更好地传达圣贤的力量了。攀天游，漂九曲，置身于朱子活动的具体自然和人文场景之中，切身感受武夷山的风土民情。在这样的场景与记忆中回过头来阅读朱子元典，自然而然地就加深乃至改变了对历史记载的理解。在这种实地走访中，我们还听到很多朱子的口头传说，譬如朱子开山泉、设置救灾井的故事。不过，我们必须保持一种自觉，即他们在“口述资料”中发现的历史不会比典籍更接近“事实真相”，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但在那样的场景之中，常常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如何被现在创造出来，理解同样也是作为“历史记忆”资料的史书，其真正的意义所在及其各种可能的“转换”。朱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
  总之，通过实地察看与文献解读之结合，我们有可能发现，类似于朱子这种精英的“话语”是如何在“国家”与“民间社会”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也有可能理解，普通民众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认同意识，究竟如何塑造关于精英的“话语”。
  此行收获自不只这些，在此不一一详述。惟愿圣哲光芒永照，我辈躬而行之。（张金林：厦门大学国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