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在日本的传播朱子学于十二世纪末传入日本。日本明治时代汉学家西村天囚在《日本宋学史》中指出：“清原赖业讲《大学》《中庸》，并非暗合程朱，其实程朱之说，此时已传入日本。”日本高仓天皇在位时，约为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90），此时朱子还在世。朱子学传入日本，是由来华日僧承担的，荣西是第一人。荣西，字明庵。他于1187年入宋时，正是朱子《论语集注》完成十周年。他在宋住留五年，到过建阳，与朱子门生窦从周、钟唐杰交往甚密，闻说朱子学，于是相互探讨，交情益厚。窦从周有诗赠荣西：“论诗生终日，问法天花零，相得同臭味，蔼蔼生兰馨。”①朱子称颂窦从周“忠信可行于蛮貊”①。1191年，荣西归国，朱子学遂传入日本。
  1199年，日僧俊芿来宋参禅学法，兼习朱子学。嘉定四年（1211），俊芿从南宋携带书籍2103卷回国。其中有朱子著作等儒书256卷。十三世纪初朱子《中庸章句》已传入日本。②十三世纪中期日本首次刊刻朱子《论语集注》。1235年日僧园尔来宋留学，回国时带回朱子《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精义》《孟子精义》《五先生语录》等数千种儒书，为镰仓幕府执政北条时赖讲授程朱思想。南宋时期入宋日僧很多，知名者就有一百二十多人，日本《五山寺僧传》载，日本入宋求法者三十七人，他们归国后既传禅学也播讲朱子学。东渡日本的南宋、元代僧人道隆、普宁、正念、祖元、一宁等在日本也弘扬朱子学。除禅僧来往传播朱子学外，流亡日本的宋儒李用，以朱子学教授日人，日人多从其化。朝鲜李朝学者金诚一、许箴之使日，将退溪学传入日本，促进退溪学和朱子学在日本传播。
  十四至十六世纪，日僧中有一批“五山僧侣”宣讲朱子学，宫廷中也有一批公卿贵族研习朱子学。“五山僧侣”偏重于禅学与朱子的哲学、认识论等方面的联系，公卿贵族学者重视研究朱子学伦理纲常、经世治国。他们的研究推动了朱子学的日本化。室町时代后期，日本朱子学者打破了昔日禅僧独占朱子学的局面，形成博士公卿、萨南、海南三个朱子学派。博士公卿派成员主要是朝臣和贵族，采用朱子注释来阐释原创儒学。萨南派由桂庵玄树开创，笃信朱子学，“儒学不源于晦庵者，不以为学焉”“违背晦庵之义者，皆不敢取也”，是日本传播研究朱子学的中坚力量，完成了“四书”日本化工作。海南派代表人物南村梅轩，其朱子学带有阳明学和禅学倾向。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把朱子学奉为官学，使儒学摆脱佛禅束缚走向独立发展，进入全盛时期。
  使儒学脱离佛禅走向独立走向官学化的是藤原惺窝和林罗山。藤原惺窝原为禅僧，后脱禅入儒，尊信朱子学。他主张理本论，强调朱子“理一分殊”思想，认为只讲“理一”不讲“分殊”，就会流于佛禅，用“理一分殊”论证封建伦理学，论证封建等级结构合理性；以中国“道统”日本继承者身份自居，认为无论中国人或日本人都有资格承此统续，直认道统即为“我道”；反对德川幕府只许少数特权家族讲论儒学的规定，主张士人自由讲学；企盼在五山禅寺之外建立研究和传播朱子学中心；劝说德川幕府彻底改革文化教育，坚决抛弃佛禅，确立朱子学为官学。德川家康接受劝说，以朱子学为国学，请他讲授朱子学，出版《诗经》《易经》等儒典和朱子学著作，启用他的高徒林罗山为儒学顾问、太学总监。德川幕府历代将军与诸侯都崇信朱子学。藤原惺窝的朱子学特点：既继承朱子学统也不排斥阳明学；主张神儒合一，以儒学解释日本神道。①藤原惺窝脱禅入儒，著“四书”“五经”训点本，将儒典通俗化，开创了日本朱子学，并获得独立而走向官学。德川时代武士阶层接受以朱子学为基调的文明熏陶，为日本明治维新扫清障碍，开辟道路。
