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讲坛地点：武夷学院宋明理学研究中心时间：8月11日下午16时一 “世界”是日常的中文语汇，但在当代哲学界之用法，它已逐渐变成一个专业性的术语，与现象学的关连尤深。就广义的用法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世界是人的活动之意义空间。世界是人文的语汇，大自然没有所谓的世界，像动物，它们就只有空间，没有世界。
  但“朱子的世界”所说的世界不是现象学的用法，它指的是一种可以代表一段历史时期的世界观，这样的世界观基本上是由朱子引发的，但经由后代朱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等不断的努力，这样的世界观才取得主导的地位。朱子以后的东亚和以前的东亚绝对不一样，这种一个人可以代表一代思潮的指标性人物并不多见，辛弃疾说：自尧舜之后，像朱子这样的人物，才不过两三人。代辛弃疾拟名单，周公、孔子、慧能该可列入人选。放到西洋的脉络，我们可以说：西洋史里也有柏拉图的世界、马克斯的世界，但很难说有霍布斯或沙特的世界，虽然后者的影响也很大。如果“radical”不只是指态度的激进，更指一种根源性的批判——我的朋友将此语译成“基进的”，此一译语有道理，学界也渐有人使用之。那么，我们该还原“radical”的面目，也该重新给朱子一个合理的定位。朱子哲学的原貌恰好不是保守的，而是彻底批判的一种哲学。
  笔者将朱子哲学定位为彻底批判的哲学，主要是从他本人在建构一种迥异于当时主流社会的世界观，以及他本人推动这种世界观所获致的成就而言。笔者不否认当朱子学渗透体制，占据体制，进而成为建构近世东亚世界的主要思维模式后，它体制化了，活力也减杀了。它也会步上所有体制性思维的后尘，变成扼杀自由的意识型态。理念要落实，总需要寻找权力；但理念寻得权力而落实后，它通常会异化成原先理想的对立面，这是“理念”与“实现”之间永恒的冲突。然而，朱子和朱子以后的阶段是可分开的，笔者认为我们如果从朱子一生奋斗的历程来看，不难发现他是国史上少见的创造历史的巨擘，是位天才的文化运动之哲人。朱子在实践思想上的成就，和他在思想上创发的成就，不相上下。
  笔者将朱子定位为天才的文化运动型哲人，是位伟大的社会实践家，是有理由的。笔者认为我们如果从“运动”的角度来看朱子，可以发现一位全身充满动能、每颗细胞都要迸裂而出的传奇人物，他是将理念与现实感的张力拉到涨满的旷代哲人，这样的运动型哲人我们在佛洛依德与马克斯身上也可看到，虽然他们的人格型态、理论依据与奉献的理想完全不同。朱子所以能造就自己的世界，乃因他掌握了“运动”最重要的转换能量，他分别从理论的批判面与运动的建构面入手，交相运用，一步步的改变当时的现状。简单的说，他的运动策略有两种面向，就理论面而言，可分两点讨论：（一）他坚持两条路线的批判：他分别从世界观与主体的批判入手，彻底的将人的存在之根本依据翻了几翻。（二）他的路线是针对两种世界观的批判：运动要改变主流的现状，才有意义。他反对佛老的世界观与功利的世界观，他的理念是这两种世界观的对反。朱子思想有破有立，他的思想之建构面乃跟着批判面而来。朱子不是现代意义下的哲学家，他更像是宗教意义的求道者，所以有更具体的推行步骤，下面还会回到此议题。
  二许多重要的文化运动之序幕都是起源于思想的批判，而思想的批判当中，形上学、宗教或所谓的总体理念的批判尤具有优先性。形上学、神学、世界观这类看似飘渺悬空的语言，它们在太平岁月，确实美丽而脆弱，一如宋代的官瓷。但在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能找到切入现实的角度，它们往往可以发挥爆发的力量。在革命时代，哲学与神学比起经济学、法学来，常是更危险的武器。形上学或总体理念的批判所以具有优先性，乃因先确立世界（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的本质后，规范指导动力，运动的目的与方向才有着落。就世界观的面向而言，朱子的批判理念由下列的命题组成： （一）理是自然世界的形式因（规范因）与动力因。
  （二）礼是理在人间的显现，所谓的天理之节文，是社会关系之规范因与动力因。
  （三）天理是历史的目的因，历史是体现天理的工具，这样的史观可称作“天理史观”。天理史观的象征是传说中的尧舜的三代之治。
