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前言：2009年8月6日－13日，我有幸参加了由台湾朱氏宗亲文教基金会组织的朱子之路研习活动。7日上午我们到尤溪参观朱熹诞生地。传说在朱熹出生那天，屋前屋后两山起火，他的父亲认为此乃祥兆，给孩子取名“熹”，喜火之意。我联想到，朱熹终身对学术的热情不正是如同不熄的火焰一般总是在熊熊燃烧么？还有他那刚烈略显暴躁的脾气，不是也让人容易联想到火么？ 南溪书院内的朱文公祠堂略显简陋，陈设也有些杂乱，朱熹坐着的塑像居中，后有孟子和孔子像。塑像前有横条香案和竖条桌摆放祭品，呈“T”字形。黄榦和陈淳塑像居西东向，魏了翁和真德秀居东西向。外西侧墙壁上悬挂李侗和朱熹像，外东侧墙上悬挂杨时和罗从彦像，这样的陈设是否合适呢？我一直心存犹疑。
  8号黄昏我们来到沧州精舍（考亭书院）旧址。我坐在文公祠前，远远地望着眼前的河流和新兴的葡萄园，注视着文革后从河中打捞起来的斑驳而沧桑的牌坊，体会着当年朱子在朝议政受挫后回到沧州的悲愤之情，默想当日朱熹与陈淳等弟子在沧州精舍中读书论道的简单生活，想象着朱子决心重振学术、郑重举行的释菜之礼仪，种种心情糅合在一起，终于迸发为是晚如何重建书院的建议。
  9日来到朱子墓前，是紧张而又兴奋的。兴奋的是，过往读朱子之书，而今可以见“朱子其人”了么？可以与朱子有一段心与气的交流了吗？紧张的是，朱子向来重视礼仪，我该如何表达自己对他的崇仰之心呢？我看到建阳市农委的朱剑峰副主任提着香烛往里走，我立刻跟了上去。来到墓前，我郑重地行了跪拜礼。后来的学者陆陆续续上来，我帮着点燃香烛，分发香，香灰掉在我的左手腕处，不及掸落，已起两白泡，留下了红红的印迹。朱子若在，会如何审视、评价我今日的表现呢？ 10日来到武夷山的水帘洞前，我暗暗惊喜：这里的三贤祠独得此胜地，后有坚实的山壁为屋，前有垂直落下的水帘为屏，儒家的圣贤应该可以欣慰一笑了吧。老师们都说，这是一次朝圣之旅。的确如此，我很高兴能有这样一段时间，能够在八百多年后的空间里再度与朱子能够进行精神的互动与交流。归来此情仍不能已，追溯朱子当日对道统的重塑，对周敦颐的景仰以及自身对祭祀先师先圣礼仪的关注，或许可以间接解答我内心的困惑，也以此回馈研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释奠（包括释莱）是中国古代学校的一种祭祀先圣、先师的礼仪制度，它最初盛行于各级官学中。宋代书院形成后，释奠仪又成为书院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朱熹作为孔门圣学的继承者，自然把祭祀至圣先师的礼仪制度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将释奠仪的身心实践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
  作为地方官员，朱熹很早就参加州县孔庙释奠活动。同安任上，朱熹开始潜心考订释奠仪，决心重振儒家祭祀礼仪。鉴于当时释奠仪举行时官吏举动多不中节，神情不端庄的现象，朱熹严厉地将释奠时不遵守礼仪规矩的人员屏而去之。朱熹通过释奠仪的制定力求使执事学生朝夕练习，避免容节谬乱、仪矩阙疏，做到临事从容中礼。
  为保证释奠礼的准确无误，朱熹认真讨论了当时颁行的礼书。由郑居中等“奉敕”撰写的《政和五礼新仪》，徽宗赵佶曾亲自作序颁布推行，但朱熹认为其出自众手，多有前后矛盾和疏略不备之处，他专门写了一篇《民臣礼议》指出州县行礼有“五不合”。朱熹察觉到当时礼典的颁行、实施之间有很大的漏洞，礼仪典制没有专人管理，而是委托吏官，礼仪的颁行宣布不及时，州县难知或不知；平时不习礼，临事仓促不能尽礼，朝廷又无以督之；古祭器难知，现行礼器不合古制；参与礼典的人大多无祭服，不应礼典；朝廷所撰礼典，亦有前后矛盾、疏略不备之处。针对行礼不合的五个方面，朱熹亦有“五说”举而正之。