  林罗山承继师志，力排佛老，专尊朱子学，把朱子学划为与日本神道相一致的“内道”，开创出“理当心地神道”即“儒家神道”和“王道神道”。②在理气、心性关系上，主张理气合一、心统性情和性情一境；在伦理观上，主张忠孝合一，强调在幕藩体制下藩臣要效忠主君。他继承藤原惺窝所致力的儒学独立和朱子学官学化的工作，为德川幕府提供了以日本“神道教”为形式，以朱子学为内容的统治原则。他终生侍奉幕府，掌握幕府学政，进讲朱子学，参与幕府制定律令，撰写重要文书，依据朱子学理论规范幕府体制的等级秩序以及道德准则，全面促成神儒联手，使日本神道在全日本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又使朱子学全面发展，朱子学式的世俗规章和政策得到顺利贯彻、推广。自林罗山起，林氏子孙世代掌握德川幕府文教大权，林氏朱子学遂成为官学。
  日本朱子学有许多派别：藤原惺窝、林罗山以及后学为京师朱子学派。
  海南学派以谷时中、南村梅轩、山崎暗斋为代表，绝对尊崇朱子学，学风上笃学慎密、厚重严谨，治学和为人上倾向于朱子学严肃主义，是德川幕府教育国民忠君爱国、仁勇信诚、自强不息的思想武器。山崎暗斋朱子学代表了朱子学纯粹化、日本化趋向。其特点，理论上全面肯定朱子学，视朱子学为教条，评判学问只以朱子学为标准，朱子学外别无学问，佛老陆王皆为异端邪说。日常生活中用朱色手帕，穿朱色衣服，包朱色书皮，表示对朱子的崇敬；礼教伦理、道德践履皆修正朱子学；折中朱子学与神道，以朱子学思想附会日本神统神国观念，创立新神道“垂加神道”，日本思想界开始从“排佛”重点朝“排儒”方向转移。
  海西学派以安东省安、贝原益轩为代表。安东省安的朱子学不排斥陆王，主张自由主义学风，理气观方面倾向于明儒罗钦顺“气一元论”。贝原益轩早年好陆王之学，后尽弃之而笃信朱子学，但不盲目崇拜朱子，著《大疑录》批判朱子理本论和人性论，又著《慎思录》认真辨析、发挥朱子“格物穷理”说，积极研究自然现象和经验科学。
  大阪学派代表人物是三宅石庵、富永仲基。他们只关心朱子学中的经学方面的内容，认为朱子学之道是有利于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提升，主张“加上法则”；认为任何学说都是历史的产物，不可能一成不变与永远适用，儒学也不例外，必须是后起思想总是排斥以前思想而出于其上，经书也应根据时代需要来改进，主张学风自由，不墨守成规。他们反对脱离现实生活以行道，而强调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追求，主张在日本推行儒学精神核心“诚之道”，坚信《论语》“忠信”、《孟子》《中庸》“诚”、朱子“穷理尽性”、王阳明“致良知”都是“诚之道”，日本应以“诚之道”来发展商业，积累资本，去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他们的思想，为以后明治维新的产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水户学派是水户藩德川家以编纂《大日本史》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带有日本化倾向的朱子学派。该学派的形成与明儒朱舜水有极大关系。明末清初，朱舜水流亡日本，为水户藩主德川光国之宾师，在长崎、江户（今日本东京）授徒讲学，传播朱子学。他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他重视史学，在其影响和指导下，水户藩朱子学家以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朱子《资治通鉴纲目》为范式，兴起编写《大日本史》而形成以尊王贱霸、大义名分为特色的水户学派。
  日本当代朱子学者岛田屿次指出：朱子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①因此，当前日本加紧了朱子学的研究与传播，研究机构日益增多并得到政府财政支持，研究队伍阵容庞大，专家辈出，出版著作数量多且影响大。