  上述三个命题中的前两个涵盖了自然与人文世界两面，事实上，也就是涵盖了空间的范围。第三个命题是历史命题，它处理人的时间意义之向度。时间加上空间，构成了人类经验所以成立的基本构造。人类的意识都是在时空的形式下展开的，没有脱离时空形式的知识。朱子要整顿时空，换个角度想，也就是他要处理“存在”的依据。这个问题是根源中的根源，它涵盖了一切可能的世界。
  在世界的最根源处体证最原初的意义形式（理）及动力根源（气），这是理学家的终极关怀，也是儒家与其他学派的决胜点。“世界为何存在”可以是知识论的问题，也可以是基本存有论的问题。可以是最简单的心理之困惑，也可以是最深奥的哲学难题。朱子透过理气论的设计，解决了横跨自然与意识、形下与形上、实然与应然的鸿沟。这种天理的自然观落到人世来，即是伦理规范的礼与绝对精神（太极）的结合。这种结合具有无比重要的安身立命的意义，因为依此观点，人世间的存在与活动虽然都是个别的，点点滴滴，鸡零狗碎，此后，所有个别的事物却都可取得绝对的意义。朱子的理气论在后世教科书的教导下，已变成干枯冷酷的锁链，锁住了代代士子的生命活力。然而，回到朱子发声的现场，我们发现他采取的是高屋建瓴的策略高度。这样的高度并非不食人间烟火，高来高去，恰好相反，因为世界的意义在世界的命题之外，早期维根斯坦有此说法。朱子的理气论似置于云端，却是成为转动世界运转的阿基米德杠杆支点。
  第三个命题指的是历史发展的问题，历史是人类的时间向度。朱子历史哲学的最大特色乃是其天理观，它从无限的高度俯视滚滚红尘。在无限高度的天理观的俯视下，所有历史的活动都不会太理想的，作为历史推进力道的权力欲望及其载体的政治体制也不会有太高的位置。朱子以“道统说”解释历史进展的目的，后人颇多不解或误解，但这种论点很可能是朱子思想中最具颠覆性的理论武器，它似迂实直，似保守实激进。在道统论（天理观）的视野俯视下，人世是必定要被批判校正的，没有一位皇帝是合格的，汉唐明主的“明”都是有限的。这种理念与现实对照所生的差距感，乃是引发儒者必须一生勉力以赴、加以克服距离的最佳心理机制。朱子与陈亮辩论三代汉唐之治，今人往往右陈左朱，笔者却认为陈亮之言看似通达，其理论深度其实远不及朱子。综合以上三点来看，朱子想要重新整顿的是整体世界的本质问题。如果这样的思想设计不radical，那么，什么样的思想才可称得上是radical。
  理念批判是不可少的，没有理念的批判即没有规范与目标可言。小运动需要设计针对性的小理念，大运动需要设定针对性的大理念，伟大的运动则需要介入终极性的理念。但要推行运动，单单理念的批判仍是不足的，因为道不远人，理念要有作用，它仍需透过主体的介入，在生命中身体化后，其力道才可引爆出来。理念通常也只有在主体上可以长期落实，身体理念化，理念身体化后，才比较容易避免“以理杀人”的弊端。在主体的批判方面，朱子的工作主要是界定了“主体”的性质及体现此主体的本质这两个面向。
  首先：朱子界定主体为理气的统一。“气”是中医学的语汇，也是中国自然科学的语汇，“气”的哲学使得中国的自然观变成了交感互摄的意义网。朱子继承此义，但他强调：意识就本质而言，是气，一种极灵感灵妙之气，自然和意识因此有了沟通的管道，不再有断层。但此气又有朗现超越的性理之功能，所以气是有规范的。虽然怎么整合理与气一直是理学系统内部最大的争议。但就现实的人而言，维持理气的距离，让理的超越性成为随时提撕我们凡夫俗子的对越性存在，让它拥有准上帝的地位，这样的设想也有其合理性。统合这两面就是“心统性情”之说。朱子这方面的理论远有所承，他继承程伊川与张载而来，理学家强调“心”与“理”的本质性关连，这是理学文化的一大特色。朱子的“主体”一方面像典型的东方哲学一样，强调一种神祕玄奥的宇宙意识，但朱子强调这种宇宙意识需要不断的与世界的规范（理）互动，其宇宙意识中同样的理才可被引发出来，内外如一。朱子设定了这种“本质上无限、实质上需不断与外界互动”的主体，一方面可保住人与道体联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促使人随时注意理气不一的危险以及实践的艰辛。朱子的“主体”不是佛老的无限心，但也绝不是心理学模式的有限心，它与佛老之差异以及理学与康德哲学之会通，都与这一关键点相关。
