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传统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是对研究对象展开分类，对朱子诗歌创作历程的分阶已经有多种见解。从已有分析上看，这一历时性分析的视角大多以朱子生平历程为分界点，集中在其赴同安任职、知南康军、筑室建阳考亭等几件生平大事上。如蔡厚示、杨国学等人将朱子的诗歌创作分为早期（1148—1165，十九至三十五岁）、中期（1165—1194，三十五至六十四岁）、晚期（1194—1200，六十四至七十一岁）三期②，而吴长庚先生则将其分为准备阶段（十九至二十七岁）、高潮阶段（二十七至五十岁）、成熟阶段（五十至五十三岁）和终老阶段（五十三至七十一岁）四个阶段等。③这种历史分阶方式的优势在于便于处理朱子诗歌所表述的事实性内容及其所直接表述的情感，从而对朱子诗歌文本展开审美价值、艺术风格的评判。但这种分析方法也有简单使用“社会决定论”的弊端，即单纯用作者生平经历来理解其文学创作。要知道，不少诗歌是激于一时之情感勃发而作的，未必真与作者的生平经历（特别是重大事件）有必然关联。
  与其使用朱子生平经历的重大事件作为分期标准，不如转而思考朱子诗歌创作与其哲学体系分段进展之间的关系。因为，后者与诗歌类似，都是朱子精神世界的长期表征与显现。更为重要的是，前文已述，朱子对文学创作作为话语蕴藉的功能极有认识，他不可能不在其诗歌中传递与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事实上，这也正是后人对宋诗的基本认识：“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宋代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①，或是“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②。因此，或可尝试使用朱子哲学的分阶，来对其诗歌加以历时性分析。
  朱子诗歌文本与其哲学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文关系，这本应在对朱子诗歌文本的历时性分阶中得到较为清晰的揭示。可是，目前文献中这一视角的研究还不充分。郭齐根据朱子对道学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将朱子诗歌创作以三十五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又辅以六个创作高峰期，这种分类方式是比较吻合其哲学标准的。③但显而易见的是，郭齐的这一分阶方法失之过简，仅有三十五岁之前与之后两个阶段；另外，所谓“创造高峰期”往往是由于某一事件（如南岳访张栻）而造成的，与朱子的哲学体系的发展并无必然关联。因此，这一分阶标准虽方向有创新价值，但其具体操作则仍可加以商榷。
  本小节根据朱子思想体系的成熟阶段④，将其诗歌文本创作分为“入儒”（1148—1169，十九至三十九岁）、“求衡”（1169—1177，三十九至四十七岁）、“人本”（1177—1189，四十七至五十九岁）与“存真”（1189—1200，五十九至七十一岁）四个阶段。这一分阶大体与朱子哲学的形成、发展、成熟和趋于化境的历程相应。以下分而述之。
  朱子自述青少年时节，“某旧时亦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①。在这一时期，朱子开始了诗歌创作。而这些诗歌恰好又可以印证朱子从少年的器宇轩昂到初仕同安的苦闷，进而结交泉州名士、出入佛老，最后投身儒门，完成“弃禅归儒”的思想变迁这一复杂的过程。可以说，朱子在“入儒”阶段所积累的各种思想、认识、观念最终都构成了其哲学体系得以建立的学理基础——有的是以潜流或对立面的形式出现的，如禅学。因此，从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能较为明显地看出青少年时期的朱子思想变迁之情感因素。如中进士之后，朱子曾有长达五年的时间在家待职，青年的踌躇满志在闲散中消磨，逐渐出现“不恨岁月遒，但惜芳华姿。严霜萎百草，坐恐及兹时”（《古意》）的心态变化；而在同安任上，朱子孤寂之心亦时时涌起：“远宦去乡井，终日无一欢。援琴不能操，临殇起长叹。”（《寄黄子衡》）尽管这种心态可以在短暂的山水游乐中得到舒缓，如“回头自爱晴岚好，却立滩头数乱峰”（《涉涧水作》）；或在朝廷对抗金兵获胜的消息中得到暂时的喜悦，如“东京盛德符高祖，说与中原父老知”（《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七首·其五》），但这些外来的刺激性放松毕竟无法成为朱子如此重视心性修为者愿意寄托精神的对象。因此，他在赴京城诠试前后进一步沉溺佛老，在其后自编诗集《牧斋净稿》中，记录了这段“望山怀释侣，盥手阅仙经”（《夏日》）的时光。