  （二）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朱子学在十三世纪传入朝鲜半岛。1286年高丽儒学提举安垧在元大都首次读到《朱子全书》，以为它是儒学之正脉，学儒学不如先学朱子学，于是广寻理学书籍、手抄《朱子全书》、携带《四书章句集注》、临摹朱子画像而归。他归国后任宰相，大力整顿教育，亲自在太学讲授朱子学，理学教育勃兴。
  白颐正与安垧是同时代人，他于1298年随忠宣王使元，专事程朱理学研究，回国时又带回大量理学书籍，设馆授徒，培养出李齐贤、朴忠佐等高徒。1312年忠宣王置“万卷堂”书库，到中国江南采购图书；元仁宗则将原宋廷秘阁所藏的四千三百七十一册计一万七千余卷书籍赠给高丽忠肃王，理学书籍大量输往高丽。
  元统治者还在负责管理高丽和中国东北地方事务的征东行省中专设“儒学提举司”，以推进高丽朱子学教育事业发展。权溥以毕生精力翻刻《四书章句集注》和其他朱子学著作。李齐贤随忠宣王入元深造程朱理学，与元朝著名朱子学者姚燧、赵孟頫等友好，提高了理学水平，其学注重程朱“敬以直内”，又强调“新民之理”的实践；回国后奋力传播朱子学。
  李穑早年以高丽使节书状官身份入元，在理学上继承周敦颐《太极图说》和朱子理气观，归国后任成均馆大司成，重修校舍，增置生员，选择精通经术之士兼任教官，移植元朝教育方式，以成均馆为讲堂，以朱子学为教学内容，对朱子《小学》进行谚解，普及朱子学。
  郑梦周坚守性理学义理观，强调以义理思想阐发朱子学和学以致用，在任宰相期间极力倡导理学教育，中央设五部学堂，地方建乡校，力推朱子学说，把理学家的礼俗推广到社会，令士庶仿朱子家礼立庙，奉祀祖先，以取代佛教的文化习俗，被推为东方理学之祖。
  郑道传著《心气理篇》《佛氏杂辨》等，从理论上对佛教进行揭露和批判，使朝鲜李朝五百年独尊朱子学；肯定朱子学伦理道德观，重视“忠”“孝”思想，认为臣忠子孝是人道之大端，是人立身之根本；张扬朱子理势史观及变化伦理观，为朝鲜李朝代替高丽朝提供强劲理论依据。
  李朝建立后，更加倡导朱子学，卿大夫、士、庶人学其道以修其身，诸侯学其道以治其国，天子学其道以平天下；编纂《朝鲜经国大典》，提倡儒教理想政治，用朱子学进行体制整顿和社会改革，以加强中央集权。才学出众，擅长诗文而深得明太祖朱元璋赏识的权近，倾毕生精力研究朱子学理论，著《入学图说》和《五经浅见录》。《五经浅见录》运用朱子学说阐释儒学经典；《入学图说》主张：四端纯善无恶，全由理、性出发，七情有善有恶，由气、心而成。《入学图说》是朝鲜李朝最早的一部朱子学入门著作，影响朝鲜半岛哲学史与儒学史达数百年之久。权近还著《劝学事目》呈给国王，提出儒教国家方向和朱子学教育理念，大力推行朱子学教育。
  朱子学自从传入朝鲜半岛后，就很快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从高丽末期开始，性理学逐渐取代佛教，作为新的统治理念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思想界确立了自己牢固的地位。”①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上半叶，朝鲜半岛不尊佛法，专尚儒术，家家皆以孝悌忠信为业，所读并尊崇者为“四书”“五经”，刑制从大明律，衣冠礼乐皆遵华制。在朱子学朝鲜半岛获得了官方哲学和正统学术思想的地位。李朝统治者均斥佛尊儒，以朱子学为治国方略，采取措施推动理学发展，朱子学进入朝堂。太祖李成桂设成均馆，攻读朱子学，建文庙祀孔祀朱；令郑道传编《朝鲜经国大典》。太宗李芳远勤读理学经典《四书》等，探求朱子学学理，认为读《中庸》则“先要识其理之全体”，《中庸》《大学》等“为理学之渊源”。②世宗设集贤殿，研究古典和制度，编纂经史书籍；办经筵讲论理学经典；整理礼乐，刊行《三纲行实》和《孝行录》，行朱子家礼，整顿国家五礼，朱子学伦理得以迅速普及。成宗设弘文馆，加强理学理论研究，推行儒教政治，颁布《经国大典》，完备国家和社会体制。中宗起用士林势力，崇尚道学，刊行《朱子大全》，力传朱子学。明成祖朱棣多次向李朝赠送《性理大全》《五经大全》《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劝善书》等朱子学经典。①李朝理学教育体制完备，设书院九百余所；国学馆、书院、乡校、书堂同时发展，朱子学广为普及。李朝科举制，将《四书章句集注》《大学衍义》《小学》等定为文武两科考试共同科目，文武官员都通朱子学，朱子学社会地位巩固。朝鲜半岛朱子学完成了本土化、民族化过程，出现了不同朱子学派和李洗、李珥等理学大家。
