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书院的三大功能有一个日臻完善的过程，早期的书院只有讲学和藏书功能，宋代朱子在闽北创建书院、授徒讲学，创制了书院的祭祀功能。清统一台湾后，书院的三大功能全面移植岛内。
  1．讲学。讲学是书院的最早功能之一，早在唐代私人创办的书院就是以讲学作为基本功能而存在。朱子之后，讲学更成为人生德业的一种雅尚，无论是儒士还是乡里贤达，都将其视为善举美德。清代的台湾以教育为务，讲学之风在岛内广泛延播。
  清代台湾知县的“职掌”之一就是“兴养立教”。这里的“养”是涵养化育、化民成俗。与书院创设相呼应，台湾书院的创设始于官方，讲学也由官方或官员开始。他们继承朱子讲学之风，每到一处，以兴学为务，与诸生讲学。开书院讲学先河的是台湾知府卫台揆，康熙四十三年（1704），他首创崇文书院，就“月延诸生，分席讲艺”①。与卫台揆同时代的凤山知县宋永清，“公余之暇……每与邑人士讲学，文教以兴”②。之后这种风气在台湾书院持续传播。如江夏人陈大辇，康熙六十一年（1722）升任分巡台厦道，重修海东书院，“立课士规程，悉心作养”③。江西宁都人李宜青，乾隆二十八年（1763）任巡台御史，“加意督课，诸生诗文皆手自批阅，谆谆不倦；几忘宪体之尊，而笃师生之谊，多士颂之”④。满洲镶白旗人奇宠格，乾隆三十五年（1770）第二次任台巡道时，亲临海东书院讲堂，每有所得“提笔书之，及时而毕，率以为常。岁科所取士皆拔尤”⑤。山东曲阜人孔昭虔，道光四年（1824）在台湾道任上除了撰写《重修海东书院碑记》外，还经常到书院讲学，宣扬闽台理学渊源。江苏南通人徐宗幹，道光二十八年（1848）任台湾兵备道时，每夜到海东书院讲学，不仅与诸生论学辩难，还“训之以保身立志之方，勉之以读书作文之法”⑥。
  福建是朱子文化的发祥地，福建学者多被台湾书院聘为主讲、掌教、讲席，或以儒学教职的身份在书院兼职。如俞荔，莆田人。雍正二年（1724）解元，联捷进士，乾隆三年（1738）主讲海东书院。朱仕玠，邵武府建宁人，拔贡。乾隆二十八年（1763）任凤山县学教谕，兼掌崇文书院，并著《小琉球漫志》。陈鹏程，福建侯官人，禀贡。乾隆二十八年（1763）任台湾府学训导，兼掌崇文书院掌教。梁上春，闽县人，举人。嘉庆十三年（1808）任台湾县学教谕，兼主崇文书院讲席。陈楷，闽县人，进士，咸丰年间受聘执掌海东书院。此外，在海东、文石、引心、蓬壶等书院掌教或主讲的分别有晋江施昭澄、同安林豪和林鄂腾、莆田曾光斗、晋江王式文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渡台官员倾心教育，台湾士人学子学成后也纷纷走上书院讲坛。如马琬，字琰伯，号梅村，台湾县人。乾隆三十二年（1767）受澎湖通判胡建伟之聘，担任文石书院讲席。黄瑞玉，字维岩。随父渡台，笃志力学，曾主文石书院讲席。郭成金，淡水竹堑人，原籍南安。
  嘉庆二十四年（1819）举人，主明志书院讲席，门人才华超群。郑用鉴，淡水竹堑城人，拔贡，原籍同安，掌教明志书院三十多年。郭菁英，字显相，竹堑人。家多藏书，主讲明志书院。杨克彰，字信夫，淡水佳腊庄人。先后被聘为学海、登瀛书院监理，培养出江呈辉、黄希晓、谢维岳等多位知名学生。陈维英，字迂谷，淡水大隆同庄人。咸丰九年（1859）举人，曾掌教仰山、学海书院，并为学海书院题楹联，“学知不足，教知困，自反自强，古人云功可相长也；海祭于后，河祭先，或源或委，君子曰本其当务之”。陈震曜在凤山时为知县器重，被聘为凤仪书院主讲，“日集诸士讲经，间为诗文，自是凤人始励学”①。此外，原籍安溪迁居新竹的陈浚芝主讲明志书院，原籍同安迁居淡水的张赞忠、原籍永安迁居基隆的江星辉分别担任明道、崇基书院山长等。