  出仕同安是朱子思想的转折点，这与儒学事功的性质是相契的。朱子在同安任上整顿赋税，清点田亩经界，“一置身于同安尘世社会，他的儒家积极经世治邦的现实精神的一面高昂起来”了②。也正是在这前后，朱子正式拜李侗为师，将书斋“牧斋”改名“困学”，开始了艰难的由禅“入儒”的求学经历。其诗曰：“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困学》）在“入儒”阶段末，朱子迎来了一生中诗歌创作最高潮，即前文所提及的、常为文学史家所津津乐道的“朱张会讲”。在南岳及其归途的四个月时间中，朱子成诗一百三十余篇，编成《南岳唱酬集》和《东归乱稿》两部诗集。这两部诗集中所收朱子诗，充分显示了朱子儒学思想第一次升华前的样貌，全力促成了朱子在己丑年（乾道五年，1169）提出“中和新说”，史称“己丑之悟”。至此，朱子的哲学思想才逐渐成熟——“己丑之悟从根本上确立了朱子的学术面貌”①。
  “求衡”阶段是朱子哲学体系得以建立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朱子潜居寒泉、云谷等地“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卜居》），潜心探讨本体论与宇宙观，完成十余部学术著作；并通过书信与湖湘派展开论辩，与吕祖谦相与讲习，参与鹅湖之会等大量学术活动。在这些活动的间隙，或有感于学术思想的魅力，朱子才偶有诗篇创作记录自己的思想历程，如《云谷杂诗十二首·讲道》云“高居远尘杂，崇论探杳冥……天道固如此，吾生安得宁”。而在短短的八年中，朱子的哲学思想也出现了多次变化，其经学体系也在与他人的不断论争中走向完善。尤其重要的是，与陆氏兄弟的鹅湖之辩，构成了“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种不同为学、修心取向在朱子心中的对立。这一对立推动着朱子找到“敬知双修”的进学路径，从而不断在以知识为本的基础上，于“道问学”与“尊德性”间寻找一种平衡。而与此同时，反道学声音也甚嚣尘上，可以说，此时的朱子之“求衡”同样也发生在自我与俗世之间，究竟是应该继续内心平和地读书求学，还是要愤世嫉俗的入世事功？从其教诲学生吴楫（字公济）的诗：“欲知陋巷忧时乐，只向韦编绝处寻”（《公济和诗见闵耽书勉以教外之乐以诗请问》）或可见一斑。而也许正是在前一思想的影响下，在这一阶段的末期（淳熙二年，1175），朱子与吕祖谦游百丈、登芦峰，又一次爆发了诗歌创造的“小宇宙”，构成了其创作生涯中的高潮之一；其《百丈山记》一文，也由此而成千古名篇。
  在“求衡”阶段中，朱子对待诗歌的态度始终随着其哲学体系的逐步完善而出现变化。他既对诗歌（文学）语言与道学情感之间的矛盾存在疑惑：“诗篇眼界何终极，道学心期未遽央。安得追寻二三子，舞雩风月共徜徉”（《择之寄示深卿唱和乌石南湖佳句辄次元韵》）；又有因对自创道学体系的自信，而对诗歌作用的宽容：“析句分章功自少，吟风弄月兴何长。从容咏叹无今古，此乐从兹乐未央”（《抄二南寄平父因题此诗》）。可以说，朱子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不仅贯彻了他对文学乃是一种话语蕴藉的认识，而且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上表征了文学的这一特性，使之具有与其哲学互诠的价值。“求衡”阶段的结束以淳熙四年（1177）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为标志，这被学者称为朱子“生平学问的第一次总结”①。此后，朱子再次出仕南康，道学体系从偏向理论构建，转向了更终极的指向，即出现了人本色彩。
  在朱子哲学基本定型之际，朝中纷争不断，交替上下台的宰辅们轮番劝请朱子出山；连吕祖谦也来信劝说，“承领上意……使世见儒者之效，于斯文非小补也”（《吕东莱文集》卷三）。尽管朱子本人更愿意在深山之中继续完善其道学体系，三番两次上书请辞，如《寄籍溪胡丈及刘共父二首·其一》一诗曰：“先生去上芸香阁，阁老新峨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风月要人看。”可是，省札时时催促，朱子也只好应命，于淳熙六年（1179）初从命抵达南康，出任知军；其后又转浙东提举。时诗人王质有诗云：“晦庵今年登五十……晦庵不急苍生急。”（《赠黄君》）朱子上奏请求免税、赈济灾荒，兴建白鹿洞书院，砥砺士风，写下了大量感时忧民的诗篇：“况复逢旱魃，农亩无余收。赤子亦何辜，黄屋劳深忧。”（《秋日告病斋居奉怀黄子厚刘平父及山间诸兄友》）在这些诗篇中，朱子的底层“人本”倾向是显豁的，可以认为也是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使命在诗歌中的直接显现。
