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学于十三世纪中叶传入越南。陈太宗元丰三年（南宋宝祐元年，1253）诏谕天下儒生到国学院讲习“四书”“六经”，向全国儒士介绍朱子学。陈朝前期诸帝皆推崇、传播和实行朱子学。陈太宗按照朱子学改造尚不成规范的礼仪，更定刑律礼仪二十一条，要求皇子、百官子弟、士子到国学院讲习朱子学，仿效中国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科场程式和取士标准，全面推广科举选官制，推动朱子学在越南传播。这一做法，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袭。从陈明宗始，当地儒生迅速成长，其代表人物进入上层统治集团，成为朝廷重臣。1358年陈裕宗封范师孟为人内行遣知枢密院事，越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执掌大权的朱子学者。朱子学者朱文安、黎文林、黎括、张汉超倾毕生精力传播朱子学。朱文安著《四书说约》以阐释性命义理之学为主，反映他继承和发展了朱子思想，卒后被尊为一代“儒宗”，赐谥文贞，祀于文庙。陈朝统治者用各种措施传播朱子学，在越南出现了非朱子之书不读、非朱子之言不讲的局面，为在越南牢固确立朱子学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奠定了社会基础。
  胡朝虽限佛尊儒但却贬低孔子攻击宋儒。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朱棣应越南之请击溃胡氏政权，在越南设立交趾布政使司，广办学校，颁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书籍供越南士子学习，朱子学得到复兴。1428年黎利建立黎朝，朱子学得到进一步发展。黎朝历代帝王都尊孔崇朱，选择朱子学作为统治思想：依朱子思想制定通俗化的教化条例，并用行政手段推向民间，以朱子学伦理道德来化民成俗。黎圣宗把朱子伦理道德发挥成齐家治国的政治思想，把孝亲敬老慈幼视为一种传统美德，倡导忠孝节义，规定父子、夫妻、婆媳、男女、师徒、乡党、军民等各方面关系，用儒家伦理确定家庭、乡里乃至整个社会的等级尊卑关系，诏谕全国官军民等一律奉行，违者重治；依朱子《家礼》改革传统婚恋方式，明文规定婚姻礼仪，颁布《洪德法典》将婚姻礼仪、妇女权益、家庭社会伦理关系和人们所应承担的义务用法典规定下来，作为越南人的行为规范，规定把能否遵守婚姻礼仪作为越南吏治和各级官吏升迁除授的一个重要条件，使越南的婚姻制度从原始婚配走向“正统”；推行以朱子思想为内容的科举选官制度，定三年大比之例，将科举考试制度化，定乡试之法，改革会试，亲自主持廷试，使科举制大发展，应试学子猛增。这些制度促使各级官吏熟练掌握朱子学，极大地提高了朱子学的地位。科举的兴盛，对朱子学教育的特别重视，使得朱子学书籍的需求量急速增多，史载：越南“士人嗜书，每重赀以购焉”“使臣往来，常有文学之人，则往习学艺，遍买经传诸书，并抄取礼仪官制”，①还翻刻儒家经典、朱子学书籍，黎太祖就下令刊印“四书”“五经”、《四书大全》等儒典，黎圣宗光顺八年（1467）四月“颁‘五经’官版于国子监”。光顺、顺德年间（1460—1497）是黎朝翻刻印刷的黄金时代，朱子著作在越南广为流传，促进发展朱子学教育，培育了一大批朱子学大师。从越南现存儒学著作看，除《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外，儒家书籍、朱子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通鉴纲目》《周易策文略集》《易经大全节要演义》《性理节要》《性理略集》《朱子小学全书》《小学句读》《朱子小学略编》《朱子家政》等几十种。此外，还用朱子注释来翻译、讲解、阐发儒家经典著作。如著名思想家黎贵惇的《四书约解》《书经衍义》《易经层说》《春秋略论》《群书考辨》《中庸演歌》和《中庸讲义》等三十余种著作。黎贵惇还摘引和介绍朱子关于理气的论述，并加以自己的理解，如对朱子的“有是理便有是气”，他则解为“理在气之中，理因气而有”。黎圣宗命吴士连用朱子学为指导撰修国史《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又亲自创立“骚坛会”自任元帅，邀集二十八位廷臣常以诗文唱和酬答，并亲撰《琼苑九歌》诗集，繁荣了越南史学、文学。这说明了朱子学在越南传播和影响的深广。阮公沆诗“六经之外无他道”“学问同尊孔朱书”，是越南尊孔崇朱重儒人们的共同心声。
