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清统一台湾后，不仅建立与大陆相适应的教育体系，而且从大陆尤其是福建调派学人到台湾担任教职，朱子文化由官府主导在台湾儒学、义学、社学、书院各类学校全面传播。
  1．儒学传播。这里的儒学是以传播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机构，而朱子学与儒家学说一脉相承。因此儒学在实施儒家思想教育的同时，也传播朱子理学。
  清代台湾儒学采取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从府学开始向厅、县延伸。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厦道周昌和首任台湾知府蒋毓英，将郑氏旧址改为台湾府学，这是清代台湾最高学府。其后每增添一县一厅即增设县学或厅学，构成府、厅、县三级儒学。这些教育机构传播朱子文化可以从碑文、藏书、教学三个方面体现。
  （1）碑文体现。碑文是刻在石碑上的记事文章，用以记录事迹经过、宣扬意义、阐发宗旨，让世人瞻仰铭记。陈瑸在经理台湾时为儒学写过多篇碑记，如《重修台湾府学文庙碑记》《重修台湾县学文庙碑记》。在《重修台湾县学文庙碑记》中，他引用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言“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自勉，以自己的经历言传身教。他认为自己重修县学文庙并不是想争功邀赏，但朝廷对有惠于民、有功于国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从台湾知县，升为偏沅巡抚，又升台厦兵备道，再升福建巡抚，证明自己所说的“不计功而未尝无功，不谋利而未尝不利”的正确性，体现了儒家“君子取之有道”的思想。
  诸多碑记中，以《台邑明伦堂碑记》阐发朱子思想最为深刻。碑文开篇就强调儒家的人伦思想，陈瑸说：“自有人类，即有人心；有人心，即有人理；有人理，即若天造地设而有明伦堂。”①陈瑸从人伦、人理、人心、人类层层递进阐释，把人伦看成是人理所存，人理是人心所存，人心是人类所存。人伦先天而形成，与生俱来，有人有心便有理，有理就有人伦，体现了朱子人伦天理观的思想。儒家倡导的伦理是“仁”的具体体现，而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中有“仁”，无“仁”之人不配称为人。陈瑸继承朱子“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②的仁人观，把人看作是“物”与“仁”的结合体。他说：“苟斯堂之不立，则士子讲经无地，必至人伦不明，天理泯而人心昧，将不得为人类矣！”③陈瑸强调“五经”与“五伦”相表里，学生要通过“五经”的学习变化气质，反对追求功名利禄，要求学生“为端人、为正士，勿或徒习文艺、恣睢佻达，以致败名丧检，为斯堂羞！”④蔡世远的《重修诸罗县学碑记》也是一篇具有义理蕴涵的佳作。这篇碑记作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是蔡世远在福州鳌峰书院院长任上受陈瑸请托所作。蔡世远很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能耐，只是听鳌峰书院的朋友们说，“诚”是君子的治学原则，接着对程朱理学涵养心性的功夫说进行深入的阐述。他认为“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原”⑤，是纯粹至善的美德。
  他又把“诚”看作是立志的基础，说“人之不诚者，无志者也；人之无志者，由不能尽其诚者也”①。相反，能尽其诚，“则舜可法而文王可师也”。蔡世远也继承程朱理学“涵养须用敬”的主敬功夫，认为主敬可以涵养本源，通过格物致知、积累渐进、日用切己、主敬涵养的下学功夫，上达至“返其本，思其终”，对纲常伦理笃信笃行。因此，蔡世远既重视书本知识，又强调日用践履，他引用朱子所言：“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不然，虽广求博取奚益哉。”②蔡世远说诸罗治化三十多年来，巨公名人相继在此担任地方长官，他们“萃一邑之秀于明伦堂，相与讲经书之要旨、体宋儒之微言，告之以立诚之方、读书之要、伦理之修”③。蔡世远对诸罗地方人文风气的赞誉，让我们看到渡台官员和当地文达贤士如同朱子与其弟子相与论学的场景。
  （2）藏书体现。元代朱子学正式成为官方哲学思想，理学著作是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台湾儒学要培养儒家所要求的人才，朱子思想不可不学，朱子理学著作自然是藏书的重点。