  科举是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但这一制度自设立时起就存在重艺不重德的弊病。道光初，孔昭虔任督学台澎观察使到海东书院讲学觉察此弊，在重修书院时撰写碑记提出批评。他指出学生以“挟‘四书五经’以专心于举业，自谓能学圣人矣”是错误的认识，认为学圣人之学必先立志，不能只徒文辞华丽。上溯闽学继之濂、洛之学者，“皆由先立乎诚，而戒欺以求慊”②。如果只重科举之名，乡试、会试中写出好文句中得名额，恐怕愧对家乡先儒，离圣人之道更是越来越远，这不是作为督学台澎观察使的他所希望的。在孔昭虔的启发下，台湾“士皆知奋”。
  2．藏书。藏书亦是书院最早的功能，早在唐代官方书院创立之时就有藏书，但目的不是教学而是校勘、典藏古今图书。五代时期，兴起书院风潮，书院成为私人授徒讲学和藏书之所。宋代，朱子进一步把藏书功能引入书院，在考亭沧洲精舍设立“藏书阁”，藏书成为书院教育的基本功能得以传播。如元代詹天麟任武夷精舍教授时，在九曲建“万卷书楼”。清代，福州鳌峰书院有经、史、子、集若干橱。
  书院是传播朱子理学的重要场所，加之渡台官员笃信理学，自然广泛收集程朱理学著作供士子研读。连横《雅言》说，海东书院“藏书甚富，多官局之版，历任巡道每有购置”。连横《台湾通史·艺文志》也说：“初，海东书院藏书颇富。”学海书院的藏书也很多，蒋师辙《台游日记》说，“闻学海书院藏书颇富，历朝颁发学宫典籍亦当具存”，说明这所书院典籍充栋。登瀛书院为曾任顺昌知县的台北知府陈星聚所创，创立之初就附设藏文库，收集古今图书。彰化鹿仔港文开书院创立之后也多有藏书，到同治八年（1869），藏书多达三十万册。光绪五年（1879），彰化知县蔡嘉谷动用公帑五百两，又为文开书院购置图书一百二十部。
  台湾书院藏书多来自福建，这是因为虽然台湾在郑氏、清廷经理时期，经济、教育得到发展，但印刷出版却不发达，书院藏书多从大陆进口。方式大体有二：一是购买。从连横所说海东书院购置图书看，当时闽台之间存在富有文化特色的图书贸易。只是图书必须选择与教学有关的内容，多是借助商船捎带入台，这大概是史料中难见闽台图书贸易记载的原因。二是赠送。
  仰山书院是见诸史料受赠图书最多的一所书院。道光六年（1826），福建巡抚孙文准赴台巡视时，从鳌峰书院的藏书中调拨理学要籍赠给仰山书院，数量多达四十五种一百六十六部。
  3．祭祀。祭祀也是书院三大功能之一，原创者是朱子。宋绍熙三年（1192），朱子在考亭创建沧洲精舍时，把在南康军信州州学的祠制引入书院，成为闽台书院祭祀的圭臬。
  朱子去世后，人们在书院设祠祭祀，形式有两种：一是朱子专祠，以朱子为主祀，以其弟子或当地先贤为配祀。如建宁府一带的朱子祠配祀是从朱子的五大弟子蔡元定、黄榦、刘爚、蔡沈、真德秀中选出四配，邵武县的朱子祠配祀是何镐、李方子两大弟子，同安朱子祠配祀邱钓矶和吕大奎，漳州朱子祠以陈淳和王遇为配，福州马尾紫阳书院朱子祠以梁汝昌、郑庸斋为配祀。二是合祠，即把朱子与其他先师先儒并列为主祀，不设配祀。如福州鳌峰书院正谊堂祀周、二程、张、朱五子，道山书院的六子祠祀濂溪周子、明道程子、伊川程子、康节邵子、横渠张子、紫阳朱子。
  台湾书院也全盘移植这种祠制。台厦兵备道兼理学政陈瑸所建的朱子专祠就是传承闽北的祠制，其中四配与建安紫霞洲宋徽国朱文公祠的黄榦、刘爚、蔡沈、真德秀配祀最近，只是把刘爚换成陈淳，其他三位如旧，体现闽台书院和朱子学之渊源。另一种朱子专祠则是将明清时期台湾寓贤作为配祀，如彰化鹿仔港文开书院，中祀朱子，配祀有沈光文、徐孚远、卢若腾、王忠孝、沈佺期、辜朝荐、郭贞一、蓝鼎元等明末清初寓贤八人。宋儒与寓台先贤同祀一祠，表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台湾祭祀朱子的合祠也很多，如崇文、海东、文石书院的五子祠主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子，登瀛书院祀朱子、文昌帝君、仓颉，屏东书院祀五子、文昌帝君，明志书院供奉紫阳朱夫子神位和创始人胡焯猷禄位。邓传安《文开书院从祀议示鹿仔港绅士》说：“书院必祀朱子，八闽之所同也。”①《新建鹿仔港文开书院记》中说：“闽中大儒以朱子为最，故书院无不崇奉，海外亦然。”②需要指出的是，按规定本来只有儒学才有资格供奉先圣孔子，即“学宫奉孔子为先圣，从祀者皆先师。书院多祀先师，而不敢祀先圣”③。但台湾一些书院也祭祀孔子，如蓝田、屏东等书院。当然，这些书院祭祀孔圣并非台湾独创，而是大陆书院祭祀的延播。如朱子在沧洲精舍的祭祀中就塑有圣像，主祀孔子，以四大弟子为配。这一创意通过释菜礼把儒家道统联系起来，体现新儒学与传统儒学的渊源，后世闽台不少书院祭祀也沿袭此法。
