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初接触朱子编《近思录》一书，这本书为什么叫《近思录》？《近思录》有三处提及“近思”。其中卷三“致知”第14段：“问曰：‘如何是近思？’曰：‘以类而推＇”。此语程颐所说，出自《程氏遗书》，朱子称赞程颐说“程子说的‘推’字好。”（《朱子语类》卷四十九） 此“以类而推谓近思”的说法对我感触最深。当今海峡两岸的法律，“类推”是整个法律之根本精神。首先，分“民事”及“刑事”（及行政法），在民事，原理是：人力有限，民事法律不可能规范人间所有的事务，如法律未规定，应以“类推”方法补充法律漏洞，不能没有法律就拒绝裁判；但在刑事（或行政）案件，基于保障人权，法律没有规定处罚的，就不能罚，禁止“类推”。有关这方面的方法及法学均学自德国、瑞士、法国。海峡两岸许多名法学教授为此写了不少于一百本以上的书籍及无数论文，其中以我的博士论文恩师王泽鉴教授写的最早写的最多，最负盛名，影响最广！ 当我近来在《近思录》中看到“以类而推”叫近思时，不觉莞尔！古人的智慧，引起我对《近思录》的兴趣。又，“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近思录》卷三）这也是现代法律解释学的方法：先“文义”解释，再做体系、论理、历史、合宪性解释，真是“理一”也，启发人们回来检证祖先的智慧，相得益彰且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