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学在十三世纪传入朝鲜半岛。1286年高丽儒学提举安垧在元大都首次读到《朱子全书》，以为它是儒学之正脉，学儒学不如先学朱子学，于是广寻理学书籍、手抄《朱子全书》、携带《四书章句集注》、临摹朱子画像而归。他归国后任宰相，大力整顿教育，亲自在太学讲授朱子学，理学教育勃兴。
  白颐正与安垧是同时代人，他于1298年随忠宣王使元，专事程朱理学研究，回国时又带回大量理学书籍，设馆授徒，培养出李齐贤、朴忠佐等高徒。1312年忠宣王置“万卷堂”书库，到中国江南采购图书；元仁宗则将原宋廷秘阁所藏的四千三百七十一册计一万七千余卷书籍赠给高丽忠肃王，理学书籍大量输往高丽。
  元统治者还在负责管理高丽和中国东北地方事务的征东行省中专设“儒学提举司”，以推进高丽朱子学教育事业发展。权溥以毕生精力翻刻《四书章句集注》和其他朱子学著作。李齐贤随忠宣王入元深造程朱理学，与元朝著名朱子学者姚燧、赵孟頫等友好，提高了理学水平，其学注重程朱“敬以直内”，又强调“新民之理”的实践；回国后奋力传播朱子学。
  李穑早年以高丽使节书状官身份入元，在理学上继承周敦颐《太极图说》和朱子理气观，归国后任成均馆大司成，重修校舍，增置生员，选择精通经术之士兼任教官，移植元朝教育方式，以成均馆为讲堂，以朱子学为教学内容，对朱子《小学》进行谚解，普及朱子学。
  郑梦周坚守性理学义理观，强调以义理思想阐发朱子学和学以致用，在任宰相期间极力倡导理学教育，中央设五部学堂，地方建乡校，力推朱子学说，把理学家的礼俗推广到社会，令士庶仿朱子家礼立庙，奉祀祖先，以取代佛教的文化习俗，被推为东方理学之祖。
  郑道传著《心气理篇》《佛氏杂辨》等，从理论上对佛教进行揭露和批判，使朝鲜李朝五百年独尊朱子学；肯定朱子学伦理道德观，重视“忠”“孝”思想，认为臣忠子孝是人道之大端，是人立身之根本；张扬朱子理势史观及变化伦理观，为朝鲜李朝代替高丽朝提供强劲理论依据。
  李朝建立后，更加倡导朱子学，卿大夫、士、庶人学其道以修其身，诸侯学其道以治其国，天子学其道以平天下；编纂《朝鲜经国大典》，提倡儒教理想政治，用朱子学进行体制整顿和社会改革，以加强中央集权。才学出众，擅长诗文而深得明太祖朱元璋赏识的权近，倾毕生精力研究朱子学理论，著《入学图说》和《五经浅见录》。《五经浅见录》运用朱子学说阐释儒学经典；《入学图说》主张：四端纯善无恶，全由理、性出发，七情有善有恶，由气、心而成。《入学图说》是朝鲜李朝最早的一部朱子学入门著作，影响朝鲜半岛哲学史与儒学史达数百年之久。权近还著《劝学事目》呈给国王，提出儒教国家方向和朱子学教育理念，大力推行朱子学教育。
  朱子学自从传入朝鲜半岛后，就很快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从高丽末期开始，性理学逐渐取代佛教，作为新的统治理念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思想界确立了自己牢固的地位。”①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上半叶，朝鲜半岛不尊佛法，专尚儒术，家家皆以孝悌忠信为业，所读并尊崇者为“四书”“五经”，刑制从大明律，衣冠礼乐皆遵华制。在朱子学朝鲜半岛获得了官方哲学和正统学术思想的地位。李朝统治者均斥佛尊儒，以朱子学为治国方略，采取措施推动理学发展，朱子学进入朝堂。太祖李成桂设成均馆，攻读朱子学，建文庙祀孔祀朱；令郑道传编《朝鲜经国大典》。太宗李芳远勤读理学经典《四书》等，探求朱子学学理，认为读《中庸》则“先要识其理之全体”，《中庸》《大学》等“为理学之渊源”。②世宗设集贤殿，研究古典和制度，编纂经史书籍；办经筵讲论理学经典；整理礼乐，刊行《三纲行实》和《孝行录》，行朱子家礼，整顿国家五礼，朱子学伦理得以迅速普及。成宗设弘文馆，加强理学理论研究，推行儒教政治，颁布《经国大典》，完备国家和社会体制。中宗起用士林势力，崇尚道学，刊行《朱子大全》，力传朱子学。明成祖朱棣多次向李朝赠送《性理大全》《五经大全》《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劝善书》等朱子学经典。①李朝理学教育体制完备，设书院九百余所；国学馆、书院、乡校、书堂同时发展，朱子学广为普及。李朝科举制，将《四书章句集注》《大学衍义》《小学》等定为文武两科考试共同科目，文武官员都通朱子学，朱子学社会地位巩固。朝鲜半岛朱子学完成了本土化、民族化过程，出现了不同朱子学派和李洗、李珥等理学大家。
