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这里的儒学是以传播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机构，而朱子学与儒家学说一脉相承。因此儒学在实施儒家思想教育的同时，也传播朱子理学。
  清代台湾儒学采取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从府学开始向厅、县延伸。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厦道周昌和首任台湾知府蒋毓英，将郑氏旧址改为台湾府学，这是清代台湾最高学府。其后每增添一县一厅即增设县学或厅学，构成府、厅、县三级儒学。这些教育机构传播朱子文化可以从碑文、藏书、教学三个方面体现。
  （1）碑文体现。碑文是刻在石碑上的记事文章，用以记录事迹经过、宣扬意义、阐发宗旨，让世人瞻仰铭记。陈瑸在经理台湾时为儒学写过多篇碑记，如《重修台湾府学文庙碑记》《重修台湾县学文庙碑记》。在《重修台湾县学文庙碑记》中，他引用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言“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自勉，以自己的经历言传身教。他认为自己重修县学文庙并不是想争功邀赏，但朝廷对有惠于民、有功于国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从台湾知县，升为偏沅巡抚，又升台厦兵备道，再升福建巡抚，证明自己所说的“不计功而未尝无功，不谋利而未尝不利”的正确性，体现了儒家“君子取之有道”的思想。
  诸多碑记中，以《台邑明伦堂碑记》阐发朱子思想最为深刻。碑文开篇就强调儒家的人伦思想，陈瑸说：“自有人类，即有人心；有人心，即有人理；有人理，即若天造地设而有明伦堂。”①陈瑸从人伦、人理、人心、人类层层递进阐释，把人伦看成是人理所存，人理是人心所存，人心是人类所存。人伦先天而形成，与生俱来，有人有心便有理，有理就有人伦，体现了朱子人伦天理观的思想。儒家倡导的伦理是“仁”的具体体现，而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中有“仁”，无“仁”之人不配称为人。陈瑸继承朱子“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②的仁人观，把人看作是“物”与“仁”的结合体。他说：“苟斯堂之不立，则士子讲经无地，必至人伦不明，天理泯而人心昧，将不得为人类矣！”③陈瑸强调“五经”与“五伦”相表里，学生要通过“五经”的学习变化气质，反对追求功名利禄，要求学生“为端人、为正士，勿或徒习文艺、恣睢佻达，以致败名丧检，为斯堂羞！”④蔡世远的《重修诸罗县学碑记》也是一篇具有义理蕴涵的佳作。这篇碑记作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是蔡世远在福州鳌峰书院院长任上受陈瑸请托所作。蔡世远很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能耐，只是听鳌峰书院的朋友们说，“诚”是君子的治学原则，接着对程朱理学涵养心性的功夫说进行深入的阐述。他认为“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原”⑤，是纯粹至善的美德。
  他又把“诚”看作是立志的基础，说“人之不诚者，无志者也；人之无志者，由不能尽其诚者也”①。相反，能尽其诚，“则舜可法而文王可师也”。蔡世远也继承程朱理学“涵养须用敬”的主敬功夫，认为主敬可以涵养本源，通过格物致知、积累渐进、日用切己、主敬涵养的下学功夫，上达至“返其本，思其终”，对纲常伦理笃信笃行。因此，蔡世远既重视书本知识，又强调日用践履，他引用朱子所言：“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不然，虽广求博取奚益哉。”②蔡世远说诸罗治化三十多年来，巨公名人相继在此担任地方长官，他们“萃一邑之秀于明伦堂，相与讲经书之要旨、体宋儒之微言，告之以立诚之方、读书之要、伦理之修”③。蔡世远对诸罗地方人文风气的赞誉，让我们看到渡台官员和当地文达贤士如同朱子与其弟子相与论学的场景。
  （2）藏书体现。元代朱子学正式成为官方哲学思想，理学著作是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台湾儒学要培养儒家所要求的人才，朱子思想不可不学，朱子理学著作自然是藏书的重点。
