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学规是以简要的文字，概括学校的教学宗旨、内容、任务、目标的规范性文件。宋代朱子制订《白鹿洞书院揭示》，虽然有学者认为这个“揭示”不能视为学规，但其后的许多书院仿而效之，并称之为学规。同时，它突出了朱子理学思想，使书院学规具有朱子学的文化蕴涵。
  清代，渡台官员为台湾书院制订了许多学规，其中重要的有刘良璧的《海东书院学规》、觉罗四明勘定的《海东书院学规》、胡建伟的《澎湖文石书院学约》、林豪修订的文石书院《续拟学约》等，这些学规、学约蕴涵着深厚的朱子理学思想。
  刘良璧（1684—1764），字省斋，康熙四十七年（1708）举人。湖南衡阳人。他于雍正五年（1727）调任诸罗知县，之后历官闽连江、龙溪知县、漳州同知。乾隆二年（1737）任台湾知府，五年升分巡台湾道。在任期间手订《海东书院学规》六条①：一曰明大义，二曰端学则，三曰务实学，四曰崇经史，五曰正文体，六曰慎交游。学规的第一条以君臣之义作为达道之首，强调“圣贤立教，不外纲常”，要求读书人要尊君亲上，谨守法度，体国奉公，与儒学、朱子学伦理思想一脉相承。在“端学则”中，他引用朱子推荐的《程董二先生学则》：“凡学于此者，必严朔望之仪、谨晨昏之令。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这篇《学则》的“程董二先生”，程即程端蒙，董即董铢，二人都是江西人，也是朱子的弟子，朱子为这篇《学则》加跋作为各类学校的守则。《学则》从学生的起居饮食，到言谈举止都规定得至为具体详尽。不过，刘良璧引用的只是纲目，实际上每条纲目下还有具体的内容，如“步立必正”下有“行必徐，立必拱，必后长者，毋背所尊，毋践阈，毋跛倚”，“容貌必庄”下有“必端严凝重，勿轻易放肆，勿粗豪狠傲，勿轻有喜怒”②，刘氏作了省略。刘良璧引用此《学则》，意在希望塑造学生的儒者形象。在“务实学”中，强调要务求实体达用之学。他说：“古之大儒，明礼达用，成己成物”，要求诸生养成深重凝重的气质，“出可以为国家效力宣猷，入亦不失为端方正直之士”，同时，强调“毋徒以帖括为工”。
  “帖括”是明经科以帖经试士，指的是迂腐不切时用之言。在“崇经史”中，强调读经史的重要性。他认为“六经”是学问的根源，士不通经不明理。而史以记事，历代兴衰治乱的历史都在其中，“舍经史而不务，虽诵时文千百篇，不足济事”。在“正文体”中，认为明代以来帖括取士，到清代“兼收博采，或独宗一家”，虽各随风气转移，“而理必程朱，法则先正，不能易也”。要求学生“取法宜正”，才能“立言无陂”，显然是对唐宋儒家“文以贯道”“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继承。儒家不仅强调推己及人，而且要求要慎重选择交往的朋友，此类经典哲言颇多，如“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颜氏家训·慕贤》）。“善人同处，则日闻嘉训；恶人从游，则日生邪情”。①民间甚至有“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狐狸学妖精，跟着巫婆跳假神”之说。刘良璧也十分强调交友的重要性，他在“慎交游”中认为“读书之士，敬业乐群，原以讲究诗书、切磋有益”，所以君子应“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如果“少年聚会，不以道义相规，而以媟亵相从，德何以进，业何以修？”他提醒学生“稂莠害嘉禾，不可不察。诸生洗心涤虑，毋蹈前习”。
  刘良璧之后，觉罗四明对《海东书院学规》作了更定。觉罗四明，字松山，号朗亭，满洲正蓝旗人。乾隆二十六年（1726）任福建分巡台湾道，次年将《海东书院学规》更定为八条②，即端士习、重师友、立课程、敦实行、看书理、正文体、崇诗学、习举业。觉罗四明因满族人的特殊身份，学规淡化君臣之义而强调更多的是朱子义理。如在“端士习”中，他提出读书人要知行相须，不能将自己等同于市场中的商贩。在“重师友”中，提出师友应“泛爱亲仁”“和气相处”，扬善隐恶。“泛爱亲仁”出自《论语·学而》“泛爱而亲仁”，体现儒家超越自然血亲的普遍社会伦理关系。在“立课程”中，他不仅强调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并把“四书”“六经”、《通鉴纲目》《近思录》《性理大全》作为诸生学习的重要内容，而且教学生簿册式地安排课程，“勿怠缓，勿急迫”，量力而行，日积月累，学有所成。“如有疑义不明，亦即面相质问，以著教学相长之义”，体现朱子的循序渐进、师生问答的教学方法。在“敦实行”中，他强调朱子的知行观，要求学生把人伦道德贯彻于生活日用之中，不能脱离人伦实践，否则就会失去读书的本意。在“看书理”中，他提出读书要像朱子所说的物我观照，心领神会，不能“泛泛以书博我，而当以我看书”；要“字字句句，实从经文传注涵泳而出，而又一一皆体之于身，验之于心”，才能“吻合无间”，体现朱子的为学功夫。在“正文体”中，他认为“濂、洛、关、闽之理，运王、唐、归、胡之法者，学者尤不可不奉为圭臬”，把程朱理学作为正文体的标准和准则。在“习举业”中，他引用朱子所言“使孔子在今日，也须应举”的观点，认为留心义理之学更能透析细微曲折、发明旨趣。可见，觉罗四明的学规既有理论的高度，又强调实践努力，是一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且深具义理的朱子学规。
