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当我写这篇文章时，距朱子之路研习营结束已有一段时间，而我终于有了时间，来清理自己颇为纷乱的思绪，将关于朱子之路的些许心得零星记下。
  犹记得8月6日，初到武夷山，阳光热烈得让人炫晕。几乎是毫无准备地，一下子就开始了朱子之路的行程。武夷书院、紫阳故居、朱子巷、兴贤书院、鹅湖书院、寒泉精舍、黄坑墓园……．我们沿着朱子出生、成长、讲学、终老之地一路寻访，寻访先师先哲曾踏过的足迹，寻访古圣先贤的浩瀚哲思。
  武夷书院意蕴深远的拜师礼；建阳黄坑青山环绕、竹风摇拽的朱子之墓；五夫朱子每日讲学往返、寻幽问道的朱子巷，以及古樟葱郁的故居紫阳楼，这些都将成为我记忆中的粲灿明珠，而令我感想最多的，却要数鹅湖书院。鹅湖书院原是唐大历中大义智孚禅师于公元756至761年建的鹅湖慈济禅寺，宋淳佑十年（1250）建书院于鹅湖寺旁，朝廷赐额“文宗书院”，明景泰年间（1450—1456），更名为“鹅湖书院”。鹅湖书院因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的那场“鹅湖之会”而闻名天下，故而访鹅湖书院，不能不让人又重提起“鹅湖之会”。
  据悉，“鹅湖之会”的经过是这样的。朱熹本来想在淳熙乙未春与吕祖谦在婺州相会并同为天台雁荡之游，但因朱熹当时屡次以多病为由辞免朝廷之命，如果去浙游山，或恐会有嫌疑，因而改由吕祖谦入闽相会，其哲学经典《近思录》便是在此期间二人共同编辑的。在此之前，自乾道八年陆九渊得举之后，江西二陆的影响增长很快，而朱熹、张栻等人闻其风旨，断其为禅学，并为此而感到忧虑。如朱熹与吕子约的书信中有言：“陆子静之贤闻之盖久，盖似闻有脱略文字、直趋本根之意……”“近闻陆子静言论风旨之一二，全是禅学，但变其名号耳。竞相祖习，恐误后生，恨不识之，不得深扣其说，因献所疑也。然恐其说方行，亦未必肯听老生常谈，徒窃忧叹而已。”可见朱熹颇有愿与陆氏面扣其说之意，而当时的陆九龄也表示有问道朱熹之意，于是曾为陆九渊考官又与朱熹相善的吕祖谦便成为这次相会的召集人和主持人。
  关于吕祖谦召集“鹅湖之会”的目的历来说法不一，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据陆氏门人朱亨道的说法：“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也就是说，吕祖谦意欲调和朱陆之学，折衷两家，达到“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的目的。另一种说法是根据鹅湖之后吕祖谦与友人的通信：“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出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前书所论甚当，近已尝为子静详言之。讲贯通绎，乃百代为学通法，学者缘此支离泛滥，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见此而欲废之，正是因噎废食。”认为吕祖说是完全赞成朱熹的为学方法而不赞成陆氏的为学主张，因而鹅湖之会吕祖谦的用意是要和朱熹一起矫正陆学之偏。
  窃以为，以上两种说法都不是吕祖谦的真正目的。吕祖谦是有家学渊源的人，吕氏一家，自六世祖吕公著始，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非虚言。吕氏家学的特点便是以儒家思想为宗，同时博采众家之说，即“不名一师，不私一说。”这种治学方法使他极有可能希望通过鹅湖之会朱陆之间的论辩，取两家之长去两家之短，达到博采众长的目的。《宋元学案》将宋乾淳以后的学派分为三派：朱学、吕学、陆学，认为“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因而，认为其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或认为其欲与朱熹一起矫正陆学之偏都是不准确的，应该只是要集两家之长“会归于一”，而并无要“定其所适从”。
  鹅湖之会的论辩未留下详细记载，只能根据陆氏门人朱亨道所记“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推测其主要分歧集中在“为学工夫”上，如何看待和处理为学工夫上“道问学”与“尊德性”之间的关系是争论的焦点。陆氏的“心”学使其必然以“尊德性”为先，而朱子“理”学也意味着其“道问学”的优先性。其实在鹅湖之会后双方的立场都稍微有所改进，然其基本立场均未曾改变。
  鹅湖之会是朱陆之辩的开端，作为一个事件，其在论辩内容上的意义是有限的。然而，集大家于一堂面对面的论辩则是前无古人的盛事，论辩之风遂为学者转相仿效，由此而形成了书院的“会讲”制度，开创了理学论辩之先河。
  颇以未能在书院效仿古人论辩一番为一件憾事，不过能在书院静坐一场体验“未发”之情却也别具深意。（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