  台湾书院的祭祀祝文表述与闽北大致相同，如建阳祭祀朱子的祝文曰：“维公道宗孔孟，学阐周程。传注六经，大造万世。”（《建阳县志》）台湾县的祝文曰：“惟公道宗邹鲁，学继濂洛；注述六经，启发万世。”①前者从学派角度褒扬朱子，后者从地域角度颂扬朱子。
  台湾朱子祠也是春秋二祭。道光八年（1828）中秋，台湾知府邓传安亲自主持文开书院五子祠祭祀，并颂读《台郡祭五子祠并增祀诸寓贤文》。这篇四言体古诗祝文，不仅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而且用“释奠先师，立学伊始。紫阳儒宗，海偶仰止。不忘先河，濂洛卓尔。名教同归，关闽媲美”②概括两岸理学渊源。随后阐述了设立五子祠的缘由，闽学在闽台的传承、传播过程及祭祀意义，目的在于产生“仿而依之”的效果，使台湾全岛民众认同朱子学，认同中华传统文化。
  书院讲学、藏书、祭祀三者不可或缺。讲学是讲经论道，授业解惑；藏书是供士子研读，也是学习方法的重要转变途径；祭祀是慎终追远，不忘学宗，三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书院以特有的教育方式在台湾教育史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正如李镇岩先生所说：“书院教育长久所累积下的文化资产，有如一片绚丽的朝霞，蕴含了整个台湾族群的情感与智慧……古迹书院，不仅能告诉我们这个地区的历史与文化，也是今人丰富心灵生活的重要依据。”③儒学、义学、社学、书院并驾齐驱，促进台湾教育事业的发展，据洪进锋《台湾民俗之旅》统计，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到光绪二十年（1894）的二百零八年间，台湾共考取举人五百八十人（武举人二百七十六人），进士四十七人（武进士十一人）。不仅如此，咸丰年间，淡水学者对易经也多有研究，并留下不少著作传世，如黄敬的《易经义类存编》二卷，《易义总论》《古今占法》各一卷；杨克彰的《周易管窥》八卷；王士俊的《易解》数卷等。
  台湾易学研究成果最显著者当推郑用锡。郑用锡，字在中，号祉亭，淡水人。原籍福建漳浦，落籍台北竹堑。道光三年（1823）进士，有“淡水开辟以来通籍第一人”①之誉。他“淹通经史百家，尤精于易，好吟咏”②，曾主明志书院讲席。道光十四年（1834）入京为官，对闽北的宋儒崇敬有加，留下三首称赞李侗、李纲、蔡元定的五言律诗《咏闽儒三则》，即《李延平先生》《李伯纪先生》《蔡西山先生》。值得一提的是，他把易学理论运用于实践。咸丰三年（1853），漳、泉、粤各庄械斗，他撰写七百多字的《劝和论》，亲为调解。这篇文章融入儒家仁德思想和《易经》气运说，说理时引经据典、纵论古今，讲情时情真意切、如出肺腑，比喻时寓意精妙、富含哲理，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人际关系、行为处事，尤其是对今天来之不易的两岸和谐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实在难以舍弃，兹录于下。
  甚矣人心之变也！自分类始而其祸倡于匪徒，后遂燎原莫遏，玉石俱焚，虽正人君子亦受其牵制而或朋从之也。