  胡建伟的《澎湖文石书院学约》有十条①，即重人伦、端志向、辨理欲、励躬行、尊师友、定课程、读经史、正文体、惜光阴、戒好讼。十条“学约”全面而详细地阐发了朱子思想。在“重人伦”中，他把人伦看成是“学问之大原”，而人伦又以孝为先，是“百行之原”“五伦之本”，是人们必须遵守的普遍或基本的准则。在“端志向”中，他强调立志的重要性。他引用朱子的名言“惟有志之不立，直是无着处”。而立志最重要的是培养道德情操，他说：“世人读书，不志道德而志功名，所向已差了。”如果“以富贵为功名，富贵之外，复有何来？”在“辨理欲”中，他把理与欲看成是与生俱来的本体，理中有欲，欲中有理，但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必须明辨，才能“壁立千仞之上”而不动摇，反映出朱子的理欲观。在“励躬行”中，他重点阐发程朱理学的知行观。他说今天的人都生活在圣贤之后，我未行的都是古人已行、记录在书本上的，读书时要把自己放在书本之内，“不可看作书是书，我是我”“书与我两不相干”，显然是对朱子“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②的继承。在“惜光阴”中，他富有哲理地提醒学生“眼前一刻，即百岁中之一刻”，不可群居燕坐闲谈、耗费时光、荒废时日。同时，对“今日不读有明日，今年不读有明年”的思想提出批评。在“戒好讼”中，他认为学者读书明理，应当心平气和，即使有不平之事，也应“据事直书”，规劝人们通过勤读诗书、端正品行、提高修养、推己及人赢得人们的尊重，这体现儒家德治的精神，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时的闽台学者和渡台官员对胡建伟的善政评价很高，如鳌峰书院讲席朱仕琇在《澎湖纪略》序中说，胡建伟任澎湖通判时“尤尚文教”。台湾知府邹应元在同书序中也说，胡建伟在任时，“境之士庶乐其治”。
  光绪年间，林豪主讲文石书院时，又在胡氏“学约”的基础上，续拟学约八条①，即“经义不可不明”“史学不可不通”“《文选》不可不读”“性理不可不讲”“制义不可无本”“试帖不可无法”“书法不可不习”“礼法不可不守”。其内容也蕴涵朱子理学思想，如在“经义不可不明”中推崇《论语》，肯定古人所言“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正确性；强调研究儒家经典要先读注疏，科举考试“以御纂及朱子说为主脑”。在“史学不可不通”中，把朱子的《资治通鉴纲目》视为治史必读之书。在“性理不可不讲”中，推崇“采择有宋先贤五子之学”的《性理精义》，同时认为《通书》《西铭》《太极图说》词旨深远，是士人学子必读的理学著作。林豪特别强调要读湘军理学家罗泽南的理学著作。罗泽南虽因镇压太平军多为学者病诟，但其理学思想为后人推崇。林豪认为罗泽南之学本于周敦颐，标榜程朱理学，讲论宋儒濂洛关闽之绪，而其门下弟子“类能起而捍大难，踣大憝，亦皆本其师说”。
  林豪要求学生读罗泽南所著理学著作，“苟能明其一义，推而出之，亦足以开物成务”。
  综上所述，台湾书院的学规多融入朱子文化的内容，要求学生广泛研习程朱理学著作，并付诸实行，使之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①〔清〕谢金銮、郑兼才：《续修台湾县志》卷三《学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40种。 ②〔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六十九《沧洲诸儒学案上》，第2281页。 ①〔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四十八《爰延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19页。 ②〔清〕谢金銮、郑兼才：《续修台湾县志》卷三《学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40种。 ①〔清〕林豪：《澎湖厅志》卷四《文事》，台湾文献丛刊第164种。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十二《论语二十四》，第1073页。 ①〔清〕林豪：《澎湖厅志》卷四《文事》，台湾文献丛刊第164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