  理学在李朝成宗之后有了变化。金宗直等士林势力提出道学政治，进入中央政界，成为政界主流。他们在政治上主张王道政治，在学问上加深对理气、心性论的探索，出现了主理派和主气派的朱子学派。主气派以徐敬德为代表，主张气本论，提出气外无理、理为气宰思想，继承发展了朱子学唯物主义倾向。主气派学说由李珥集大成，培养出成浑、金长生等弟子，形成畿湖学派。主理派以李彦迪为代表，主张理本论，坚持朱子理气二元论，认为理气不可分，但“有理而后有气”。李彦迪著有《求仁录》《中庸九经衍义》《大学绩或问》等著作，较系统传播朱子无极太极、理气、道器、理事等思想。主理派学说由李滉集大成，其门下又出现了柳成龙、郑逑等人，形成岭南学派。以张旅轩等为代表的折中派也在传播朱子学。
  李滉，号退溪，人称“朝鲜之朱子”“东方百世之师”。他为学独尊朱子理本论，对朱子理气论、心性论、主敬涵养论、格致论等理解深刻，阐述精到，有创造发挥和突破超越。他在理气关系上，对朱子“理气动静”观进行修正和发展；把理气关系运用到人的性情关系上，提出李朝哲学史上著名的“四端七情心性论”，开创出“四端理发，七情气发”的“理气互发说”，解决了朱子性情说所存在的矛盾，对朱子学有重大发展。“四端七情心性论”是退溪学精髓，《圣学十图》即《朱子全书节要》也是退溪学精髓。《圣学十图》熔铸宋明理学之精髓，其核心是人，是学做圣人的纲领条目、修养方法、程序节次、标准规范、行为践履、情感意志等，全面系统又渐次深入地论述了为圣的目的和方法，对朝鲜和日本朱子学影响深广。①退溪学是李朝理学成熟的标志，是朝鲜半岛朱子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成为了朝鲜民族自己的文化学术而占据了正统地位。
  李珥，号栗谷，著有《栗谷全书》。他既推崇朱子又融通各家各派。他在理气关系上，不赞成徐敬德的气本论，也反对李滉的理本论，主张理气在本体上是二，在功用上是一，他的“理通气局”观点使他回归于理本论；他据自己的理气观，在“四端七情”论辩中反对李滉“理气互发说”，主张四端七情均使“气发而理乘之”的“理气一途说”，提出“人心道心之相对说”和“七情包四端”的主张；他在心性修养上，继承朱子有关理、气、心思想和《中庸》“诚”思想，以“诚”为立志、格物、变化气质的根本，以“诚之”为一切学问尽性成圣之功夫，提出“存诚养心说”，这使他的修养论具有由敬入诚、诚兼体用特点，比朱子修养论“主敬涵养说”更为细密和明白。栗谷学与退溪学同为李朝理学发展史上的丰碑。
  十六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阳明学抬头，但仁祖时期掌权者主要是李珥和李滉派系的学者，他们强调纯正朱子学是仁祖政权在思想上的目标，栗谷学、退溪学主导了朝鲜李氏政权，成为正统思想。之后的孝宗、显宗时期，追随栗谷学的宋时烈，对朱子学深信不疑，拜栗谷门人金长生为师，研发学理，开业授徒，形成朱子学发展的新局面。宋时烈门徒权尚夏“受其衣书之托，主盟斯道三十余年”，与同门韩元震等将朱子学推向朝堂和民间，借助经筵、书院和乡学等各种传播途径，朱子学的正统思想在朝鲜半岛社会植根牢固，支配朝鲜半岛政治、教育、学术达五百年之久。朝鲜半岛成为中国之外的朱子学道统阐发中心，其学理并不亚于中国。
  十八世纪初，栗谷学派发生了关于人物性同异的湖洛论争。湖派以韩元震为代表，继承栗谷“气局说”，以朱子“性为理气之合，气同理异”和“性是理气之合，理同气异”为根据，主张“人物性异论”；洛派以李柬为代表，继承栗谷“理通说”，以朱子“性即理”为依据，主张“人物性同论”。
