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缘起说实话，我自认为不是朱子的粉丝，对于朱子学的研究相当浅薄，当我政大硕班的同学们兴高采烈地高谈阔论，而清大博班时期的学弟妹们都走在我前面时，我真是疑惑，一直以为我与朱夫子此生无缘。几年前也曾报名，但因论文字数限制的问题，颇踌躇，种种因缘不聚集，故迟至本届才踏上朱子之路。我与朱夫子的相遇始于儒学的信仰问题，从信仰问题出发找到了书院祭祀的线索，从书院的发展发现儒学价值理念实践的现场，再进而发现近代儒学信仰的建构，建立在理论与实践的两种层面，理论需要实践使得理论不只是理论，仪式的实践也需要相对的理论去赋予它意义，使得仪式不会也只有仪式而已。研究书院而不去实际的书院走一趟，亲自感受与古人同在，实在说不过去，恰巧此时，我也需要离开台湾，去寻找一个新的生命的起点。于是，带着七日来复的预感，以朱子之路为起点，开启我的旅程。感谢与感动的话，前六届师友均已言之凿凿，我无置喙余地，但愿写出一些自家的感受。
  书院与寺院从鹅湖看儒佛二教的空间转换以前读书时发现许多著名的书院，其实都经历过一阵兴盛蓬勃、人才汇集的儒学盛况，但人亡政息后，昔日的儒学寓所又由道观或佛寺进驻，学校与寺院，辗转反复于同一空间，周而复始，循环反复。没想到眼前的鹅湖书院，正巧也是经历这场变化的一员。杨老师发现我与学妹正在售票处索取简介文宣，于是将手上的简介拿给我们，我还来不及道谢，急着阻止学妹掏钱买简介，又要匆匆上车去了。上车打开简介一看，果然与我想的一样，北宋真宗时，为“慈济禅院”，后人称“鹅湖寺”；南宋“鹅湖之会”论辩时，仍名鹅湖寺。直到理宗时，赐名文宗书院，明初洪武年间，鹅湖山被朝廷立为“鹅湖禅林”，我们现在所说的“鹅湖书院”，其实直到明景泰四年（1453）才定名为鹅湖书院。
  这个讯息也许算不上是个新闻，但在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儒佛变化格局，对我来说却是真实的书院沿革。我们这次短短七日的旅程，其实仰赖于一定的经济力的支持，古代书院的长期经营比起目前七日的旅程还需要更多的资源。因此，与其将书院变成寺院的现象，说是书院的毁丧、沦落，不如说是书院与寺院接力似地合作经营“鹅湖”这块招牌。书院与寺院的共享空间，支拄其间不朽的梁柱，实是无形而质实的信仰，我在转角处瞥见关公的塑像，在儒佛交错处似乎留有民间信仰的参与。田浩教授曾指出朱熹重视风水，孟淑慧指出朱熹历任祠官的经历，廖咸惠研究宋代士人的信仰崇拜……由此看来，理学家并非是宗教信仰的绝缘体，理学不能纯粹以理性主义解之，信仰之于理学不但不是非理性的一面，反而是理学的灵魂——看似无形实则存在，轻似鸿毛重如泰山。
  这个讯息于我而言重要的第二个讯息，是1453年后，鹅湖才成为专属儒学的招牌，理宗时虽曾提倡，但朱熹的影响力与其地位，在明代其实更为显赫。从宋到元，再到明代，这段漫长的路程不能只仰赖朝廷的眷顾，而该归功于书院的经营与发展。此外，断代治史的研究方式尽管有其细致处，但也不免有所割裂，是以往忽略事件发展的连续性，着眼于“长时段”的变化，对于朱子学的研究也许更趋多元丰富。因此，朱子学不只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又因为它普遍的影响力与经典的诠释性，使得它不只是属于中国思想的，还是属于东亚文化的重要一环。仕宦与百姓——从婺源理坑谈理学如何渊源门票写着婺源是中国最美丽的乡村，导游在车上向我们解说婺源县与江西省的关系，种种阴错阳差，婺源成为该省资源分配最少且是现代化发展最迟的一县，卓越的美丽与孤独的忧伤往往相随作伴，开发的迟缓正好保护了最多古朴的风味。婺源县是朱熹祖籍，我们从福建武夷山备妥早、午两餐的干粮，行车300多公里前往，好奇心使我们一探徽派建筑的特色。来到婺源的第二天早上，我们来到仕宦名村——理坑，此村建于南宋初年，古朴的村落在山水环绕中更显遗世而独立，它们安安静静地群居伫立于山峦间的凹巢，百年来吸风饮露，足不出户。
