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对朱子诗歌创作历时性分析基础上，再以共时性的分类学视角切入朱子的诗歌文本，才有可能为朱子一千四百多首诗歌建立起以话语蕴藉为标准的横纵坐标分析框架。前者的着眼点往往在于朱子单篇诗歌创作的目的和顺序，关注诗歌表达情感与朱子哲学体系变化之间的关联；而共时性视角则将关注重心从历史线索转移到文本本身，从而获得对朱子诗歌更富形式感的深刻解读。
  朱子诗歌文本的文体类型，不是诗歌形式主义的分类（如五言、七言、律诗、绝句等），而是以诗歌所描述的对象为标准所确立的类型学划分。这是传统文学研究的常见分类方式。前人关于朱子诗歌的这种分类研究，也十分常见；尤其在对朱子诗歌艺术成就的研究方面。申美子将朱子诗歌分为述理诗、交游诗、感事诗、杂咏诗五类①，朱杰人则侧重山水风景诗、交游诗和哲理诗三类②；郭齐在《论朱熹诗》中也根据朱子诗歌内容，将其区分为叙事诗、抒情诗、理学诗（禅诗、道诗）等③。此外，还有根据作诗目的进行的划分，如酬唱诗、题画诗、吊亡诗、以诗代柬等。事实上，如是应景之作在朱子诗歌中占据着不小的篇幅。
  本文将朱子诗歌中易于归类的感事诗（例如战事）、抒情诗（例如对一些日常事物和景物的欣赏）、哲理诗（与朱子哲学最为相关）做一概要，而朱子偶尔一些“游戏笔墨”（如回文词、嵌字格），由于代表性不强，暂且忽略。
  就感事诗而言，大致可以所感对象之不同，分为两类：感时世之变迁与感民间之疾苦。前者如绍兴三十一年（1161），南宋大败金兵，正值而立之年的朱子闻捷报写下《感事抒怀十六韵》和《次子有闻捷韵四首》等诗作，其中“杀气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心”（《次子有闻捷韵四首·其二》）等壮志豪情，充分显示了理学士子面对家国变故时的雄壮胸怀和铮铮铁骨；而《感事再用回向壁间旧韵二首·其二》中，“迷国嗟谁子，和戎误往年。
  腐儒空感慨，无策静狼烟”之句既鲜明地表明了朱子主战派的立场，同时也直抒作为书生的无奈和自责等复杂情绪。再如淳熙十四年（1187），朱子受职差监河南鸿庆宫（河南此时已沦陷金朝）时作《拜鸿庆宫有感》：“旧京原庙久烟尘，白发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门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这首诗从诗人接受官职时的丰富联想出发，从侧面反映出朱子深厚的家国情怀。而正是慷慨激昂的这类诗作，切中了南宋的时代旋律，为朱子赢得了与陆游等诗人齐名的声誉；但它们主要作于朱子青年时，为数并不多。
  后者主要是朱子任地方官员的感叹。尽管朱子“仕于外者仅九考”，但却多是受命于危难之间。他曾多次奉旨在福建、浙江等地赈济灾荒，目睹天灾人祸，触目而惊心地写下大量关怀民间疾苦的诗歌，其中以作于赈济崇安水灾饥荒时期写的《杉木长涧四首》（1168）最为著名。此诗风格古朴，情感充沛，显示了诗人对凄楚百姓的无限怜悯，更有对“食肉徒”的鄙夷和怒斥：“赙恤岂不勤，丧养何能供”（《杉木长涧四首·其一》），“县官发廪存鳏孤，民气未觉回昭苏”（《杉木长涧四首·其三》），“阡陌纵横不可寻，死伤狼藉正悲吟。若知赤子元无罪，合有人间父母心”（《杉木长涧四首·其四》）。与此相似的还有《邵武道中》（1151）“劳生尚行役，游子能不悲”，《冬雨不止》（1153）“田家秋成意，落落乖所期。旷望独兴怀，戚戚愁寒饥”，等等。这些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大多通过语言上的修辞，把浓郁的情感隐藏在精巧的文字之中，融合叙事、抒情为一，在艺术上也有很高的价值。而作于崇安大水期间的《苦雨用俳谐体》，则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意象写作，表达了诗人的现实关怀：“仰诉天公雨太多，才方欲住又滂沱。九关虎豹还知否？烂尽田中白死禾”——一位以“天道”为信仰的理学家，仰天斥责“天公”的无情；这样一幅画面恰如其分地揭示出儒生对待自然、民瘼的态度和儒学作为宗教的暧昧性。
  从抒情诗看，朱子诗歌中的情感显然是以“温柔敦厚”为标准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其中既有未入仕时踌躇满志的《远游篇》：“举座且停酒，听我歌远游。远游何所至？咫尺视九州……睥睨即万里，超忽凌八荒。”又有厌倦官场沉浮而向往清幽归隐生活的《夜坐有感》：“秋堂天气清，坐久寒露滴。幽独不自怜，兹心竟谁识？”正如论者所言，“这些诗的抒情主人公不像少用那样乐天知命，心满意足，而是有所追求，有所不满，以敏感的目光关注着生命的流程”①。这当然与朱子哲学“心性论”中对已发之“情”的认识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这恰恰表现出朱子不同于其他理学诗人的关键所在。