  湖派从“人物性异论”出发，对满族入主中原表示仇视，认为要保存朱子学道统，就应兴兵北伐。洛派从“人物性同论”出发，认为“天地万物同此一原”，夷狄和小人也可进行教化，使其像中华和君子一样具有普遍心性，提出“理一”观点。洛派观点，对后来实学家北学派思想形成有深远影响，成为北学开放学问态度的根源。十九世纪初理学界据朱子学义理传统分为卫正斥邪论和内修论。卫正斥邪论主张积极应对西学和西洋势力；内修论主张通过内在修养来谋求朱子学发展，确保朱子学的自我意识。
  二战后，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开始恢复传统朱子学研究，重建民族精神，韩国朱子学又获生机，并成为朝鲜半岛朱子学研究的主阵地。韩国儒学者立志终生从事朱子学研究，在成均馆、汉城（今韩国首尔）、庆熙、梨花女子大学等名牌大学里设朱子学课程，建研究机构，办学术刊物，开学术会议，出版历代大儒著作、儒学典籍和朱子学研究论文集，肯定朱子学在朝鲜民族国家体制建立与个人、家庭、社会伦理方面的深刻影响，提出朱子学要重新诠释理解和现代化的目标。在学术研究上突出退溪学研究，由退溪学研究院主办国际退溪学学术研讨会自1976年至1995年分别在汉城、东京、中国台湾、波士顿、汉堡、中国香港、北京、莫斯科等地举办了十四次，发表了近千篇论文。这些学术会议和论文，促进了退溪学研究逐步走向世界，亦提高了朱子学在国际上的地位。
  （三）在越南的传播朱子学于十三世纪中叶传入越南。陈太宗元丰三年（南宋宝祐元年，1253）诏谕天下儒生到国学院讲习“四书”“六经”，向全国儒士介绍朱子学。陈朝前期诸帝皆推崇、传播和实行朱子学。陈太宗按照朱子学改造尚不成规范的礼仪，更定刑律礼仪二十一条，要求皇子、百官子弟、士子到国学院讲习朱子学，仿效中国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科场程式和取士标准，全面推广科举选官制，推动朱子学在越南传播。这一做法，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袭。从陈明宗始，当地儒生迅速成长，其代表人物进入上层统治集团，成为朝廷重臣。1358年陈裕宗封范师孟为人内行遣知枢密院事，越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执掌大权的朱子学者。朱子学者朱文安、黎文林、黎括、张汉超倾毕生精力传播朱子学。朱文安著《四书说约》以阐释性命义理之学为主，反映他继承和发展了朱子思想，卒后被尊为一代“儒宗”，赐谥文贞，祀于文庙。陈朝统治者用各种措施传播朱子学，在越南出现了非朱子之书不读、非朱子之言不讲的局面，为在越南牢固确立朱子学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奠定了社会基础。
  胡朝虽限佛尊儒但却贬低孔子攻击宋儒。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朱棣应越南之请击溃胡氏政权，在越南设立交趾布政使司，广办学校，颁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书籍供越南士子学习，朱子学得到复兴。1428年黎利建立黎朝，朱子学得到进一步发展。黎朝历代帝王都尊孔崇朱，选择朱子学作为统治思想：依朱子思想制定通俗化的教化条例，并用行政手段推向民间，以朱子学伦理道德来化民成俗。黎圣宗把朱子伦理道德发挥成齐家治国的政治思想，把孝亲敬老慈幼视为一种传统美德，倡导忠孝节义，规定父子、夫妻、婆媳、男女、师徒、乡党、军民等各方面关系，用儒家伦理确定家庭、乡里乃至整个社会的等级尊卑关系，诏谕全国官军民等一律奉行，违者重治；依朱子《家礼》改革传统婚恋方式，明文规定婚姻礼仪，颁布《洪德法典》将婚姻礼仪、妇女权益、家庭社会伦理关系和人们所应承担的义务用法典规定下来，作为越南人的行为规范，规定把能否遵守婚姻礼仪作为越南吏治和各级官吏升迁除授的一个重要条件，使越南的婚姻制度从原始婚配走向“正统”；推行以朱子思想为内容的科举选官制度，定三年大比之例，将科举考试制度化，定乡试之法，改革会试，亲自主持廷试，使科举制大发展，应试学子猛增。