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此次行程中特别从武夷山乘游览车，沿溪边公路费一小时翻过武夷山之分水岭，进入江西界，再一小时到达江西铅山之鹅湖书院，感受历史上知名的“鹅湖之会”，这是当年朱熹、吕祖谦走过的路。
  公元1175年（淳熙二年）四、五月间，吕祖谦和朱熹编完《近思录》后回浙，朱熹师徒特从武夷山送行至江西铅山鹅湖寺。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和陆九渊兄弟间的思想学说差异，期其“会归于一”，请朱熹在鹅湖等候，自己跑到金溪劝陆九渊兄弟一同前往鹅湖，促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首开了“治学辩论”之先河，影响后世学界深远。当年朱熹46岁，陆九渊37岁，陆九龄44岁，吕祖谦39岁。
  由于对吕祖谦促成此次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的辩论感到有趣，在此行中，我特别用心研读了同行中四川师大蔡方鹿教授关于朱、陆论争差异之论文，并拜读王立斌先生编著《鹅湖书院》一书，乃对“朱熹理学”及“陆王心学”，有了进一步的体会，获益良多。真是开卷有益，为学甚乐。此时，朱熹年长九渊9岁，肯与九渊辩论，风范可佩！而九渊方至思想成熟之龄，已成大师，其功力、锐力亦可佩！ 简单的理解，朱熹认为理是万物的根源，主张“格物穷理”、通过“多读书”（泛观博览），掌握天理，故勤读书、勤讲学、勤著述；陆九渊则强调“心即理”、“心即宇宙”，本心重要，良知良心已固有，注重反身而求的“养心”，反对一味读书讲学，以免戕害本心，流于支离，认为讲学不过获得闻见之知，而于求本心则有害；陆九渊认为尧舜之前无书可读却人人知礼教，如今书籍无数，却人欲横流，心性修养不过，看再多书又如何？因此，书是次，心才是主，书贵精而不贵泛，重自我领悟而轻注解，反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读书穷理”，主张“致心之良知”。其后陆九渊之心学被明代王阳明发扬光大，称“陆王心学”。朱熹批评陆九渊“太简”，流于“禅”，陆则批评朱“支离”，为诗曰“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此时此刻，经历30年在法庭上引经据典、无数的滔滔雄辩，我在知天命之年的心境，竟是被陆九渊的“心学”所吸引。律师们读过的法律图书、法律条文、判例，不在少数，还包括本国的、德国的、日本的、美国的，如果要“反对”对方，很容易随手祭出18套攻击、防御方法，但扪心自问“良知”，这18套是否与“是非”、“天理”相符？陈水扁及家族涉及多起财务与职务有关的案例，还好意思鼓动其党徒、律师提出“司法人权”的抗辨？涉及书虽读多、条文精通，但欠缺“致良知”及“心”的修养，违反一般人对总统职位期待的天理。回想我个人年轻时，熟读律书、条文、判例、法理，于27岁创设律师事务所，以“蔚理”为名，即认理为法令之本，要讲道理，不合理的法令要修，以为自勉！于今更深觉“心”的重要性。有“心”，纵使不懂法，亦不致违法。圣经罗马书“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如果忘了“本心”，则“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传道书》第12节）。陈的官司让自己、家人及司法系统及整个社会疲倦，是当事人、所有法律人及支持的民众应该反省的。回想早年，我年轻时曾为陈的“蓬莱岛案”而“义务辩护”，后来，在2000年却变成为邱毅辩护，因而惶恐地和“总统”打官司，令人感慨！是我变了？还是陈变了？到底本心及理站在那一方？诚心建议绿营检讨：为何许多人的心跑掉了？ 在研讨会中，我提出“一个人会因为年龄、经历不同，而改变重点，年轻时当广求知识、穷理、多读书，年纪大时则较深体会心性、良知的重要性”，获同行世界朱氏宗亲会朱茂男会长之认同。不过，奇的是，当年力主“心性”的陆九渊仅37岁，比46岁的朱熹年轻9岁，比我年轻近20岁，可见陆九渊的智慧比我高多了。年轻时，我曾有一度主张“透过多打官司，彻底弄清真相及真理”（穷理），但法官总是凡人，许多官司打了10年、20年，还是没有真相，有了结论也不一定是真相，如今倒是认为人们还是应重心性存天理，能和解就和解，慎始以避免官司为宜。伊川先生曰“君子观天水违行之象，知人情有争讼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谋其始，绝讼端于事之始，则讼无由生矣，谋始之义广矣，若慎交结，明契卷之类是也”（《近思录》卷十），以慎交友、慎交易及订明契约，绝讼端于事之始，真有道理，替孔子的“必也使无讼乎”，更具体的指出“无讼”的方法。
  当然，朱子所述多读书、讲学、著作、穷理，也是基本功夫，孔子就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也不能光“心想”而不学，朱子正是因为勤学、勤写、勤讲，累积的行谊丰富，广泛影响士族，而成其大，以世俗的眼光而言，其一生是一部思想方面的“成功学”，已足为后人效法。其实，许多专家包括黄宗羲都指出“理”与“心”不可偏废。读书穷理是基本，须下苦功的，但也应求诸“本心”及“致良知”。格物致知、穷理比较属于“认识论”（存在，to be,sein）的角度，而“本心”、“致良知”则属于“价值论”（当为，should to be,sollen）的领域，在“认识论”（存在）与“价值论”（当为）的关系上，到底“存在”、能否导致“当为”，历史是否为（价值）的法庭？向来有方法一元论及方法二元论的差异，我个人认为存在不一定能导致“当为”，所以，知识固然重要，但知识不代表品性，仍须劝诱人们为“内心”修为，致良知，为善的价值判断及实践。希望我所受认识论、价值论、客观性的训练及30年价值诉求及判断的演练，能多少体现着当年吕祖谦先生有意将朱、陆学说“会归于一”的精神，类似吕祖谦在学问上“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清朝全祖望称“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诚然，透过“知识论”、“价值论”及社会科学之客观性之理论，有助于“兼取其长”。
  在鹅湖书院之研讨会中，认识主讲人徐公喜律师兼教授，算是我的同行，深觉有趣，获其赠所著《朱熹理学法律思想研究》，当好好拜读。我问其时间如何分配，他说在律师方面仅占二成，只为一些朋友服务，多以研究、教学为主，“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深有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