  就释奠礼而言，朱熹认为“释奠从祀所用器物”最多，必须首先满足此用，且一州一县必须配备。而且要“自为一库”，妥善保管并慎重交接。同时，朱熹认为祭服应该以《政和五礼》为准，州县三献、分献、执事、赞、祝、陪位所穿衣服应当补器配置，“使皆为古礼服”，并且释奠分献之属皆用士人，余祭用人吏，让释奠仪式与其他祭祀礼仪区别开来，以显敬重先圣先师之意。最后朱熹考定释奠仪之失，并且认为可以“更加详考，离而正之，仍为图其班序、陈设、行事、升降之所事为一图”。从朱熹的议论来看，他对举正释奠礼仪满怀信心。朱熹认为释奠仪式的准确无误以及祭祀人员的恭谨严肃是能够与祭祀对象进行精神沟通与交流的必要条件。因而不遗余力地关注释奠仪式器物的保管、盛放，以及人员的培训，以保证仪式顺畅地进行。
  1179年3月，朱熹受命南康军州事。上任后他开始修复白鹿洞书院。次年3月18日，白鹿洞书院建成，朱熹率宾佐、合师生一起恭修释菜之礼，告先圣，以颜回、孟子配享。此月，朱熹申乞颁降《礼书》与增修《礼书》。当时朱熹在军学，没能查到《政和五礼新仪》，因而在释奠仪上有不少困惑： 1．朱熹不清楚殿上两廊从祀人员的神位和名号。考虑到从祀对象往往近百余位，人员众多，祭物有限难以遍及；加之州县庙学窄狭，祭器献官多不及数，不能一一分献，朱熹认为与其这样不能极尽诚意，还不如允许州学免祭两廊诸位，以使事力相称、仪物周备。
  2．在朱熹能够看到的仪注中，他发现原本在南宋已经追贬王安石爵秩，停罢配享的指挥并没有及时反映在州县州县的释奠行事仪中。朱熹认为这会给奉行者带来疑惑，希望能够申明改正。
  3．朱熹发现当时所用释奠陈设仪有误，将“牺尊、象尊”误为“著尊、牺尊”。今天我们检《政和五礼新仪》，也不得不佩服朱熹的细致和敏锐。另外朱熹对释奠祭祀陈设的六尊摆放方位和数量还有质疑。
  4．朱熹还想知道《政和五礼新仪》有无岁时祠祭。希望能够参酌唐《开元礼》，确定释奠仪开展的时间。
  淳熙六年（1179)10月20日，齐庆胄提到静江府刘焞申乞造行礼冠服，朱熹申乞检会礼制行下。在讲学时，朱熹还以释奠仪拜祭的方位问题进行策问。在与门人讨论时，朱熹疑惑：“古人神位皆西坐东向，故献官皆西向拜。而今皆南向了，释奠时，献官犹西向拜，不知是如何？”1195年在给余正甫的信中，朱熹还在询问：“《开元释奠礼》先圣东向，先师南向，亦以右为尊，与其所定府君、夫人配位又不相似，不知何也。”种种情形表明，朱熹一直希望能够准确实施释奠礼仪。
  绍熙五年（1 194）五月朱熹赴潭州，任湖南安抚使。任职期间，曾发布《约束榜》，明教化，请求别造祭服。后来朱熹考正释奠礼仪，作《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成，行下诸州。朱熹的《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包括：《申请所降指挥》（淳熙六年（1179）八月）、《淳熙编类祀祭仪式指挥》、《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州县释奠至圣文宣王仪》、《神位》、《殿下两庑神位图》、《礼器图》、《附录》，“其所行仪节，大抵采自杜氏《通典》及《五礼新仪》而折衷之。”在给黄灏的信中，朱熹谈及释奠仪及其濂溪祠的建设，认为“此等事自世俗言之似无紧要，然自今观之，于人心政体所系亦不轻。”这表明，在朱熹的思想中，释奠仪的严格整顿和先贤祠的建设都是关乎人心政体的大事，因而值得大力推崇和发扬。