这些制度促使各级官吏熟练掌握朱子学，极大地提高了朱子学的地位。科举的兴盛，对朱子学教育的特别重视，使得朱子学书籍的需求量急速增多，史载：越南“士人嗜书，每重赀以购焉”“使臣往来，常有文学之人，则往习学艺，遍买经传诸书，并抄取礼仪官制”，①还翻刻儒家经典、朱子学书籍，黎太祖就下令刊印“四书”“五经”、《四书大全》等儒典，黎圣宗光顺八年（1467）四月“颁‘五经’官版于国子监”。光顺、顺德年间（1460—1497）是黎朝翻刻印刷的黄金时代，朱子著作在越南广为流传，促进发展朱子学教育，培育了一大批朱子学大师。从越南现存儒学著作看，除《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外，儒家书籍、朱子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通鉴纲目》《周易策文略集》《易经大全节要演义》《性理节要》《性理略集》《朱子小学全书》《小学句读》《朱子小学略编》《朱子家政》等几十种。此外，还用朱子注释来翻译、讲解、阐发儒家经典著作。如著名思想家黎贵惇的《四书约解》《书经衍义》《易经层说》《春秋略论》《群书考辨》《中庸演歌》和《中庸讲义》等三十余种著作。黎贵惇还摘引和介绍朱子关于理气的论述，并加以自己的理解，如对朱子的“有是理便有是气”，他则解为“理在气之中，理因气而有”。黎圣宗命吴士连用朱子学为指导撰修国史《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又亲自创立“骚坛会”自任元帅，邀集二十八位廷臣常以诗文唱和酬答，并亲撰《琼苑九歌》诗集，繁荣了越南史学、文学。这说明了朱子学在越南传播和影响的深广。阮公沆诗“六经之外无他道”“学问同尊孔朱书”，是越南尊孔崇朱重儒人们的共同心声。
  1802年阮朝建立。阮朝统治者也在治国中独尊朱子学不动摇，阮朝前期明确宣布：“唯儒一家，别无他教。”阮朝在全国各大城镇建文庙，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朱子为十哲之一配祀文庙，历代帝王每年春秋两季亲自参加祭祀，仪式极为隆重，在全国上下掀起祭孔祭朱狂潮；重视对士人、太子及诸皇子进行朱子学系统教育，历代帝王也亲自参加学习，从朱子学中寻求治国之道；学校教学、政府文书、科举考试一律采用汉字，不准使用或混同喃字。嘉隆帝诏谕重印真德秀《大学衍义》，颁发全国各地，供国人学习；颁布诏书册文，要求全国各地重视社会教化，提倡朱子阐述的孝德和各种美德。明命帝宣布：以孝治天下，对孝子孝孙、义夫节妇，按照优、平、次给予奖励，对各地孝子顺孙赐给“孝行可风”“孝顺可风”匾，予以褒扬；规定越南儿童八岁上学，先读《小学》、“四书”，后读“五经”；诏谕将《小学集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四书人物备要》《通鉴辑览》等书大量刊行，允许民间印刷销售，使这些书籍流遍全国。明命十五年（1834），颁布条训十条：敦人伦、正心术、务本业、尚节俭、厚风俗、训子弟、崇正学、戒淫恶、慎法守、广善行，用朱子学教化民俗。阮朝朱子学教育普及到当时的越南全境。十九世纪初叶，朱子学再度昌盛，涌现出以朱子学为主旨的用汉字书写的文学、史学名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大南列传》《大南明命政要》及《嘉定通志》等。阮朝从嘉隆帝到嗣德年间，是越南朱子学发展的鼎盛期。1884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朱子学走向衰落。