  与此同时，朱子在政事之余畅游江西，“把郡事余暇全部用在了登山唱酬上，两年中他几乎游遍了庐山每一处胜地，写下百余首诗篇”，甚至“俨然以诗坛盟主开导士子，要想改变积重难返的江西诗风”②。可以说，“人本”阶段的朱子山水诗已经达到了其一生的巅峰。“仰看乔木阴，俯听横飞泉。景物自清绝，优游可忘年”（《奉同尤延之提举庐山杂咏十四篇·陶公醉石归去来馆》），朱子的这些诗一方面师法其父朱松所崇尚的“简淡”笔力，另一方面也受到江西诗人诸如辛弃疾、陆游等人交往的影响，在清景中蕴含了道学生机至乐的一面。此类诗风，在朱子卸任提举，跧伏武夷山中所作诸如《九曲棹歌》等诗篇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亦可视为一种潜在的“人本”倾向：理学的终极指向分内外两个维度，其内向性的目的在于实现主体精神的自由解脱，即“鸢飞鱼跃”之境；而其外向性目的则是重构现实伦理世界。
  可以认为，朱子“人本”阶段的诗作，大多可以体现这种哲学意图。
  “人本”阶段后期，朱子在武夷山同当时诸派展开了全面的论战，对手包括永康学派陈亮、江西陆学、吕祖俭等，此外还有与程迥、郭雍、林栗等人就《周易》象数占学的多次论战。所有这些一方面导致了朱子其后《戊申封事》的政治失败，另一方面也促成了朱子对自己生平学问进行第二次总结。根据束景南的分析，朱子这一次的总结在“周敦颐的太极学与邵雍先天学的基础上展开”，主要表现有《周易本义》的成书、反对《毛诗》传统旧说、批判王学礼学和“人本主义的四书学”。因此，在“人本”阶段中，朱子诗歌创作始终伴随着其哲学再次走向更高层面的成熟与深刻，表现了朱子哲学发展过程中的情感变化。如淳熙七年（1180）接连所作《戏赠胜私老友》与《代胜私下一转语》两首诗，前后情感的变化颇可见出其个人意志与事功事为之间的变化①。可以说，正是经过了“人本”阶段的充分酝酿、积淀，“存真”阶段的朱子诗歌仍能有极大的韵味。
  “存真”阶段是朱子一生的离乱结局。他秉持“人本”思想，再次出山知漳州，被地方腐朽的吏治碰得一败涂地；随后长子朱塾去世，朱子返回建阳考亭，打算于此终老。然其兼济天下的儒者身份，又时时怂恿他写下：“我愿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断答群心”（《壬子三月二十七日闻迅雷有感》）一类的诗句。随后，朱子以六十五岁高龄出任潭州知州，赴湖南执行长沙百日新政，修复岳麓书院。紧接着又转入为新君赵扩“侍讲”（帝师）。在这来回奔波中，年迈朱子已然有所失落。在进京途中，他写下了多首“野老寻真浑有意，道人谢客亦何心。一樽底处酬佳节，俯仰山林慨古今”（《崇真观》）之类向往道家神仙境界的诗篇。然而，朱子在朝任职仅四十六日便被逐出宫廷，所有重建人间伦理的政治理想一时破灭。朱子返回建阳，悠悠又是一副离世孤立的神情：“归来眩奇语，更欲穷窈窕。却寻两翁意，宴坐得观照。”（《伏读尤美轩诗卷谨赋一篇寄呈伯时季路二兄》）在武夷山停留的那一晚，漫天飞雪，朱子填词《好事近》，叫门人歌唱：“春色欲来时，先散满天风雪……中原佳气郁葱葱，河山壮宫阙。丞相功成千载，映黄流清澈。”就在这首尚有乐观情绪的诗之后，朱子未曾料到的“庆元党禁”开始了：道学被诬为“伪学”“逆党”，朱子罢职、大弟子蔡元定贬死道州。面对大难，朱子诗曰：“老去光华奸党籍，向来羞辱侍臣冠。极知此道无终否，且喜闲身得暂安。”（《蒙恩许遂休致陈昭远丈以诗见贺已和答之复赋一首》）此后，朱子在心性修为上转入禅道风范，以“看成鼎内真龙虎，管甚人间闲与非”（《鹧鸪天》）以自勉；而在日常生活中，则以编订《韩文考异》《楚辞集注》等文学作品为务。这一时期，朱子的诗歌文本皆以表达空灵、隐忧的真实情感为主。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朱子已经完全把情感作为诗歌创作的核心，即本节所言之“存真”。如果从其话语蕴藉的文学观而言，朱子已经能够做到使诗歌表征的情感符合“道”之要求，在诗歌评论中也不再言及文道矛盾，这就是孔子所自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界，亦可认为是理学家文学创作的“化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