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学在十八世纪传入俄国。1715年，东正教教士团将“四书”译成“四书解”出版，首次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和《通鉴纲目》等译成俄文。此时期，伏尔泰、狄德罗等宣扬儒学教义的著作也传到俄国。
  俄国启蒙思想家也在传播朱子学：诺维科夫在他主编的两家杂志上相继刊登宣扬程颐“格君心之非”“存理灭欲”“天理治国”思想和中国理想皇帝的文章。①冯维辛把德文版的《大学》译成俄文出版。康杰米尔、查尔查文的诗赞扬了朱子学。沙皇彼得大帝借朱子学之力顺“势”变革，推行西方新生活，宣扬中国生活情趣和袭用中国生活方式，培育俄国臣民创新意识。
  1715年，彼得派遣第一届东正教教士团到北京搜寻、翻译朱子学著作；1719年，派遣特伊兹迈洛夫到中国洽谈商贸关系，汇聚集大量儒学典籍运回俄国，与冬宫毗邻的“亚洲博物馆”里就珍藏有丰富的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图书文献及其抄本、刻本。1724年，建立俄国科学院，开设东方系，对中国进行研究。
  十九世纪俄国教士团编写出《俄汉口语词典》《汉俄大词典》等多部词典。俄译儒家典籍已初具规模：瓦西里耶夫译注出版《论语》，波波夫以《孔子及其门徒的格言》为题译介《论语》，将《孟子》译为《中国哲学家孟子》并加孟子传略和注释出版；有人将《大学》译为《大学·大学注》出版，列昂季耶夫将《大学》译注成《四书解》出版，后以《大学，或包含中国高级哲学的大科学》为题收入《爱说真理或圣人的袖珍本》一书中；阿加封诺夫将《中庸》译为《忠经》出版，列昂季耶夫译为《中庸，即确定不移的法则——摘自中国哲人孔子的传说》加注释出版，德·科尼西译为《中间和忠实——孔子弟子的圣书》加注释出版；彼德·科尼西将《孝经》译为《论孝敬父母的书（节选）》出版。据彼·叶·斯卡奇科夫《中国书目》载：十九世纪俄国翻译的中国典籍、论著与论文计有五十种，其中翻译作品约占三十二种，评价文章和论著十八种。②俄国人重视收藏中文图书：斯卡奇科夫三次在华搜集各种书籍、资料情报，“其收藏汉籍善本之富，为当时俄国之冠”，他收集的汉籍图书、日记、公文、资料以及手稿均存于今列宁图书馆；彼得堡图书馆里藏有大量中文版的儒家典籍和古代文学著作；各大学也派专人到中国采购图书。清政府也向俄国赠书，1845年清廷赠送俄国许多儒家典籍和佛教典籍八百余册。丰富的中文藏书成为俄国学者研究朱子学的必读书籍。朱子学研究进入大学殿堂。喀山、彼得堡等大学和海参崴东方学院都成立东方系，设汉语教研室，开展汉学、儒学研究。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直接领导亚洲博物馆，加强对东正教驻北京教士团和喀山大学东方系汉学研究与传播的指导。涌现出俄国第一批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比丘林和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大诗人大作家。
  比丘林在中国生活十四年，回国时从中国带走文物资料1.4万磅，其中汉、满文朱子学等文献书籍十二箱，全部文献资料由十五峰骆驼驮运。著有《俄汉辞典》等六部辞书，《中国，其居民、风俗、习惯与教育》《书生的宗教简述》等多部论著；译著有《三字经》等；论文有《中国教育观》《由孔夫子首创，其后由中国学者接受的中国历史的基本原理》等。他对孔子的评价超过对基督的评价，对朱子学给予详尽深入地分析和评述，认为朱子学是读书人信奉的一种特殊宗教。他的论译著等促进了朱子学的传播，他也成为俄国汉学奠基人。
  瓦西里耶夫在中国留学十年，从中国带回儒学典籍等各种图书849种2737册；回国后在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教授长达五十年，研究涉及中国历史、宗教、文学、哲学等，发表著译作数十种，著作有《东方的宗教：儒、释、道》《中国文学史纲要》等；译著有《论语》；还有大量手稿，其中存档可查的达一百四十多种。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