  其次，乃是主体的呈显问题，这也是传统所说的“工夫论”之领域，朱子主张主敬与穷理双管齐下。穷理不是求理于外，而是让作为世界法则与图像的“理”内在化或肉身化，如果用朱子的思维方式表达的话，则是隐藏在内外两面的“理”再度相呼应，重新整合，并朗现于主体上。至于此朗现的动能从何而来，朱子说：心灵要特别集中，能量乃定，这种集中于“一”的工夫就是“主敬”，主敬可导致“理”更深一层的肉身化与超越化。朱子哲学常被批判为“义外”或“他律”，但朱子从来不认为穷理是义外之说，他只是主张主体需要在世界的事物中穷究，在外有所得以后，才可同时了解自家心灵的内容。我们如果从当代反主体性的思潮出发，发现朱子将理设定在物也在心，但心要物显，理才可体现，这样的哲学有其合理性。因为此一思路蕴含着对客体的尊重，心与物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地位是平行的，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也可步步踏实。朱子哲学的现代性也许比我们理解的要浓。
  一位伟大而成功的运动家不会只是提出理论以及运动策略，他还需要有克治的对象。没有对象，运动即不需要，“他者”是构成正面论述的一环。朱子的正统意识极强，正统对映异端而发，所以也可说他的异端意识或敌我意识极强。他主要批判的对象有二，我们比较其批判对象与前面所说的理念之批判，不难看出两者是一体的两面。他的批判对象恰好是南宋当时的主流力量：佛老与功利思想。（一）首先是佛老空无的世界观：此批判以佛老为主代表，儒家心学的陆九渊或程门的谢上蔡、游定夫等为次代表。自从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佛教所代表的价值体系与中国固有的义理即处在不断的摩擦与磨合的过程。大致上说来，从东汉到宋代理学兴起前，儒家基本上是一再地被逼退，它的辖区从包山包海的人生各领域被逼到政教伦理的一隅。信仰自由，儒家不能在宗教情感与哲学思辩上维持优势，文化版图一一被佛教侵入，那是儒家自身的思想体系出了问题，不具吸引力，“收拾人心不住”是个合理发展的结果。然而，终极关怀牵涉到基本的价值观之走向，佛教义理深奥，诚然可敬，但其核心总在“缘起性空”。虽说高僧证空也证如，但其“如”总是印度式的，从理学家的根本关怀出发，不免觉得其说问题重重，因为世界丧失“理”，亦即没有终极的规范作保证后，世界即变得如梦幻泡影，不再真实（非诚明），意义感与本体论观点下的真实不见了。而凡不能正视理的超越性、以及不能正视逐步作工夫的儒学学派，基本上都可视为外儒内佛的第五纵队，打着儒旗反儒旗。朱子对清理儒学内部的异质因素着墨甚深，可以说他作儒家式的“清党”工作。朱子所提出的理与礼可说是以实补虚，分别针对佛教与受佛教影响的儒林学派的自然哲学与社会哲学而发。
  （二）功利的世界观：以永嘉、永康及场屋之学为代表。义利之辩是孔孟精神的大防，朱子将此辩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义利”背后预设了当然的意识，而“当然”的道德感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因素。
  “义利之辩”落实到历史观上，即发生了朱子与陈亮、叶适，尤其是陈亮的争辩。在天理的历史观下，我们可以说：所有人世间的政治都是不合格的，理念与现实的对照是必然的，此对照形成一种不断向前的奋斗张力。永嘉、永康反对超越论的史观，承认历史上的君王也有其不可抹灭的贡献，其施政往往暗合王道。陈亮之说看似开通，其结果反而减少批判的张力。永嘉、永康之学颇有“中产资产阶级哲学”的味道，或许其学与南宋江浙地区经济的发达有关，但朱子对此套学问却期期以为不可。至于科举制度可以说是所有理学派别的共同麻烦，在封建时代，科举是必要之恶。连理学大家的朱、陆、阳明都不能免，他们都是科举出身。封建时代的士子之出路有限，科举不能不要，但又不能不防。因为科举基本上是种利益交换的关系，君王提供权力与金钱，士子提供知识。它依货币交换的经济模型运作，而不是依存心伦理学的模型运作，所以其意义要彻底的改造，才能恢复孔孟的原义。从陆、朱到王阳明，他们对科举皆持一刃两面之观点。