  法国的殖民统治，使儒学的独尊地位丧失，但其作为越南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并未就此销声匿迹。越南爱国志士运用朱子学为武器，与法国殖民者展开斗争：用此时的越南拉丁化国语翻译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潘佩珠特崇儒学，倡导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信条，有《孔学灯》、《易学注解》等著作，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详加注释，译成越语，弘扬儒家精神，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现代越南革命运动领袖胡志明认为孔朱学说优点在于个人道德修养，要常借用其观念，加以发挥，赋予革命的新内容，他在革命战争时期提出要学习四项革命道德——勤、俭、严、正，用“忠于国，孝于民”的口号更新儒家忠、孝概念，指出革命者孝于人民，积极参加祖国的解放战争，“不仅救了自己的父母，而且还救了别人的父母，全国的父母”，革命者才是“最孝的人”。他还运用儒家“民本”思想来提醒干部，注意认真解决出现的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以保证国家稳定和发展。①越南统一后，越南朱子学者进一步肯定儒学的贡献。梁金定认为儒学不只在中国是显学，它的发展对东亚每一个国家都有贡献，应为亚洲设一个“道场”，保持东方文化特性。阮才书《儒学价值观与21世纪的越南新人》说，儒家先圣、先贤强调的“道”，可为越南实现21世纪任务，提供有益借鉴；儒家对“义”态度有超时代意义；儒家人格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儒家“礼”观念仍有现实意义；儒家“常、“变”、“时”等方法论富含辩证法，对今天人的思维和行动还是有价值。朱子学价值观对21世纪越南新人的形成会起到重要作用。
  （四）在新加坡的传播朱子学于1819年新加坡开港之后传入，由粤、闽等到新加坡谋生的华人传入。华人在新加坡开办华文学校，在学校里开设“四书”“五经”课程，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教本，教导学生“读孔孟之书，究洛闽之奥”，以“宏正道，宪章文武”“化固陋为文章，变鄙俗为风雅”，使“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荒陬遐域皆化为礼仪之邦”；①兴办“会贤社”“中华孔教会”等弘扬朱子学的中心场所，吸引当地儒生参加学习、讨论、讲演儒家经典和朱子学活动；创办《叻报》《星报》《星洲日报》等华文报刊，发表宣传朱子学文章，向华人灌输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朱子学在新加坡植根发展。
  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吴桐林、丘逢甲、王晓泠等维新派人士来到新加坡，提出“以开民智而兴文教”主张，帮助华侨兴办学堂，推动儒学运动兴起。新加坡士子邱菽园、林文庆、张克诚等受到鼓舞，积极配合康有为等废除私塾，设立学堂，于是养正、广肇等学堂和应新、道南等学校先后建立；邱菽园、林文庆、张克诚以传播朱子学为己任，编出既含朱子学精义又浅显易懂的童蒙读本《浅易千字文》《新出千字文》，写出尊孔崇朱的《孔政摄要篇》《孔教大纲》《儒家伦理基础》《儒家孝道的成法》等，掀起“儒学复兴运动”，扩大朱子学在新加坡的传播和影响，为新加坡在独立后推行“文化再升运动”奠定坚实基础。
