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讲学是书院的最早功能之一，早在唐代私人创办的书院就是以讲学作为基本功能而存在。朱子之后，讲学更成为人生德业的一种雅尚，无论是儒士还是乡里贤达，都将其视为善举美德。清代的台湾以教育为务，讲学之风在岛内广泛延播。
  清代台湾知县的“职掌”之一就是“兴养立教”。这里的“养”是涵养化育、化民成俗。与书院创设相呼应，台湾书院的创设始于官方，讲学也由官方或官员开始。他们继承朱子讲学之风，每到一处，以兴学为务，与诸生讲学。开书院讲学先河的是台湾知府卫台揆，康熙四十三年（1704），他首创崇文书院，就“月延诸生，分席讲艺”①。与卫台揆同时代的凤山知县宋永清，“公余之暇……每与邑人士讲学，文教以兴”②。之后这种风气在台湾书院持续传播。如江夏人陈大辇，康熙六十一年（1722）升任分巡台厦道，重修海东书院，“立课士规程，悉心作养”③。江西宁都人李宜青，乾隆二十八年（1763）任巡台御史，“加意督课，诸生诗文皆手自批阅，谆谆不倦；几忘宪体之尊，而笃师生之谊，多士颂之”④。满洲镶白旗人奇宠格，乾隆三十五年（1770）第二次任台巡道时，亲临海东书院讲堂，每有所得“提笔书之，及时而毕，率以为常。岁科所取士皆拔尤”⑤。山东曲阜人孔昭虔，道光四年（1824）在台湾道任上除了撰写《重修海东书院碑记》外，还经常到书院讲学，宣扬闽台理学渊源。江苏南通人徐宗幹，道光二十八年（1848）任台湾兵备道时，每夜到海东书院讲学，不仅与诸生论学辩难，还“训之以保身立志之方，勉之以读书作文之法”⑥。
  福建是朱子文化的发祥地，福建学者多被台湾书院聘为主讲、掌教、讲席，或以儒学教职的身份在书院兼职。如俞荔，莆田人。雍正二年（1724）解元，联捷进士，乾隆三年（1738）主讲海东书院。朱仕玠，邵武府建宁人，拔贡。乾隆二十八年（1763）任凤山县学教谕，兼掌崇文书院，并著《小琉球漫志》。陈鹏程，福建侯官人，禀贡。乾隆二十八年（1763）任台湾府学训导，兼掌崇文书院掌教。梁上春，闽县人，举人。嘉庆十三年（1808）任台湾县学教谕，兼主崇文书院讲席。陈楷，闽县人，进士，咸丰年间受聘执掌海东书院。此外，在海东、文石、引心、蓬壶等书院掌教或主讲的分别有晋江施昭澄、同安林豪和林鄂腾、莆田曾光斗、晋江王式文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渡台官员倾心教育，台湾士人学子学成后也纷纷走上书院讲坛。如马琬，字琰伯，号梅村，台湾县人。乾隆三十二年（1767）受澎湖通判胡建伟之聘，担任文石书院讲席。黄瑞玉，字维岩。随父渡台，笃志力学，曾主文石书院讲席。郭成金，淡水竹堑人，原籍南安。
  嘉庆二十四年（1819）举人，主明志书院讲席，门人才华超群。郑用鉴，淡水竹堑城人，拔贡，原籍同安，掌教明志书院三十多年。郭菁英，字显相，竹堑人。家多藏书，主讲明志书院。杨克彰，字信夫，淡水佳腊庄人。先后被聘为学海、登瀛书院监理，培养出江呈辉、黄希晓、谢维岳等多位知名学生。陈维英，字迂谷，淡水大隆同庄人。咸丰九年（1859）举人，曾掌教仰山、学海书院，并为学海书院题楹联，“学知不足，教知困，自反自强，古人云功可相长也；海祭于后，河祭先，或源或委，君子曰本其当务之”。陈震曜在凤山时为知县器重，被聘为凤仪书院主讲，“日集诸士讲经，间为诗文，自是凤人始励学”①。此外，原籍安溪迁居新竹的陈浚芝主讲明志书院，原籍同安迁居淡水的张赞忠、原籍永安迁居基隆的江星辉分别担任明道、崇基书院山长等。
  科举是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但这一制度自设立时起就存在重艺不重德的弊病。道光初，孔昭虔任督学台澎观察使到海东书院讲学觉察此弊，在重修书院时撰写碑记提出批评。他指出学生以“挟‘四书五经’以专心于举业，自谓能学圣人矣”是错误的认识，认为学圣人之学必先立志，不能只徒文辞华丽。上溯闽学继之濂、洛之学者，“皆由先立乎诚，而戒欺以求慊”②。如果只重科举之名，乡试、会试中写出好文句中得名额，恐怕愧对家乡先儒，离圣人之道更是越来越远，这不是作为督学台澎观察使的他所希望的。在孔昭虔的启发下，台湾“士皆知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