  它们不出门，于是我们搭了飞机和车前来拜访。每门每户，空间不大，一进门便可一览无遗，通常是中间一厅堂，摆着方正的桌子，墙上有祖母或祖父的照片（或许是遗照），旁边摆设几张椅子，一抬头便能望见天，这似乎就构成家的中心。其中，究极细致的雕刻走过几百年的时光隧道，向我们炫耀低调的奢华。此处是国家保护的古迹，但毕竟还是当地人的住宅，虽然我们事先不知情。于是，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跑到别人家来东张西望，看了几户，这才惊觉打扰到别人的生活和太不重视他们的隐私了！我们询问了一户正在看电视的小孩，“每天都有人来吗？”小孩闻言点头，继续看电视，相当淡定。
  我不知道现在仍住在古迹里的人们是否知道这些古宅的意义，但是我看到这些古宅经历了名宦府邸、“文革”到现在电灯、电视、电冰箱的时代，门院内外，新旧斑斓，墙上革命宣传话语的痕迹，古韵生机的墨色青苔，向我们诉说它们沧海桑田的过去。许多人家还有小铺供游客采买纪念品，我们时而拿着小纪念品仔细端详，时而听解说员介绍明清时期居住于此的官员们的府邸，其中官位最高的官邸是明代吏部尚书余懋衡的“天官上卿第”，但他的住宅很小、很低调。我想起厦门大学的美玲在研讨会问我的问题，“我们想要祭祀，但要怎么做？”古宅仍在，但古礼之魂如何唤醒？如何复活？如何赋予传统以新时代的意义？当年朱熹面对的问题，现在是我们面对的问题。朱熹透过经典的注疏，让先秦典籍拥有近代的新生命，透过祭祀的仪式，引领在世之人与古人同在，“我之精神即是祖考之精神”于是成为不虚妄的真实话语。他的后代学子也意识到传承的重要性，而继承先师的志业。我们重走朱子之路，其实也是依循着他的足迹，一种神话学的反复，一套复古的仪式，一趟历史旅程的想象，重新思索经典的价值和仪式的意义，与生命的传承性，以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课题。
  古宅确实见证了历史，但居住在历史里的人能活出历史的新生命吗？凭借着古迹，我们将如何探寻理学的渊源呢？南宋、理学、婺源，“今人不见古时月”，我想我们需要更多的文献以充实建筑的意涵。
  朱熹与王阳明——从家庭论两人的际遇、个性与成就杨老师常说青年时的王阳明是个叛逆少年，在朱子之路讲王阳明，不免引起疑惑。如果说是将阳明当作朱子的对照组，似乎颇能符合朱子之路的主题。朱熹之父朱松早亡，将朱熹托孤于刘氏，朱熹少年时所遇，刘氏一家和其师李延平待之甚善，人性的良善，和煦昭阳般的德行，照拂着少年朱熹。从朱熹住了40多年的故居来看，其厅堂井然，次序分明，其长女朱巽颇有学问，二女、三女分别嫁与朱熹学生和另一学生的儿子，从故居想象朱熹一家老幼的居家生活，朱熹的家庭应该颇为和睦。而王阳明生长于状元府邸，当朱熹成为孤儿时，王阳明正在离家出走（均约十五、六岁的年纪）。孤儿回家了，而状元家的孩子正在闹家庭革命。朱熹个性爽朗豪迈，做事有效率（和朱家后代一样）；阳明个性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如临深履薄。际遇也许不属于个人努力即可达成的部分，个性也许是天生的，而家庭背景也未必保证一个人将来一生的命运会如何。然而，个性的养成可能与原生家庭息息相关，王阳明困扰于复杂的家庭问题，于是他逃离家庭；朱熹从一个孤儿感受到家庭的重要，则会注重家庭关系的经营，进而制定《家礼》，使儒学不仅是士人阶层的科举之道，还是每家每户婚礼、祭礼等“礼”的参考书，这是顺理成章之事。从阳明晚年无法处理家庭问题，直至明亡，王家后人还在争吵继承问题来看，也许是王家的不幸，由此不禁令人叹息一代心学宗师家族的没落。但我觉得个性所造就的命运恐非偶然。