  三朱子当年面对的工作之难困，我们今日是很难想像得到的，整个氛围对他并不友善：皇帝佞佛，士子嗜禅，百姓的信仰也笼罩在普照的佛光中。至于科举制度，更是根深蒂固，无从拔移，所有的士子都无法脱离它的魔掌。我们从朱子针砭的对象以及其批判的理念之顽强，不难了解他面对的难题有多大。没有伟大的难题即不会有伟大的事业，朱子之所以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开拓英雄，乃在他承担起这个几近不可能的任务。但他也知道事业艰难，所以除了开辟理念的战场外，他还设计了完整的运动方略，我们且看他为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所采取的几个运动步骤：（一）首先，他重新安排经典与道统：伟大的运动需要伟大文本的加持，《四书》与道统之说都是在朱子手中形成的，经典是圣化的物质文本，推动运动的火车头。（二）广设书院与讲会，确立儒者意识：经典本身不会自行运动，它要待人推动，也要机构帮忙，所以朱子特别重视推动理念的人力与制度。（三）祠堂与礼制：落实到人间秩序来，朱子需要找到理念与现实的结合点，所以他推动伦理本位的礼之机制。
  就一位想要复兴原始儒家精神的儒者而言，朱子面对满目疮痍的文化土壤，常有千疮百孔，不知如何下手之感。但他不愧为伟大的运动家，当他一面从理论的批判入手时，他同时也从事理论的建设以及理论依据的经典之编纂。中国历史上很少像朱子这么热中编书、著书的，我们只要看他编过的书，单看书目，即难免目晕头眩。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精力？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文字工作？陆象山批判他“支离事业转浮沈”，牟宗三先生批判他作了许多和道德本质不相干的工作，真的如此吗？ 回到朱子的年代，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幅的景象。儒家在北宋诸儒的努力下，渐有生机，已非沙漠。但论规模，论统绪，仍多模糊。儒家的传统在南宋时期该以什么面貌出现？儒家的经典哪一部可以和《金刚》、《楞严》、《楞枷》、《华严》相抗衡，以作为理论的依据？这个问题都还没解决。要复兴儒教，怎么可以没有经典的依据。朱子之了不起，乃在他从一片浑沌中，开辟出一条路来。他编书，为的是定统绪，立规模，寻依据。我们看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重定北宋儒学的系谱，从周敦颐、二程到道南之传，几乎所有前辈大儒的著作都经过朱子之手才有了定本。两汉之间的刘向、刘歆也搞定本，但他们搞定本是为了帝国大业着想。朱子作北宋理学家的定本，则是要整理出儒家的血脉，让后世学子知所依循。事实上，经过朱子之手，我们确实看到了一幅清晰可从的北宋儒学图像：从传承到工夫，都展现在此图像当中。
  整理宋代思想图像之后，他更编订《四书》，重新整理儒家经典的结构。南宋后，儒家的经典实质上是以《四书》取代《五经》，《五经》不只地位改变了，它的性质也变了，相当程度是《四书》化了。朱子为孔孟之徒，所以他从来只想挪移经书的不同地位，而无意推翻其地位。但这种挪移的工作不折不扣是革命性的，因为从《五经》转到《四书》，我们看到一种以唤醒内在自我（本心、初性、本性）的学问成了儒家价值的核心，礼乐文化成了此核心的“用”。《四书》成了新圣经，此事不但在儒门内取得共识，后来的佛道中人也承认此事。朱子就是透过一连串的编书、注书，他先整顿了北宋儒家的系谱，接着整顿了整体儒家的系谱，接着又将儒典的精神扩散出去，成为礼乐文化活动的依据。打造了经书的世界，等于是打造了朱子的世界的第一步。
  整理经典是复兴儒学的核心工作，但只是整理仍是不足，因为，谁来传播？在什么地方传播？问题依旧存在。我们观看朱子一生活动的痕迹，不难发现他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在建设或重建书院上。书院兴盛是两宋文化的一大特色，但朱子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而且大得多。南宋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岳麓等书院皆与朱子密切相关，他一生创造书院四所，修复三所，在廿所书院讲学，为七所书院撰记、题诗，为六所书院题词、题额。他不断的涉入书院的活动，视书院为复兴儒学最重要的基地。他一方面改造书院的精神，使它从科举的载体变成儒门的载体；一方面又充实书院的内涵，使它可以取得作为抗衡佛老的寺庙道观之作用。从南宋后，许多书院从公家的体制变成儒家的传道机构，至少是渗进了儒家的价值体系。朱子重视书院，同时也就重视学生，朱子门生遍天下，目前有人名可考的，仍高达488人，可想见的，无名可考的一定更多，总数当达数千人。这些学生不一定是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即使朱子最重要的门人黄榦、蔡沈等人，他们在思想上也很难讲有多大的突破。但正是这一批不见得有原创性但守死善道的门生扮演了传递圣火的重责大任，这批地方型的士子将他们老师的思想传到天下的每一个角落。在传播的过程中，书院与刻书无疑扮演了充分的后勤支援之工作。
