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之路研习营”七天之中，我们一行由杨儒宾老师带队访朱子的书院、登朱子之山、拜朱子之墓、讨论朱子的思想、参观朱子学校……，但在我的脑海中，时刻浮现王阳明的影子，特别是杨儒宾老师在为学员上课时提到“读朱子之著作时，相当令人恐怖敬畏”，我想这是事实，也是朱子之后的历代大儒切身的经验。我们只要观看王阳明的格竹经验、朝鲜儒者郑霞谷屡要找回真性情的朱子、日本德川儒者伊藤仁斋的反朱子学历程等等，几乎许多反朱或诤朱学者都生过一场精神转换的大病，几至夺命，而这场大病又都斧凿斑斑地有过与朱子学战斗的痕迹。朱子如果地下有知，因为他的庞大的著作与思想精神，竟让那么多后儒如此辗转反辙、苦思不解，不知会有何反应？但我们切也不要忘了朱子也是过来人，他二十几岁出入佛老，在儒佛思想战场上苦思过，以及四十岁苦参中和的曲折经验，何尝不是如此呢？换言之，生一场“惊悸弗宁”（伊藤仁斋语）的“精神大病”，几乎是探索儒学生命价值者的宿命。
  但是，许多我们后来认识的朱子学与原先的朱子学已经模糊不清了。刘述先先生曾区分三种传统的儒家：其一是“精神的或哲学的儒家”，其二是“被政治化的儒家”，其三是“社会学意义的民间儒家”，我想也适用于朱子，即有的是“精神的或哲学的朱子”，有的是“被政治化的朱子”及“社会学意义的民间朱子”，哪一个才是“真朱子”呢？朱子很难想像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会成为官定版的科举考试的科目，尽管他本人也是反对科举考试的；又如朱子的理学到了异域的朝鲜、日本也得到当代政权前所未有的欢迎，得到许多海外的知音，朝鲜王朝因李退溪等朱子学者的注解与推广，朱子学乃成为“国教”的地位；甚至如德川儒者山崎闇斋对朱子是“尊之为神明，奉之为耆龟”，朱子学俨然成为孔子以后的第二人，或者孔子思想的正统继承者，这似乎也超乎朱子的预想。于是，朱子学不自然地成为七、八百年来东亚儒学的巨大存在者，不论在学术上的、民间社会上的，或是精神上的。以往，在朱子之前，儒者往往先通过佛家著作认识儒学，儒学许多心性论、体用论等形上论借用了许多的佛教理论；但有了朱子学以后，情势逆转，即使佛教的宗师，人人也需要通过朱子学，注解朱子，甚至明代晚期西方耶稣会的传教士也要用朱子的“理”来解说“上帝”。毫无疑问，不论喜欢或讨厌朱子，不论赞成或反对朱子，都需先通过朱子，在朱子理学的战场上摸索出一条生命学问之路，就如同朱子以前的儒者要先通过佛学一样，在儒佛思想战场上厮杀出一条儒学精神血路。
  如上所述，朱子学成为巨大存在者之后，当然也给后来士大夫造成了排山倒海的压力，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朱子，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朱子理学的。朱子讲“理”，太有原则、太过理性，少了点“活泼泼”、“情意”的理；朱子言“理”，上括宇宙论，也下贯人生论，无所不包；朱子谈“心”，要置于“理”之下而属之于“气”。总之，凡事走不出“理”字，“理”如同被套在孙悟空头上的金箍咒，要拔除却又免不了咒语干扰的头疼，而朱子所谓“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万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格物穷理之道，如何可能呢？七、八百年来的读书人，必要通过朱子这个金箍咒的“理”。
  的确，朱子造成了上述“无理不在”的政治、学术与社会氛围，七、八百年来的读书人大都陷在这个“理”的框架上，即使阳明学者也不例外。但我总认为阳明学者似乎都在“形式上”或“实质上”反了朱子学，却又在某种精神上又回到了“朱子学”。我们只要看王阳明在47岁还要刊刻经不起检验的《朱子晚年定论》，虽然引起诸多批评，但这不也反应出“心中的巨大朱子”，依然挥之不去；又如反朱子学的伊藤仁斋，依然被后儒的荻生徂来批评他反的不够彻底，称仁斋为“宋儒之归”、“蹈宋儒之辙”；再如朝鲜阳明学者郑霞谷，在其著作常藉着批评“假朱子”，来呈显“真朱子”与“真阳明”其实并没有那么势不两立。原来，走在朱子之路，与走在阳明之路，其实并非永不交集的平行线，而阻碍朱子与阳明交集之路的，往往是被政治化的朱子，或被意识型态化的朱子。我们只要看看明代张居正的禁伪学，朝鲜政局中的朱子学派的党争，甚至焚烧怀疑朱子学的著作，以及日本德川时期的“宽政异学之禁”，哪一个不是政治人物藉着朱子的神主牌排斥他们自己心中的“异端”。但当我们真读朱子的著作，朱子其实不那么不心学，阳明也不那么不理学，如同朝鲜儒者李退溪这样具影响力的朱子学者，对阳明也存在许多误解，吊诡的是他的性理学反而有暗合阳明学之处。朱、王纵然彼此有一哲理上的分歧，但这正是朱、王论争的可贵之处，他们当初可以如鹅湖之辨的学术之争，即使争执不下，朱子后来还是请陆象山到白鹿洞书院讲学，心胸何其广大，可曾有像后儒你争我夺，假学术而行夺权之争呢？ 走在朱子之路上，我不禁想像着将来也许开辟一条阳明之路，在朱子、陆象山、王阳明曾经讲学过的白鹿洞书院会集，重温与激荡当年对儒学热情的学术论争，岂不美哉！（张崑将：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