  1194年12月13日，朱熹沧州精舍成，率诸生行释菜之礼。沧州精舍此次祭祀与白鹿洞书院初成时举行的释菜之礼意义有所不同：白鹿洞书院释奠还具有官方祀典色彩，而沧州精舍释奠则完全是书院的私人祭祀。从仪式上来看，与州县释奠仪相比，此次释菜之礼非常简单。但从所祭祀的对象来看，其中蕴含着朱熹对道统内涵的重新认识。作为私立书院祭祀先圣先贤的一个开始，其意义却不可小觑，这表明朱熹在朝廷礼仪讨论受挫后，决心带领生徒研礼、习礼，重振学术和道统。
  关于配享对象，朱熹以为“配享只当论传道，合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朱熹在祝文中说：“恭惟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述古垂训，万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时雨。维颜曾氏，传得其宗。逮思及舆，益以光大。自时厥后，口耳失真。千有余年，乃曰有继。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俾我后人，如夜复旦。”这表明朱熹一方面将在《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中关于道学传授谱系结合起来，认为道统可以追溯至伏羲和黄帝，尔后孔颜曾孟得以发扬光大。就宋代而言，继承道统的有周敦颐、二程、邵雍、司马光、李侗等，朱熹认为这些均是道统的继承者。同时朱熹将自己的老师李侗作为从祀对象，将其与孔颜、周、二程相比，则是通过礼仪的形式彰显自己作为道统继承人的合法性。朱熹的这一叙述比之前严格的伊洛传承谱系更具有开放性。
  庆元元年（1195)1月5日，因长沙邵囦请求刊刻《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朱熹题跋记述平生振作释奠仪的始末，并发出感叹说“使知礼之易废，事之难成类如此，不止释奠一端而已也。”随后朱熹得到杨王休从四川寄来的先圣、先师木刻像，发现其坐姿正是南宋时已通行的跪姿，于是考证释奠仪中塑像的来历及其姿势，作《跪坐拜说》、《周礼太祝九掺辩》。后来朱熹又多次言及关于塑像姿势的考证。朱熹在考察释奠仪制上非常强调两点：（1）释奠仪的确定应该以礼书为依托，分析源流、斟酌得失、明辨谬误，最终目的是切于实用且合乎义理。（2）官方祀典与书院祭祀可以并行不悖，但也应稍有分别。官方祀典应该合乎规范，书院祭祀应该参酌古今，以求其当。
  朱熹还十分重视考究释奠礼仪中画像中的冠服。1173年朱熹得曲江濂溪象，认为“比旧传南安本殊丰厚精彩”，表示愿意采用新画像。1176朱熹与刘珙论及程颢冠服事。朱熹当时对各种版本的先圣像颇为留意，对于流传的二程先生以及邵雍、张载的画像朱熹也很关注，对于画像中人物神采以及所着衣服朱熹非常关心。朱熹认为作为立于学校祠堂的画像，人物着装不宜使用野服，而应采用根据礼法规定的不同等级的服饰——法服，或追用其平生冠服最盛者也可。对画像冠服的关注，显示了朱熹对祭祀对象的尊崇之意和强烈地欲与祭祀对象心契之的愿望。王过曾描述朱熹晚年在沧州精舍教学授徒着濂溪画像之服的情景：“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则深衣，冬则戴漆纱帽，衣则以布为之，阔袖皂褖，裳则用白纱，如濂溪画像之服，或有见任官及它官相见，易窄衫而出。” 总之，无论是从为官时对释奠仪的关心与整顿，对先贤祠庙的建设和鼓励，还是赋闲奉祠时对画像的关注，朱熹一生都在致力于实现义理与考证、思想与行动的精密合一。（殷慧：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