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学于十二世纪末传入日本。日本明治时代汉学家西村天囚在《日本宋学史》中指出：“清原赖业讲《大学》《中庸》，并非暗合程朱，其实程朱之说，此时已传入日本。”日本高仓天皇在位时，约为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90），此时朱子还在世。朱子学传入日本，是由来华日僧承担的，荣西是第一人。荣西，字明庵。他于1187年入宋时，正是朱子《论语集注》完成十周年。他在宋住留五年，到过建阳，与朱子门生窦从周、钟唐杰交往甚密，闻说朱子学，于是相互探讨，交情益厚。窦从周有诗赠荣西：“论诗生终日，问法天花零，相得同臭味，蔼蔼生兰馨。”①朱子称颂窦从周“忠信可行于蛮貊”①。1191年，荣西归国，朱子学遂传入日本。
  1199年，日僧俊芿来宋参禅学法，兼习朱子学。嘉定四年（1211），俊芿从南宋携带书籍2103卷回国。其中有朱子著作等儒书256卷。十三世纪初朱子《中庸章句》已传入日本。②十三世纪中期日本首次刊刻朱子《论语集注》。1235年日僧园尔来宋留学，回国时带回朱子《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精义》《孟子精义》《五先生语录》等数千种儒书，为镰仓幕府执政北条时赖讲授程朱思想。南宋时期入宋日僧很多，知名者就有一百二十多人，日本《五山寺僧传》载，日本入宋求法者三十七人，他们归国后既传禅学也播讲朱子学。东渡日本的南宋、元代僧人道隆、普宁、正念、祖元、一宁等在日本也弘扬朱子学。除禅僧来往传播朱子学外，流亡日本的宋儒李用，以朱子学教授日人，日人多从其化。朝鲜李朝学者金诚一、许箴之使日，将退溪学传入日本，促进退溪学和朱子学在日本传播。
  十四至十六世纪，日僧中有一批“五山僧侣”宣讲朱子学，宫廷中也有一批公卿贵族研习朱子学。“五山僧侣”偏重于禅学与朱子的哲学、认识论等方面的联系，公卿贵族学者重视研究朱子学伦理纲常、经世治国。他们的研究推动了朱子学的日本化。室町时代后期，日本朱子学者打破了昔日禅僧独占朱子学的局面，形成博士公卿、萨南、海南三个朱子学派。博士公卿派成员主要是朝臣和贵族，采用朱子注释来阐释原创儒学。萨南派由桂庵玄树开创，笃信朱子学，“儒学不源于晦庵者，不以为学焉”“违背晦庵之义者，皆不敢取也”，是日本传播研究朱子学的中坚力量，完成了“四书”日本化工作。海南派代表人物南村梅轩，其朱子学带有阳明学和禅学倾向。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把朱子学奉为官学，使儒学摆脱佛禅束缚走向独立发展，进入全盛时期。
  使儒学脱离佛禅走向独立走向官学化的是藤原惺窝和林罗山。藤原惺窝原为禅僧，后脱禅入儒，尊信朱子学。他主张理本论，强调朱子“理一分殊”思想，认为只讲“理一”不讲“分殊”，就会流于佛禅，用“理一分殊”论证封建伦理学，论证封建等级结构合理性；以中国“道统”日本继承者身份自居，认为无论中国人或日本人都有资格承此统续，直认道统即为“我道”；反对德川幕府只许少数特权家族讲论儒学的规定，主张士人自由讲学；企盼在五山禅寺之外建立研究和传播朱子学中心；劝说德川幕府彻底改革文化教育，坚决抛弃佛禅，确立朱子学为官学。德川家康接受劝说，以朱子学为国学，请他讲授朱子学，出版《诗经》《易经》等儒典和朱子学著作，启用他的高徒林罗山为儒学顾问、太学总监。德川幕府历代将军与诸侯都崇信朱子学。藤原惺窝的朱子学特点：既继承朱子学统也不排斥阳明学；主张神儒合一，以儒学解释日本神道。①藤原惺窝脱禅入儒，著“四书”“五经”训点本，将儒典通俗化，开创了日本朱子学，并获得独立而走向官学。德川时代武士阶层接受以朱子学为基调的文明熏陶，为日本明治维新扫清障碍，开辟道路。