  朱子抒情诗中表征隐幽情感的诗歌往往与书写山水的诗歌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朱子诗歌文本中极为引人注目的部分，林佳蓉称为“隐退山林的心境取向”②。从本质上讲，朱子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典型代表，朱子诗（尤其山水诗）是典型的文人诗。因此，朱子山水诗歌在意趣、旨归上仍脱离不了所谓隐逸、寄托、忧国、怀人等范畴。根据“陌生化”理论，极有可能造成“朱子山水诗平庸”的印象。但朱子山水诗有两点特征是平庸之作所不具备的：其一是对山水的真爱。朱子的弟子吴寿昌说：“先生每观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阴处，竟日目不瞬。饮酒不过两三行，又移一处。大醉，则趺坐高拱”；燕居无事，“领诸生游赏，则徘徊顾瞻，缓步微吟”①。
  这种对自然挚爱，当然是朱子性格因素使然，而理学家对“天道”的认识也是重要原因。其二是朱子山水诗中体现出的对自然天道的内化理解（体认），使得其诗具有宏大、悠远之气象。例如“我来万里驾长风，绝壑层云许荡胸。浊酒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醉下祝融峰作》），此诗豪情堪比苏轼“会挽雕弓如满月”；再如“离离浮远树，杳杳没孤鸿。若问明朝事，西山暗霭中”（《舟中晚赋》），一派悠远淡然的景色衬托诗人的旷达心襟。
  以上两点特征造就了朱子山水诗的独特魅力，故陈霆《渚山堂词话·序》云：“晦庵朱子，世大儒也，江水浸云，晚朝飞画等调，曾不讳言。”②此外，朱子抒情诗中还有对禅道老庄的欣赏，这与朱子的哲理诗关系密切。在宋代儒、释、道三教融一之后，“道”或“天道”其实成为三种宗教情感所共同崇拜的对象，只是各自突出“道”的不同属性及由此引申出的不同情感意趣。朱子一生出入佛老集中于青年与晚年时期，此类抒情诗也大多作于这段时期。早年朱子禅道诗在感情上往往透露出一种清新的真挚，而在哲理上则更多侧重说教，如《诵经》（1154）：“坐厌尘累积，脱躧味幽玄。
  静披笈中素，流味东华篇。朝昏一俯仰，岁月如奔川。世纷未云遣，仗此息诸缘。”类似诗歌还有《久雨斋居诵经》和《读道书作六首》（1153）等③。
  而晚年的朱子禅道诗则更多流露出精神上的悲怆气息，禅理也显得更为通透而空灵，如《香茶供养黄檗长老悟公故人之塔并以小诗见意二首·其二》（1199）：“一别人间万事空，他年何处却相逢。不须更话三生石，紫翠参天十二峰。”哲理诗是朱子诗歌中较为独特的部分，一般诗人并不写哲理诗，此即蔡模在《文公先生感兴诗注序》中所言：“不徒以诗为诗，而以理为诗。”以诗歌的形式阐释哲学或伦理学观念，这是朱子等理学家诗作遭人诟病的主要原因。例如《斋居感兴二十首》其四云：“静观灵台妙，万化此从出。云胡自芜秽，反受众形役。”今人张毅评价道：“这其实已不是什么诗，因摒去情感而专涉理路，无诗的美感可言，只能算是押韵的理学语录。”①事实上，所谓“美感”本是人言人殊之物，把事理用诗歌的形式加以表征，尤其是朱子意识到“情”有变“性”、转识成智的可能时，这种形式本身即具有了某种情趣，可以与读者有相应契之处，当然可以视为一种“美感”；更遑论诗歌语言本身的“陌生化”效果在形式主义之后即被公认为“文学性”的重要来源。以《斋居感兴二十首》其四为例，此诗写的人心性万妙，把说理放在了诗歌的韵律与形式之中，有设问、有隐喻，显然是为了让读者在俯仰吟诵的感兴接受中体认“心性”。这种独特的理学传播方式，不仅在于押韵，更在于朱子诗题所言的“感兴”，也就是在唤起文学情感间传递理学观念。在朱子所写的哲理诗中，《观书有感》《偶题三首》等都是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篇。
  总体而言，朱子诗歌内容丰富，但所表达的情感形式却不复杂。朱子善于把复杂的哲学以简单的情感为表现形式，再加以讲求修辞的文字为载体，从而表现出文学艺术的美。在这个意义上，清人陈〓《宋十五家诗选》“朱子诗高秀绝伦，如峨眉天半，不可攀跻。至其英华发外，又觉光风霁月，粹然有道之言，千载下可想其胸次也”②之论，并不过分。另外，值得说明的是，以上划分，感事、抒情、哲理三种文体类型间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界限。同一首诗，在不同学者看来，可以划入不同的文体类型之中，乃是常事：感事之中亦有浓烈的情感，抒情也往往由事而生，哲理更是贯穿在朱子诗歌创作实践的始终。但这种边界模糊的划分，仍有助于窥视朱子诗歌文本的全貌，从宏观上把握朱子诗歌的基本内容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