  作为文化运动者，朱子的着眼点之高是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的。当他作好文本、组织与人员的基础工作后，他在实际事务的推动上仍能重点着眼，细部落实，取得很好的成绩。他的社仓及具体政绩，人所共知，姑且不论。我们看朱子一生行事，还可看到他对礼的分外重视。《仪礼》这本书荒芜已久，朱子却花了绝大工夫重新加以诠释。朱子还编撰了可用之于日常生活的《家礼》，以作为儒门精神落实于人间的可靠基地。他对祠堂、家谱的重视，更是念兹在兹。朱子的这一些活动放在“礼岂为我辈而设耶”的魏晋名士或晚明狂禅看来，无疑又是桎梏心灵的另一罪证。但朱子明显的是要给天下苍生一种道德行为的依据，“礼”即是“理”的人间版。个体没有“理”，即不成为个体。人没有礼，即陷入失序化的错乱，人格与社会都会解体。从“形式因”的规范功能与从针对佛教彻底解构的立场着眼，我们可以了解朱子的“礼”之设计之苦心。
  朱子为什么要编注那么多的书？为什么要建那么多的书院？为什么要特别奖励祠堂、宗谱，设立家礼？我们从上述的观点着眼，应该可以摸着他一生行事的脉动。
  四长于理论者通常拙于行动，长于行动者不见得讲得出道理。长于委身理念者通常拙于落实理念，而想落实理念者通常又会牺牲掉理念。人无全才，世少完金，此事古难全。朱子之了不起，在于他能文能武，两者兼顾，而且基本上是以理念作为行动的指导，以应然引发动能并转化实然。举世滔滔，踽踽独行，悍然不顾。他与世界的僵持，结果是世界随着他转，而不是他随着世界转。
  一位一身为理念所渗化，而且带着理念走完一生的人，是该敬畏的。而这种值得敬畏的儒者能在那么短的生涯（虽然人生七十古来稀）中，又撰述，又传道，又作社会实践，其生命力之强韧坚毅，更难不令人气屏息窒，舌挢不下。朱子显然有很强的奇理式玛人格，所以才可以在生前即像磁铁般吸引住一大批门生，也才可使桀敖不驯的辛弃疾、陆放翁、陈亮等人对他都不能不衷心礼赞。但朱子学能在他过世后不久，即迅速获得平反，而且很快的既取得官方的支持，又普遍的获得天下士子的同情，这样的速度仍然令人难以置信，世界为什么要随着他转？ 朱子作为伟大的文化运动者，他所以在身后获得成功，原因一定是很复杂的。但历史的机遇往往会扮演临门一脚的角色，笔者认为他该感谢南宋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迫害——庆元党禁。正因为这场党锢之祸名不正，言不顺，是非邪正的对照相当清楚，而正义竟然受到了凌辱。等到时移境迁后，人心反扑，其反弹力道之大可想而知！何况朱子生前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条件，朱子学要开花结果的机缘已经成熟，一件不具正当性的政治迫害恰好成了催生花开蒂落的契机。政治迫害从来没有解决统治者心目中的政治难题，反而引发更大的反弹力道。朱子一生不畏权势，直道而行，其结果反而比在政治风尘中打滚者收效更宏，此手段与目标之反比例关系，很值得体玩。
  俱往矣！八百年的风云卷走了庆元党祸，卷走了朱子、朱子的门生、朱子的朋友，卷走了朱子的生活世界，历史只剩下了痕迹。然而，走在朱子之路上，走在朱子曾经走过的路上，印刷字体上的朱子慢慢的从典籍中走出，具体化为有血有肉、坚毅倔强如泰山乔岳般的巨大形象。朱子路上的朱子与古籍电子库或期刊论文中的朱子当是同一人，但他的故居、他的书院、他的足迹、他的典籍总总合起来后，气氛遂不一样，量变产生了质变，朱子的理气论开始有了元气的震动，他的典籍之文脉中开始流动历史感的血液。在武夷山的一山一水间，我们彷彿感受他的精神仍在迂回旋荡。笔者相信除了哲学家的朱子外，还有一位擅长行动策略的社会运动家之朱子。
  （本文作者杨儒宾先生为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的朱子学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