  台湾志书记载儒学藏书中有许多朱子理学著作。如台湾县学的藏书除了有《十三经注疏》《圣谕广训》《御制训饬士子文》等儒家必备的典籍外，还有《小学纂注》《近思录集解》《大学衍义辑要》《大学衍义补辑要》《小学实义》《豫章学约》《人臣儆思录》《鳌峰书院条规》《鳌峰书院讲录》等。淡水儒学除了有《十三经注疏》《史记》外，还有张伯行所刻正谊堂本四十四种程朱理学著作，如《周濂溪集》《二程文集》《濂洛关闽书》《张横渠集》《杨龟山集》《罗豫章集》《李延平集》《朱子文集》《伊洛渊源录》《黄勉斋集》《真西山集》《熊勿轩集》《朱子语类》等。
  说台湾儒学藏书不能不提闽北的袁宏仁，因为他在台湾教育史上有多个首创。袁宏仁（一说袁弘仁），字醇一，建阳人。廪贡，任福州府学训导六年。雍正十二年（1734）台湾府学设训导时首任此职，其间不仅捐资重修朱文公祠、筑草亭，为诸生讲学，而且为这所学府购捐书籍数百册。谢金銮、郑兼才说，袁宏仁“以台处海外，士子得书维艰，复捐俸购古今载籍计六百余本，藏于学宫，俾诸生得肆力闳览”①。袁宏仁所作《藏书记》记载更详：余谬膺经选，司训福庠六载；值台阳新设训席，遂调是任。仰怀圣明，无时不兢兢以作人为念也。窃见台地遥隔海天，人材蔚起，而博洽尚鲜其人。揆厥所由，盖各庠向无藏书，即书肆亦罕售购；虽有聪敏之质，欲求淹贯，庸可得乎？爰置古今载籍六百余本，贮之廨中，以资诸生借览；令优生二人掌之，俾永久勿失。②上述记载除了“认识”袁宏仁勤勉力教外，还为我们提供了多条信息：一是清代台湾出版印刷业落后，学校所需教材多从大陆进口。二是袁宏仁所捐之书估计多来自闽北、福州地区，因为他是建阳人，又在福州府学任过职，有购书的便利条件。三是袁宏仁之前，台湾儒学没有藏书，他是第一位捐书者。而藏书改变了学校的教学方法，士人学子从课堂受教向自学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袁宏仁是改变台湾教学方法的第一人。袁宏仁还想继续捐书，只因“寒毡力绌，未能多蓄，第以是为权舆也。四库五车之富，端有望于后之君子”③。即希望自己的善举能成为后人的榜样，给台湾府学捐赠更多的书籍，所以后人评价说“台人知学，由宏仁始”④。
  （3）教学体现。清代台湾师资缺乏，各类学校所需教师多从福建选派。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乾隆三十九年（1774）清廷议准：“至台湾府学训导及台湾、凤山、诸罗、彰化等四县各教谕、训导，遇有缺出，先尽漳、泉七学调缺教职内拣调；倘或不敷或人地未宜，仍于通省教职内一体拣选调补。”实际上，闽北的教育经验丰富，早在此项政策之前，闽北延、建、邵三府就有大批深谙朱子学的教职入台任教。
  但是教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闽台诸多史料难尽渡台教职在儒学教学的事迹，值得一提的只有陆登选。陆登选，字文宣，号缄斋，建宁府瓯宁县（今福建省建瓯市）人。康熙二十六年（1687）举人，任长乐县学教谕，四十三年（1704）调补台湾县学教谕。台湾贡生陈文达《台湾学博陆公去思碑记》对陆登选传授朱子学事迹有如下记载：夫子秉铎台邑，四稔于兹矣！风厉有方，台之人士学崇经术、行遵先民，自我夫子始。
  夫子为建州名宿，早掇巍科；以迎养便，就长乐谕，善于其职。学院沈公考校诸广文，以夫子为全闽最。会台邑学缺，大中丞特疏改调吾台。夫子念吾太师祖春秋高，三上陈情书，不允，始东渡就职。其教人以德行为先，不事浮华；日惟集诸生阐明程、朱奥义及先正作文关键，月课品题。凡抠衣来前者，咸各得其意而去。
  昔欧阳子持文衡，力辟新体，而后有宋一代之文复归醇古。今台属四庠之士，绝去奇邪文体、一归于正者，夫子力也。①碑记还有一些内容，这里只摘录陆登选的籍地、身份、渡台经过及在台湾县学的教学内容和作风品格。“以德行为先”就是重视儒家的道德伦理教育，这是宋代闽北理学家始终强调的核心，而“程、朱奥义”就是程朱理学精义。不仅如此，陆登选还给学生传授先儒先贤的作文方法，每月定期考核学习情况，评论优劣，定其高下。在他的教育下，台湾士人“学崇经术、行遵先民”，而四所儒学学生的文体也“一归于正”。说明包括府学在内的台湾、凤山、诸罗四儒学都采用陆氏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陆登选在台湾数年，高风亮节，为人师表，“淡泊自持，恪守古训，非道不取，见义必为”②。陈文达说：“今师已荣迁浙水矣。诸生企慕情深，无缘立雪；爰述其梗概以贞诸珉，用当山斗之仰云尔。”③陆氏在台湾县学传播朱子学，深得学子的爱戴。他离开后，“诸生企慕情深，无缘立雪”，于是陈文达写下这篇表达师生之情的碑记，在闽台教育史上传为佳话。
  2．社学义学传播。社学、义学是台湾初级教育的基本设施，多设在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初级学校在传授儒家思想的同时，也传播朱子文化。
