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八月底，带着玩赏名川的期待与轻松，我赶赴福建，与台海两岸的师生共聚武夷。循着朱熹老夫子的生活与治学轨迹，我们由五夫镇之朱熹故居紫阳楼辗转至江西铅山之鹅湖书院，再返归建阳之朱熹墓。虽然事先对此次旅程做了资料上的温习与预备，但当武夷精舍、鹅湖书院、考亭书院等这些沉寂于“故纸堆”中的名词蓦然以一种不可言说之久远而深邃的姿态展现在眼前时，我依然被震撼了！ 八百八十年前的人物、八百八十年前的陈迹，混合着新的空气、新的土壤、新的血液、新的风向席卷而来，如同一阵阵奔涌不息的巨潮冲击着我的视觉、思想与灵魂。如同时光重现，但又不仅仅是重现，那是我脑海中的印象与如今几经沧桑变幻而凝固之历史的结合。天游峰、九曲溪、寒泉精舍、古老的香樟树，所有这些景物从八百多年前的历史画卷中走来，呈现给我一个动态、发展的生动图景。所有这些认知使得史料中稍显乏味与干瘪的朱熹形象慢慢充实与丰满起来，而在这一路上，我似乎时时能够瞥顾与触摸到他的身影。
  朱熹的学说影响了中华文明与民族精神达七个世纪之久。朱熹于晚年饱受党争所带来的迫害，其思想学说曾一度被斥为伪学。在其逝世的数年后，又被抬举为圣人。朱子学也被尊为正统道学，从而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殊荣。而后七百年间，朱熹从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被刻意抽象、神化为一个供世人奉养膜拜的泥塑木雕。有时候，人世间的成熟与壮大并不一定代表着昌盛，反而意味着凋零与衰亡。一种伟大的思想理念在流传中往往会偏失它原来设定的轨道而被迫走向反面。
  随着朱熹理学的意识形态化与官化，朱子学慢慢失去它本有的光彩，逐渐变成僵硬而生冷的教条，甚至成为权威者“杀人”的工具。可以说，朱熹的真精神、真灵魂随着其生命的终结就已然消逝。那乐在道德躬行，那用自己的生命去履行理想，那为鸢飞鱼跃之活泼而喜悦的灵魂返归并永远萦绕徘徊于这生长于斯、老死于斯的山水间。
  朱熹就如同一块丰碑，矗立于延伸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之路。七百年的显赫使得朱熹成为中国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伟人。如果说朱熹造就了历史，毋宁说历史造就了朱熹，而同时朱熹也成为我们认识与观照那段历史的镜子。如果说理学所获取的巨大成果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高峰，那么朱熹就是站在这峰尖子上的人物。理学之肇兴有着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文化背景。唐末至五代时期为中国历史之低谷，这种低谷不仅表现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靡乱，也表现为思想上的贫乏。理学的崛起始于宋初，最初呈现为偏重于教育的师道运动，随之而起的是学校与书院的萌生。在文明的废墟上重建儒学义理以抵制佛教的虚无出世学说，理学的最初姿态无疑是积极进取而令人振奋的。钱穆先生曾论两宋学术云：“宋学精神，阙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宋代的政治经济改革举措在宋初体现于范仲淹倡导的庆历新政，中期更有掀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之革新巨潮的熙宁变法。而集先秦乃至北宋诸儒之大成的理学巨擘——朱熹的成就不仅仅体现于其“综罗百代”之学术义理创通上，更因他兴教育、建书院，引领了宋学之精神并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之精神的传承。
  朱熹理学乃先秦儒学之重光。朱子与孔子的一生也是极其相似的。二人皆生逢乱世，满怀理想却不为世所用；二人皆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以君子、仁者自我期许与勉励，以传道解惑为毕生事业，以坚忍的毅力与高远的风华将儒学精神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朱熹曾写作一个楹联曰：“学成君子，如龙虎之为变而麟凤之为祥。德在生民，如雷霆之为威而雨露之为泽。”朱熹强调通过居敬穷理的内外修省而学成君子，这种气质之变化就如同苍龙之行云布雨、猛虎之雷厉风行。修身功夫的养成不仅带来内心的祥和宁瑞，同时君子德行的发用施为也泽被与利益众生。朱熹这样写道，他也正是这样实践的。
  朱熹的一生，七十又一年的生命历程也正是体认天理、躬行道德的一生。朱熹从少年失怙而求学开始，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治学道路与人生历程。从早年懵懂志趣佛老而优游山林到立志弘扬儒学而“常惺惺”，从游学九州慷慨长歌到讲学论道精舍云深。朱熹的理学思想在晚年逐渐成熟，正如其自言： 天理流行，触处皆是，暑往寒来，川流山峙……无非这理。
  如果说早期的朱熹在求道之路上历经了彷徨困惑到穷举力索的阶段，那么晚年的朱熹已超越了自我，呈现出另一番境界与气象，就如同武夷的天光云影交相辉印，洋溢着一种豁达从容的高远风华。义理上臻至化境的朱熹对待指责与谩骂也不再悲愤，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穷初不为能诗，笑奈吹竽滥得痴。
  莫向人前让分雪，世间真伪有谁知。诚然，世间的真伪、是非、善恶不在于一时的沉浮升降，而在宇宙极处，在天道之隐微深邃里，在人心之灵明莹澈中。晚年政治上的凄凉并没有影响朱熹积极乐观的精神。朱熹晚年的著述尤其繁多而精炼，如其临终前所自述：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履薄临深”般的敬畏是朱熹对理与天地之心的虔敬与尊奉。这种“敬畏”体现于外在的行动就是对于礼乐的实践躬行，展现于容貌辞气就是“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这种终极的敬畏也使人们能够达成内心的安宁，体认仁者的智慧、仁者的和乐与渊静，并在此敬畏中优入与天地相参赞的精神圣域。
  “昨夜西风凋碧树”，这个词句似乎可作为理学在近现代意识领域之遭遇的写照。经过西方启蒙思潮，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理学已全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儒学这棵支撑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精神脊梁的古老碧树在“西风”的摧折下似乎已然进入了蛰伏的寒冬。
  审视近百年来中国人的思想境况与所遭逢的文化困境，我们祖先所讲述与传承的东方智慧正遭到现代社会的冷遇和遗弃。中华民族到底要以何种姿态，何种精神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儒家思想对于全球化历程中的中华民族之雄起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先秦儒学与理学对创建和谐社会能够提供何种理论支持与依据？ 我沉思着，站在紫阳楼前那株已八百多岁的古老香樟树下，仰视那久经风霜却依然苍翠繁茂的枝叶，遥想着先哲亲手种下这棵树时曾有过的期许，心中不禁泛起阵阵涟漪。扶着树干，我的思绪时而飞远，憧憬着先圣的那份风流、那份慷慨、那份从容、那份激越、那份沉静、那份活泼。顾炎武先生的一句诗句涌上心头：“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儒学或许就如同这棵香樟树般，在中华的这片土地上深深扎了根，和这方天地与民众水乳交融，它已经渗入了我们的血液，于中华民族之命脉刻下无法泯灭的印记，只等着冬去春来的时节而重放光彩与香华！（张琴：浙江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