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历来对朱子诗歌作品褒贬不一，扬之者称“晦庵先生，三百篇之后，一人而已”（李淦《文章精义》），贬之者讥为“有韵的哲学讲义”①。前者固然有所夸大，后者则是以偏概全的无根之论。而晚近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写作，对朱子往往付诸阙如；中国文学理论史也多对其诗文评不著一字，这更是有失公允的。其实，从艺术角度评价朱子诗歌，是当代朱子诗歌研究的重点，于此前人之述备矣。②本文特拈出三点值得特别重视之处，分述如下。
  首先是朱子诗歌文风古朴、典雅，同时又蕴含着沉雄之气，具有凝练的美感。朱子早岁学习汉魏古诗，亦步亦趋地练习写作：“如古人说‘灼灼园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迟迟涧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涧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间’，自家也做一句如此。”③这极大地影响了朱子一生的诗歌风格，与其后推崇陶渊明、韦应物、陈师道的诗作有着必然的关系。与此同时，这种诗风与朱子在审美意趣上以阳刚、崇高为旨也有关联。朱子说：“刚健中正……阳刚自是全体，岂得不中正！”④以朱子为代表的道学派诗人雄浑而经天纬地的诗歌观，在南宋江西诗派“神头鬼面”的风气中，其实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
  其次是朱子诗歌视野开阔，胸次洒然，有着一般风雅诗人所不能及的高远之气。这也是朱子反复强调的：“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⑤这一说法遭到不少诗学家的反对，尤其是主情派诗学家，他们认为诗歌不应说理，而应抒情；这当然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基本特征。对文学有着极为深刻认识的朱子，于此不可能不察。事实上，朱子强调诗歌说理是建立在抒情性的基础之上的。朱子在《诗集传序》中说诗歌之所以创作的缘由是：“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①这是很典型的“诗言情”论，而其又说：“至如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②，更直接彰显了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核心地位。
  然而，就其实而言，这种“诗言情”的论调并不深刻，早在汉代“诗大序”中就有相似论述。朱子超越同时代诗论之处在于，他坚持认为：“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③在这一基础上，朱子在《楚辞后语·序》中提出：“以无心而冥会者为贵”，或言“‘平淡’二字，误尽天下诗人……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哉？”④这些极其深刻的美学论断，总结了朱子诗歌创作实践中的艺术品格。因此，论者言其诗云：“浑涵万有，无事模镌，自然声振，非浅学之所能窥。”⑤虽有所夸大，亦不失为正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朱子诗歌中蕴含着大量日常生活与文人雅趣相结合的文本，显示了朱子道学平易近人的一面。世人多以肃穆视朱子，而其自己也坚持“端尔躬，肃尔容。检于外，一其中”⑥的《写照铭》作为人生准则；黄榦在《朱文公行状》中也说“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⑦。但在诗歌之中，朱子的文人情趣，甚至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都一览无余；他甚至有十九首词作传世，这在当时诗歌正统极为盛行的时代是很难想象的。因此，清人焦循说：“谈者多谓词不可学，以其妨诗、古文，尤非说经尚古者所宜……朱晦翁、真西山俱不废词，词何不可学之有？”⑧如果说仅有词作不足以证实朱子性格中富有情趣之意，他的纯粹笔墨游戏的回文词、嵌名诗则可以明显地说明这一点。朱子有《菩萨蛮》回文词两首，其一云：“暮江寒碧萦长路，路长萦碧寒江暮。花坞夕阳斜，斜阳夕坞花。客愁无胜集，集胜无愁客。醒似醉多情，情多醉似醒。”全词正逆序均可读通，诗意盎然，颇费心机。清人邹祗谟说：“回文之就句回者，自东坡、晦庵始也”①，可以看出朱子的独特创意。此外，朱子还有五首禽言诗，模仿禽鸟啼叫之声而为的民间歌调，写出了民间生活的情趣；《九曲棹歌》十首，则以渔民歌谣风格，写出文人归隐的生命情绪；《训蒙绝句》百篇，更是以学者思想直接整合当时社会意识的重要表现。这些文字形式突出的诗歌文本，为数众多，显示了朱子作为理学家的乡土气息，也淬炼出他与众不同的诗歌风格，这种风格与前文所谓“人本”取向之间有着可资参见的形式与内容之关联。
  通过以上说明，可以清晰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朱子是一个文人气息极其浓郁的学者，他的诗人气质与生俱来。这一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朱子诗歌不仅具有文学艺术价值，也不仅具有以诗证史的史料价值，它还具有哲学价值。以现今朱子文学研究来看，这三个方面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入，尤其是对朱子诗歌文本进行与时俱进的、富有时代意味的美学与哲学阐释，还有待后来者的进一步分析和思考。而于此可以尝试回答的是，本节开篇提出的一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