  林罗山承继师志，力排佛老，专尊朱子学，把朱子学划为与日本神道相一致的“内道”，开创出“理当心地神道”即“儒家神道”和“王道神道”。②在理气、心性关系上，主张理气合一、心统性情和性情一境；在伦理观上，主张忠孝合一，强调在幕藩体制下藩臣要效忠主君。他继承藤原惺窝所致力的儒学独立和朱子学官学化的工作，为德川幕府提供了以日本“神道教”为形式，以朱子学为内容的统治原则。他终生侍奉幕府，掌握幕府学政，进讲朱子学，参与幕府制定律令，撰写重要文书，依据朱子学理论规范幕府体制的等级秩序以及道德准则，全面促成神儒联手，使日本神道在全日本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又使朱子学全面发展，朱子学式的世俗规章和政策得到顺利贯彻、推广。自林罗山起，林氏子孙世代掌握德川幕府文教大权，林氏朱子学遂成为官学。
  日本朱子学有许多派别：藤原惺窝、林罗山以及后学为京师朱子学派。
  海南学派以谷时中、南村梅轩、山崎暗斋为代表，绝对尊崇朱子学，学风上笃学慎密、厚重严谨，治学和为人上倾向于朱子学严肃主义，是德川幕府教育国民忠君爱国、仁勇信诚、自强不息的思想武器。山崎暗斋朱子学代表了朱子学纯粹化、日本化趋向。其特点，理论上全面肯定朱子学，视朱子学为教条，评判学问只以朱子学为标准，朱子学外别无学问，佛老陆王皆为异端邪说。日常生活中用朱色手帕，穿朱色衣服，包朱色书皮，表示对朱子的崇敬；礼教伦理、道德践履皆修正朱子学；折中朱子学与神道，以朱子学思想附会日本神统神国观念，创立新神道“垂加神道”，日本思想界开始从“排佛”重点朝“排儒”方向转移。
  海西学派以安东省安、贝原益轩为代表。安东省安的朱子学不排斥陆王，主张自由主义学风，理气观方面倾向于明儒罗钦顺“气一元论”。贝原益轩早年好陆王之学，后尽弃之而笃信朱子学，但不盲目崇拜朱子，著《大疑录》批判朱子理本论和人性论，又著《慎思录》认真辨析、发挥朱子“格物穷理”说，积极研究自然现象和经验科学。
  大阪学派代表人物是三宅石庵、富永仲基。他们只关心朱子学中的经学方面的内容，认为朱子学之道是有利于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提升，主张“加上法则”；认为任何学说都是历史的产物，不可能一成不变与永远适用，儒学也不例外，必须是后起思想总是排斥以前思想而出于其上，经书也应根据时代需要来改进，主张学风自由，不墨守成规。他们反对脱离现实生活以行道，而强调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追求，主张在日本推行儒学精神核心“诚之道”，坚信《论语》“忠信”、《孟子》《中庸》“诚”、朱子“穷理尽性”、王阳明“致良知”都是“诚之道”，日本应以“诚之道”来发展商业，积累资本，去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他们的思想，为以后明治维新的产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水户学派是水户藩德川家以编纂《大日本史》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带有日本化倾向的朱子学派。该学派的形成与明儒朱舜水有极大关系。明末清初，朱舜水流亡日本，为水户藩主德川光国之宾师，在长崎、江户（今日本东京）授徒讲学，传播朱子学。他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他重视史学，在其影响和指导下，水户藩朱子学家以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朱子《资治通鉴纲目》为范式，兴起编写《大日本史》而形成以尊王贱霸、大义名分为特色的水户学派。
  日本当代朱子学者岛田屿次指出：朱子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①因此，当前日本加紧了朱子学的研究与传播，研究机构日益增多并得到政府财政支持，研究队伍阵容庞大，专家辈出，出版著作数量多且影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