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社学、义学是台湾初级教育的基本设施，多设在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初级学校在传授儒家思想的同时，也传播朱子文化。
  社学主要是设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学校，比儒学机构更简便也更普遍，且多为渡台官员设立。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知府蒋毓英率先设立三所社学，以教弟子。三十四年（1695），靳治扬调任台湾知府，“尤雅意作人，番童有未知礼义者，立社学，延师教之，民称其德”①。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有新港、麻豆、目加溜湾、肖垄、诸罗山、打狸、哆啰啯、大武垄等社学十一所。蓝鼎元提出发展乡村教育之后，设立社学的地区不断扩大，到乾隆初台湾有社学四十七所。
  义学也称义塾，是官方或富绅创办为孤寒子弟和番社子弟提供教育的机构。康熙二十三年（1684），奉天人杨文泰调任台湾镇总兵，创立义塾，延聘大陆名儒入台施教，又置学田，解决学生读书的费用。四十三年（1704），山东莱阳人宋永清知凤山县事，重修学宫，创义塾，文教以兴。四十六年（1707），从延平知府调任台湾知府的周元文“置义学田，以赡寒士，岁荒详免租课十之三，一切措注悉本实心。台民至今犹思其德”②。乾隆元年（1736），台湾道尹士俍见证了初级教育的发展情况：“各社遵设社学，延师教训番童，讲明礼义，课读诗书……从前各社中有习红毛字者……今则簿籍皆用汉字。每至一社，番童各执所读经书文章，背诵以邀赏……”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短短百年中，台湾少数民族就从习荷语荷文转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轨道上来，可谓成效斐然。
  社学、义学根据生童年龄分阶段进行教学，除有儒家经典外，多数以朱子《小学》和朱子所注著作为教材。《淡水厅志》载：“番民之子弟，择秀颖者，入学读书。宣讲圣谕广训，授以朱子《小学》，熟后，再令习经札。”④朱子所撰《小学》是一部专门进行伦理教育的启蒙教材。此书分六类，内外两篇，有立教、明伦、敬身、鉴古、嘉言、善行六个部分，记载了夏商和汉代以后历代贤人的嘉言善行。明代理学大师、河东学派创始人薛瑄用仁义礼智信概括这部书的思想内容。以朱子《小学》教育少数民族子弟，就是从小培养他们洒扫应对、进退、尊长的习惯，并对“六艺”有初步的体察和认识。道光二十年（1840），升任淡水同知的曹谨还创新方式，把《孝经》、朱子《小学》刊发给蒙塾童生诵读。连横说：“四民之子，凡年七八岁皆入书房，蒙师坐而教之。先读《三字经》或《千字文》，既毕，乃授以四子书，严其背诵，且读朱注，为将来考试之资。”①可见，台湾各类初级学校都把朱子学、朱子文化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只不过教学的过程是由浅到深，由做事到循理，先教《三字经》《千字文》和朱子《小学》，继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在此基础上学习朱子注释的各种理学著作，为科举作准备。
  社学、义学传播朱子学，以澎湖通判胡建伟记述最为详细，成果也最为丰硕。他在任职通判两年后对当地教育进行总结时说，他在澎湖履职时，深入各澳必到社学，亲自指点，即使是蒙童小馆，也必亲到。对能背诵经书、讲解字义的生童，给予纸、笔、钱等物质奖励；对才智突出的生童，教授程氏课程、“四书”、“五经”、《小学》《近思录》《性理纲目》等内容，“以端其心术、正其识见”②。澎湖过去读书人少，经过两年教育“渐见鼓舞，各澳皆有书声”。③可见，澎湖社学教学内容几乎与厅、县儒学相近，而且收到“事半而功倍”④的效果。
  但是，清统一台湾后，因台湾民众一时没有适应体制的变化和某些官员施政的失误，导致农民起义不断，加之劫匪倡乱，社学、义塾多有毁坏。同治八年（1869），蒲门（今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蒲城乡）人金东给分巡台湾兵备道黎兆棠《上某兵备论治台书》，提出“治台四宜”条陈，其中在“宜推广学校，以隆教化而革恶习”中，不仅提出要重修学校，恢复旧观，而且对学校设置、教师延聘和教学内容提出规划。他说：查台湾各属，有书院，有社学，即各土番亦皆先立有学。惟经兵燹，存废难知。当饬查明应修应造，或官为经理，或劝其自修，斟酌行之，俾复旧观。并饬各属确查，毋论民番市镇、远近乡村，但聚居自百家至五百家者，即设立社学一所；过五百家至千家者，为设二所；不及者就近附学，欲自设者听之。每所有学堂，有讲堂。应需经费，先尽就地捐助，然后官为补足。除在城书院照常延请山长月课时文、诗赋外，其余每一社学聘设掌教主讲正副各一人，以本地文行兼优、声音洪亮者为之。掌教专教朱子《小学》，渐及四书经传，并教以拜跪揖让之仪、进退应对之节，以敦初习。其秀出班行者，再教以文赋。俟其词意优通，遣赴书院考录。所有学规格式，由官拟颁遵行。主讲朔望恭讲圣谕广训，地方文武各官，皆须亲到就近社学随同宣讲。……每日早晚，则讲前修穆行与先哲格言以训其俗。……今为广立社学以教为化，富劝于讲，使父老日夕所闻无非仁义之言，子弟终岁所习尽是圣贤之语，彼虽顽石，亦应点头。况具有鲁朴之本性，自易去犷悍之奋习；因其士庶之富饶，尤易兴起于礼义。实心实力，教之数年，海滨必可成邹鲁，习俗岂复虞好乱？①社学多设在广大乡村，分布面广，而且除了官府外还鼓励自设社学，朱子学、朱子文化可以通过学校向社会大众传播。尽管这一规划因黎兆棠被弹劾离职未付诸实施，但朱子学在台湾社学、义学得到传播却没有中断。如日本强占时期，台湾一些家庭子弟白天在日本人开办的学校读日文，晚上在家自学“四书”和朱子著作。辜振甫的老师辜恩捷说：“中国文字，字字都有意涵，一切都有所本。读古人学术用字，艺文当以杜甫、韩愈为本；义理或逻辑则应依孟子、朱子……”辜恩捷给辜家子弟传授“四书”、“五经”和朱子学，为他们种下“喜爱中国文学和崇尚儒家学说的思想的根苗”，②使得辜振甫成为当代著名的儒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