  也许阳明自幼就感受不到家庭的功能和重要性，至少他认为经营一个家庭，不是对他而言此生最重要的事。王阳明的人生目标在成为圣人，他眼光所及是遨翔天际、纵横原野的世界，而非如何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当然更不是成为状元。因为天命使然，因为人生志向不同，王阳明注定成就一己圣贤之道，而与幸福和乐的家庭无缘。这不是阳明生命的遗憾，而是他一生成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从两人的家庭到个性，再从个性到成就，人一生的成就真的是一场偶然的遇合吗？我想尽管生命中总是存在着许多无法预知的巧合，但更多的时候，并非偶然，不是冥冥中自有定数，而是定数已经在我们的眼前出现！生命只是一种选择，他注定成为他应该成为的人，“求仁得仁，有何怨乎？”若有知，应无怨。易终于未济七日后，我回到台湾，回到读书的地方，回到习惯的生活世界，我在巴和奈野啜饮沁凉的咖啡，脑袋咀嚼着场景和声音此起彼落的寻古记，纵横交织着一幕幕一路走来的风景，仿佛我不是搭飞机回来，而是搭时光机回来的。在这七日的旅程里，不免俗气地要感谢许多人的帮助，但我更想说的是，大陆官方和民间意识到朱子文化的存在，并且自觉地为之经营、为之宣传，无论是使之通俗化以达推广之效，或是使之古雅化以收经典之果，雅俗共赏，显出了彼岸对朱子文化的认同和实质的支持。反观台湾，在文化的面前，多数人沉默以对。朱熹其人其书，仿佛只是文史哲领域的研究者独家探索的项目，如何在大陆崛起后，保持既有的优势和掌握经典的解释权是这个时代必须面对的课题。这七天来，我看到许多书里的建筑、书里的地名，有着“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感受，但我同样看到对岸跟我们说同样语言的一般居民的生活，和大陆学生积极的态度和踊跃的发言。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到大陆，但我以前只到过北京、上海这些沿海大城市。我记得我们游览车每每经过一处处乡村，他们看着我们这大车的眼神，我们肯定是稀客，希望我们在精神层面上不会只是过客。
  此外，我希望以后我还有机会到台湾以外的地方发表论文。在台湾，我们多数习惯于某种惯性思维，换个角度重新看同一个问题，也许会发现一些藏在眼皮底下不曾注意到的细节。台湾学生往往被保护得好，反而到了陌生的地方，人会变得勇敢，所以生于忧患。这次回来后，我期待日后可以再到大陆各地参加论文发表会，并期望与朱子之路的朋友再度相遇。当我告诉我的室友若男说：当学生我已经不年轻啦！我大你快要一轮呢！他说：但你看起来还是小孩子啊？闻言，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谢谢许多来自各地的朋友结伴同行，尤其是来自武夷学院活泼的朋友们。在这趟旅程结束之后，每个人都将回到自己原本要走的路继续走下去，无论我们今后重逢与否，都在这条蜿蜒的问学求道之路，与昔日同在，与自己同在，也与彼此同在。学术之路长长漫漫，有如易不终于既济而终于未济，物之无穷无测，即便是鬳斋也说不清楚。（刘芷玮：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