  台湾志书记载儒学藏书中有许多朱子理学著作。如台湾县学的藏书除了有《十三经注疏》《圣谕广训》《御制训饬士子文》等儒家必备的典籍外，还有《小学纂注》《近思录集解》《大学衍义辑要》《大学衍义补辑要》《小学实义》《豫章学约》《人臣儆思录》《鳌峰书院条规》《鳌峰书院讲录》等。淡水儒学除了有《十三经注疏》《史记》外，还有张伯行所刻正谊堂本四十四种程朱理学著作，如《周濂溪集》《二程文集》《濂洛关闽书》《张横渠集》《杨龟山集》《罗豫章集》《李延平集》《朱子文集》《伊洛渊源录》《黄勉斋集》《真西山集》《熊勿轩集》《朱子语类》等。
  说台湾儒学藏书不能不提闽北的袁宏仁，因为他在台湾教育史上有多个首创。袁宏仁（一说袁弘仁），字醇一，建阳人。廪贡，任福州府学训导六年。雍正十二年（1734）台湾府学设训导时首任此职，其间不仅捐资重修朱文公祠、筑草亭，为诸生讲学，而且为这所学府购捐书籍数百册。谢金銮、郑兼才说，袁宏仁“以台处海外，士子得书维艰，复捐俸购古今载籍计六百余本，藏于学宫，俾诸生得肆力闳览”①。袁宏仁所作《藏书记》记载更详：余谬膺经选，司训福庠六载；值台阳新设训席，遂调是任。仰怀圣明，无时不兢兢以作人为念也。窃见台地遥隔海天，人材蔚起，而博洽尚鲜其人。揆厥所由，盖各庠向无藏书，即书肆亦罕售购；虽有聪敏之质，欲求淹贯，庸可得乎？爰置古今载籍六百余本，贮之廨中，以资诸生借览；令优生二人掌之，俾永久勿失。②上述记载除了“认识”袁宏仁勤勉力教外，还为我们提供了多条信息：一是清代台湾出版印刷业落后，学校所需教材多从大陆进口。二是袁宏仁所捐之书估计多来自闽北、福州地区，因为他是建阳人，又在福州府学任过职，有购书的便利条件。三是袁宏仁之前，台湾儒学没有藏书，他是第一位捐书者。而藏书改变了学校的教学方法，士人学子从课堂受教向自学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袁宏仁是改变台湾教学方法的第一人。袁宏仁还想继续捐书，只因“寒毡力绌，未能多蓄，第以是为权舆也。四库五车之富，端有望于后之君子”③。即希望自己的善举能成为后人的榜样，给台湾府学捐赠更多的书籍，所以后人评价说“台人知学，由宏仁始”④。
  （3）教学体现。清代台湾师资缺乏，各类学校所需教师多从福建选派。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乾隆三十九年（1774）清廷议准：“至台湾府学训导及台湾、凤山、诸罗、彰化等四县各教谕、训导，遇有缺出，先尽漳、泉七学调缺教职内拣调；倘或不敷或人地未宜，仍于通省教职内一体拣选调补。”实际上，闽北的教育经验丰富，早在此项政策之前，闽北延、建、邵三府就有大批深谙朱子学的教职入台任教。
  但是教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闽台诸多史料难尽渡台教职在儒学教学的事迹，值得一提的只有陆登选。陆登选，字文宣，号缄斋，建宁府瓯宁县（今福建省建瓯市）人。康熙二十六年（1687）举人，任长乐县学教谕，四十三年（1704）调补台湾县学教谕。台湾贡生陈文达《台湾学博陆公去思碑记》对陆登选传授朱子学事迹有如下记载：夫子秉铎台邑，四稔于兹矣！风厉有方，台之人士学崇经术、行遵先民，自我夫子始。
  夫子为建州名宿，早掇巍科；以迎养便，就长乐谕，善于其职。学院沈公考校诸广文，以夫子为全闽最。会台邑学缺，大中丞特疏改调吾台。夫子念吾太师祖春秋高，三上陈情书，不允，始东渡就职。其教人以德行为先，不事浮华；日惟集诸生阐明程、朱奥义及先正作文关键，月课品题。凡抠衣来前者，咸各得其意而去。
  昔欧阳子持文衡，力辟新体，而后有宋一代之文复归醇古。今台属四庠之士，绝去奇邪文体、一归于正者，夫子力也。①碑记还有一些内容，这里只摘录陆登选的籍地、身份、渡台经过及在台湾县学的教学内容和作风品格。“以德行为先”就是重视儒家的道德伦理教育，这是宋代闽北理学家始终强调的核心，而“程、朱奥义”就是程朱理学精义。不仅如此，陆登选还给学生传授先儒先贤的作文方法，每月定期考核学习情况，评论优劣，定其高下。在他的教育下，台湾士人“学崇经术、行遵先民”，而四所儒学学生的文体也“一归于正”。说明包括府学在内的台湾、凤山、诸罗四儒学都采用陆氏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陆登选在台湾数年，高风亮节，为人师表，“淡泊自持，恪守古训，非道不取，见义必为”②。陈文达说：“今师已荣迁浙水矣。诸生企慕情深，无缘立雪；爰述其梗概以贞诸珉，用当山斗之仰云尔。”③陆氏在台湾县学传播朱子学，深得学子的爱戴。他离开后，“诸生企慕情深，无缘立雪”，于是陈文达写下这篇表达师生之情的碑记，在闽台教育史上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