  （五）在泰国的传播泰国以佛教为国教，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著名学者呼吁复兴儒学。华人领袖郑午楼就说：“我们海外华人，在保持中华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事实上，儒家思想早已通过历史塑造出华人特有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在投身于一个工商社会以求生存发展的同时，努力保存并发扬华人的道德理性，实践东西文化共同冶于一炉的中庸之道。”②泰国著名学者郑彝元出版专著《儒家思想导论》，以“四书五经”为依据，从教育、人性、哲学、道德、伦理、宗教、价值观等不同层面，提要钩玄地论述儒家人文思想的理论原则和实践价值，尤其着力于探讨朱子学与现代化的关系，着重分析以朱子为代表的宋代新儒家的特点，指出“宋代儒学融合佛学，特别是朱子把经学和理学共冶于一炉，使儒学大放光芒”，深入剖析朱子的人性论，主张复兴儒学。郑彝元对儒学尤其对朱子学分析深刻独到有新意，在泰国有重大影响，引起人们关注。朱子学被泰国人吸纳融汇到泰国的文化中。
  泰国人吸收朱子学价值观有：中国人以儒学核心思想“仁”作为处世准则，泰国人则接受之并融入佛教教义中以“与人为善”为行事根本；理学家倡导“天人合一”“自然法则”，泰国人则吸纳之并化为佛理而相信“因果报应”；儒家主张与人交往要“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泰国人则吸取之而讲“宽恕”；朱子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关系，在泰国则强调实行父—子家长式统治，长幼有序、等级分明，等等。

①参见林恩燕：《古代传播及研究朱子学的中日学者》，《朱子文化》2008年第2期。 ①林恩燕：《古代传播及研究朱子学的中日学者》，《朱子文化》2008年第2期。 ②日本东洋文库发现藏有朱子《中庸章句》抄本，卷末署有“正治二年三月四日，大江宗光”的识语。正治二年即1200年。参见姜林祥：《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73页。 ①参见（日）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陈应年、姜晚成、尚永清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6页。 ②参见（日）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第70页。 ①（美）杜维明：《论中国传统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20页。 ①（韩）高丽大学校韩国史研究室：《新编韩国史》，孙科志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页。 ②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3页。 ①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第229—290页。 ①参见黄心川：《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韩国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页、233页。 ①引自杨焕英：《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 ①杨保筠：《儒家学说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国际汉学》编委会编：《国际汉学》第4辑，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 ①引自张立文、李甦平主编：《中外儒学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 ②（泰）郑彝元：《儒家思想导论·序言》，泰国曼谷时中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