  理学在李朝成宗之后有了变化。金宗直等士林势力提出道学政治，进入中央政界，成为政界主流。他们在政治上主张王道政治，在学问上加深对理气、心性论的探索，出现了主理派和主气派的朱子学派。主气派以徐敬德为代表，主张气本论，提出气外无理、理为气宰思想，继承发展了朱子学唯物主义倾向。主气派学说由李珥集大成，培养出成浑、金长生等弟子，形成畿湖学派。主理派以李彦迪为代表，主张理本论，坚持朱子理气二元论，认为理气不可分，但“有理而后有气”。李彦迪著有《求仁录》《中庸九经衍义》《大学绩或问》等著作，较系统传播朱子无极太极、理气、道器、理事等思想。主理派学说由李滉集大成，其门下又出现了柳成龙、郑逑等人，形成岭南学派。以张旅轩等为代表的折中派也在传播朱子学。
  李滉，号退溪，人称“朝鲜之朱子”“东方百世之师”。他为学独尊朱子理本论，对朱子理气论、心性论、主敬涵养论、格致论等理解深刻，阐述精到，有创造发挥和突破超越。他在理气关系上，对朱子“理气动静”观进行修正和发展；把理气关系运用到人的性情关系上，提出李朝哲学史上著名的“四端七情心性论”，开创出“四端理发，七情气发”的“理气互发说”，解决了朱子性情说所存在的矛盾，对朱子学有重大发展。“四端七情心性论”是退溪学精髓，《圣学十图》即《朱子全书节要》也是退溪学精髓。《圣学十图》熔铸宋明理学之精髓，其核心是人，是学做圣人的纲领条目、修养方法、程序节次、标准规范、行为践履、情感意志等，全面系统又渐次深入地论述了为圣的目的和方法，对朝鲜和日本朱子学影响深广。①退溪学是李朝理学成熟的标志，是朝鲜半岛朱子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成为了朝鲜民族自己的文化学术而占据了正统地位。
  李珥，号栗谷，著有《栗谷全书》。他既推崇朱子又融通各家各派。他在理气关系上，不赞成徐敬德的气本论，也反对李滉的理本论，主张理气在本体上是二，在功用上是一，他的“理通气局”观点使他回归于理本论；他据自己的理气观，在“四端七情”论辩中反对李滉“理气互发说”，主张四端七情均使“气发而理乘之”的“理气一途说”，提出“人心道心之相对说”和“七情包四端”的主张；他在心性修养上，继承朱子有关理、气、心思想和《中庸》“诚”思想，以“诚”为立志、格物、变化气质的根本，以“诚之”为一切学问尽性成圣之功夫，提出“存诚养心说”，这使他的修养论具有由敬入诚、诚兼体用特点，比朱子修养论“主敬涵养说”更为细密和明白。栗谷学与退溪学同为李朝理学发展史上的丰碑。
  十六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阳明学抬头，但仁祖时期掌权者主要是李珥和李滉派系的学者，他们强调纯正朱子学是仁祖政权在思想上的目标，栗谷学、退溪学主导了朝鲜李氏政权，成为正统思想。之后的孝宗、显宗时期，追随栗谷学的宋时烈，对朱子学深信不疑，拜栗谷门人金长生为师，研发学理，开业授徒，形成朱子学发展的新局面。宋时烈门徒权尚夏“受其衣书之托，主盟斯道三十余年”，与同门韩元震等将朱子学推向朝堂和民间，借助经筵、书院和乡学等各种传播途径，朱子学的正统思想在朝鲜半岛社会植根牢固，支配朝鲜半岛政治、教育、学术达五百年之久。朝鲜半岛成为中国之外的朱子学道统阐发中心，其学理并不亚于中国。
  十八世纪初，栗谷学派发生了关于人物性同异的湖洛论争。湖派以韩元震为代表，继承栗谷“气局说”，以朱子“性为理气之合，气同理异”和“性是理气之合，理同气异”为根据，主张“人物性异论”；洛派以李柬为代表，继承栗谷“理通说”，以朱子“性即理”为依据，主张“人物性同论”。
  湖派从“人物性异论”出发，对满族入主中原表示仇视，认为要保存朱子学道统，就应兴兵北伐。洛派从“人物性同论”出发，认为“天地万物同此一原”，夷狄和小人也可进行教化，使其像中华和君子一样具有普遍心性，提出“理一”观点。洛派观点，对后来实学家北学派思想形成有深远影响，成为北学开放学问态度的根源。十九世纪初理学界据朱子学义理传统分为卫正斥邪论和内修论。卫正斥邪论主张积极应对西学和西洋势力；内修论主张通过内在修养来谋求朱子学发展，确保朱子学的自我意识。
  二战后，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开始恢复传统朱子学研究，重建民族精神，韩国朱子学又获生机，并成为朝鲜半岛朱子学研究的主阵地。韩国儒学者立志终生从事朱子学研究，在成均馆、汉城（今韩国首尔）、庆熙、梨花女子大学等名牌大学里设朱子学课程，建研究机构，办学术刊物，开学术会议，出版历代大儒著作、儒学典籍和朱子学研究论文集，肯定朱子学在朝鲜民族国家体制建立与个人、家庭、社会伦理方面的深刻影响，提出朱子学要重新诠释理解和现代化的目标。在学术研究上突出退溪学研究，由退溪学研究院主办国际退溪学学术研讨会自1976年至1995年分别在汉城、东京、中国台湾、波士顿、汉堡、中国香港、北京、莫斯科等地举办了十四次，发表了近千篇论文。这些学术会议和论文，促进了退溪学研究逐步走向世界，亦提高了朱子学在国际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