  夫人与禽各为一类，邪与正各为一类，此不可不分。乃同此血气，同此官骸，同为国家之良民，同为乡闾之善人，无分土，无分民，即子夏所言四海皆兄弟是也。况当共处一隅，揆诸出入相友之义，即古圣贤所谓同乡共井者也。在字义，友从两手，朋从两肉；是朋友如一身左右手，即吾身之肉也。今试执涂人而语之曰：“尔其自戕尔手！尔其自噬尔肉！”鲜不拂然而怒。何今分类至于此极耶？顾分类之害甚于台湾；台属尤甚于淡之新艋。台为五方杂处，自林逆倡乱以来，有分为闽、粤焉，有分为漳、泉焉。闽、粤以其异省也，漳、泉以其异府也。然同自内府播迁而来，则同为台人而已。今以异省、异府若分畛域，王法在所必诛。矧更同为一府，而亦有秦越之异！是变本加厉，非奇而又奇者哉？夫人未有不亲其所亲，而能亲其所疏。
  同居一府，犹同室之兄弟至亲也，乃以同室而操戈，更安能由亲及疏，而亲隔府之漳人、亲隔省之粤人乎？淡属素敦古处，新、艋尤为菁华所聚之区。游斯土者，啧啧称羡。
  自分类兴而元气剥削殆尽，未有如去年之甚也。干戈之祸愈烈，村市半成邱墟。问为漳、泉而至此乎？无有也。问为闽、粤而至此乎？无有也。盖孽由自作，衅起阋墙，大抵在非漳泉、非闽粤间耳。
  自来物穷必变，惨极知悔，天地有好生之德，人心无不转之时。予生长是邦，自念士为四民之首，不能与在事诸公竭诚化导、力挽而更张之，滋愧实甚。愿今以后，父诫其子、兄告其弟，各革面、各洗心，勿怀夙忿，勿蹈前愆，既亲其所亲，亦亲其所疏，一体同仁，斯内患不生、外祸不至，漳泉、闽粤之气习默消于无形。譬如人身血脉，节节相通，自无他病；数年以后，仍成乐土，岂不休哉！①文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呼吁闽粤、漳泉之民泛爱亲仁、和睦相处，共创和谐家园。由此可见，清初台湾番民以“杀人为雄”，到郑用锡挺身而出主动化解社会矛盾，台湾从原始粗耕农业社会向近代文明社会转变，而这一转变是儒家和朱子文化涵养化育的结果。
  综上所述，以闽北理学为中心的福建是朱子文化的发祥地。宋代朱子及其弟子在闽北创立书院、聚徒讲学、著书立说，构筑了完整、独尊数百年的哲学思想体系。明末清初闽台人员和文化交流，朱子文化通过明郑、清廷所设的教育机构和治理实践向台湾全面传播，构筑起闽台朱子文化的深厚渊源。

①〔清〕范咸等：《重修台湾府志》卷三《职官》，《台湾府志三种》，第1570页。 ②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四《列传六》，第569页。 ③〔清〕范咸等：《重修台湾府志》卷三《职官》，《台湾府志三种》，第1574页。 ④〔清〕朱仕玠：《小琉球漫志》卷六《海东剩语上》，林春虹点校，陈庆元主编：《台湾古籍丛编·第四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页。 ⑤〔清〕谢金銮、郑兼才：《续修台湾县志》卷二《政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40种。 ⑥连横：《台湾通史》卷十一《教育志》，第170页。 ①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四《列传六》，第585页。 ②〔清〕邓传安：《蠡测汇钞》，台湾文献丛刊第9种。 ①〔清〕邓传安：《蠡测汇钞》，台湾文献丛刊第9种。 ②〔清〕邓传安：《蠡测汇钞》，台湾文献丛刊第9种。 ③〔清〕邓传安：《蠡测汇钞》，台湾文献丛刊第9种。 ①〔清〕王必昌：《重修台湾县志》卷七《礼仪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13种。 ②〔清〕邓传安：《蠡测汇钞》，台湾文献丛刊第9种。 ③李镇岩：《台湾的书院》作者序，台北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4页。 ①〔清〕郑用锡：《北郭园诗钞》附录一，台湾文献丛刊第41种。 ②〔清〕陈培桂、林豪：《淡水厅志》卷九《列传二先正》，台湾文献丛刊第172种。 ①〔清〕郑用锡：《北郭园诗钞》附录一，台湾文献丛刊第41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