  1802年阮朝建立。阮朝统治者也在治国中独尊朱子学不动摇，阮朝前期明确宣布：“唯儒一家，别无他教。”阮朝在全国各大城镇建文庙，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朱子为十哲之一配祀文庙，历代帝王每年春秋两季亲自参加祭祀，仪式极为隆重，在全国上下掀起祭孔祭朱狂潮；重视对士人、太子及诸皇子进行朱子学系统教育，历代帝王也亲自参加学习，从朱子学中寻求治国之道；学校教学、政府文书、科举考试一律采用汉字，不准使用或混同喃字。嘉隆帝诏谕重印真德秀《大学衍义》，颁发全国各地，供国人学习；颁布诏书册文，要求全国各地重视社会教化，提倡朱子阐述的孝德和各种美德。明命帝宣布：以孝治天下，对孝子孝孙、义夫节妇，按照优、平、次给予奖励，对各地孝子顺孙赐给“孝行可风”“孝顺可风”匾，予以褒扬；规定越南儿童八岁上学，先读《小学》、“四书”，后读“五经”；诏谕将《小学集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四书人物备要》《通鉴辑览》等书大量刊行，允许民间印刷销售，使这些书籍流遍全国。明命十五年（1834），颁布条训十条：敦人伦、正心术、务本业、尚节俭、厚风俗、训子弟、崇正学、戒淫恶、慎法守、广善行，用朱子学教化民俗。阮朝朱子学教育普及到当时的越南全境。十九世纪初叶，朱子学再度昌盛，涌现出以朱子学为主旨的用汉字书写的文学、史学名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大南列传》《大南明命政要》及《嘉定通志》等。阮朝从嘉隆帝到嗣德年间，是越南朱子学发展的鼎盛期。1884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朱子学走向衰落。
  法国的殖民统治，使儒学的独尊地位丧失，但其作为越南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并未就此销声匿迹。越南爱国志士运用朱子学为武器，与法国殖民者展开斗争：用此时的越南拉丁化国语翻译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潘佩珠特崇儒学，倡导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信条，有《孔学灯》、《易学注解》等著作，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详加注释，译成越语，弘扬儒家精神，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现代越南革命运动领袖胡志明认为孔朱学说优点在于个人道德修养，要常借用其观念，加以发挥，赋予革命的新内容，他在革命战争时期提出要学习四项革命道德——勤、俭、严、正，用“忠于国，孝于民”的口号更新儒家忠、孝概念，指出革命者孝于人民，积极参加祖国的解放战争，“不仅救了自己的父母，而且还救了别人的父母，全国的父母”，革命者才是“最孝的人”。他还运用儒家“民本”思想来提醒干部，注意认真解决出现的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以保证国家稳定和发展。①越南统一后，越南朱子学者进一步肯定儒学的贡献。梁金定认为儒学不只在中国是显学，它的发展对东亚每一个国家都有贡献，应为亚洲设一个“道场”，保持东方文化特性。阮才书《儒学价值观与21世纪的越南新人》说，儒家先圣、先贤强调的“道”，可为越南实现21世纪任务，提供有益借鉴；儒家对“义”态度有超时代意义；儒家人格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儒家“礼”观念仍有现实意义；儒家“常、“变”、“时”等方法论富含辩证法，对今天人的思维和行动还是有价值。朱子学价值观对21世纪越南新人的形成会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