  社学主要是设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学校，比儒学机构更简便也更普遍，且多为渡台官员设立。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知府蒋毓英率先设立三所社学，以教弟子。三十四年（1695），靳治扬调任台湾知府，“尤雅意作人，番童有未知礼义者，立社学，延师教之，民称其德”①。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有新港、麻豆、目加溜湾、肖垄、诸罗山、打狸、哆啰啯、大武垄等社学十一所。蓝鼎元提出发展乡村教育之后，设立社学的地区不断扩大，到乾隆初台湾有社学四十七所。
  义学也称义塾，是官方或富绅创办为孤寒子弟和番社子弟提供教育的机构。康熙二十三年（1684），奉天人杨文泰调任台湾镇总兵，创立义塾，延聘大陆名儒入台施教，又置学田，解决学生读书的费用。四十三年（1704），山东莱阳人宋永清知凤山县事，重修学宫，创义塾，文教以兴。四十六年（1707），从延平知府调任台湾知府的周元文“置义学田，以赡寒士，岁荒详免租课十之三，一切措注悉本实心。台民至今犹思其德”②。乾隆元年（1736），台湾道尹士俍见证了初级教育的发展情况：“各社遵设社学，延师教训番童，讲明礼义，课读诗书……从前各社中有习红毛字者……今则簿籍皆用汉字。每至一社，番童各执所读经书文章，背诵以邀赏……”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短短百年中，台湾少数民族就从习荷语荷文转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轨道上来，可谓成效斐然。
  社学、义学根据生童年龄分阶段进行教学，除有儒家经典外，多数以朱子《小学》和朱子所注著作为教材。《淡水厅志》载：“番民之子弟，择秀颖者，入学读书。宣讲圣谕广训，授以朱子《小学》，熟后，再令习经札。”④朱子所撰《小学》是一部专门进行伦理教育的启蒙教材。此书分六类，内外两篇，有立教、明伦、敬身、鉴古、嘉言、善行六个部分，记载了夏商和汉代以后历代贤人的嘉言善行。明代理学大师、河东学派创始人薛瑄用仁义礼智信概括这部书的思想内容。以朱子《小学》教育少数民族子弟，就是从小培养他们洒扫应对、进退、尊长的习惯，并对“六艺”有初步的体察和认识。道光二十年（1840），升任淡水同知的曹谨还创新方式，把《孝经》、朱子《小学》刊发给蒙塾童生诵读。连横说：“四民之子，凡年七八岁皆入书房，蒙师坐而教之。先读《三字经》或《千字文》，既毕，乃授以四子书，严其背诵，且读朱注，为将来考试之资。”①可见，台湾各类初级学校都把朱子学、朱子文化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只不过教学的过程是由浅到深，由做事到循理，先教《三字经》《千字文》和朱子《小学》，继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在此基础上学习朱子注释的各种理学著作，为科举作准备。
  社学、义学传播朱子学，以澎湖通判胡建伟记述最为详细，成果也最为丰硕。他在任职通判两年后对当地教育进行总结时说，他在澎湖履职时，深入各澳必到社学，亲自指点，即使是蒙童小馆，也必亲到。对能背诵经书、讲解字义的生童，给予纸、笔、钱等物质奖励；对才智突出的生童，教授程氏课程、“四书”、“五经”、《小学》《近思录》《性理纲目》等内容，“以端其心术、正其识见”②。澎湖过去读书人少，经过两年教育“渐见鼓舞，各澳皆有书声”。③可见，澎湖社学教学内容几乎与厅、县儒学相近，而且收到“事半而功倍”④的效果。
  但是，清统一台湾后，因台湾民众一时没有适应体制的变化和某些官员施政的失误，导致农民起义不断，加之劫匪倡乱，社学、义塾多有毁坏。同治八年（1869），蒲门（今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蒲城乡）人金东给分巡台湾兵备道黎兆棠《上某兵备论治台书》，提出“治台四宜”条陈，其中在“宜推广学校，以隆教化而革恶习”中，不仅提出要重修学校，恢复旧观，而且对学校设置、教师延聘和教学内容提出规划。他说：查台湾各属，有书院，有社学，即各土番亦皆先立有学。惟经兵燹，存废难知。当饬查明应修应造，或官为经理，或劝其自修，斟酌行之，俾复旧观。并饬各属确查，毋论民番市镇、远近乡村，但聚居自百家至五百家者，即设立社学一所；过五百家至千家者，为设二所；不及者就近附学，欲自设者听之。每所有学堂，有讲堂。应需经费，先尽就地捐助，然后官为补足。除在城书院照常延请山长月课时文、诗赋外，其余每一社学聘设掌教主讲正副各一人，以本地文行兼优、声音洪亮者为之。掌教专教朱子《小学》，渐及四书经传，并教以拜跪揖让之仪、进退应对之节，以敦初习。其秀出班行者，再教以文赋。俟其词意优通，遣赴书院考录。所有学规格式，由官拟颁遵行。主讲朔望恭讲圣谕广训，地方文武各官，皆须亲到就近社学随同宣讲。……每日早晚，则讲前修穆行与先哲格言以训其俗。……今为广立社学以教为化，富劝于讲，使父老日夕所闻无非仁义之言，子弟终岁所习尽是圣贤之语，彼虽顽石，亦应点头。况具有鲁朴之本性，自易去犷悍之奋习；因其士庶之富饶，尤易兴起于礼义。实心实力，教之数年，海滨必可成邹鲁，习俗岂复虞好乱？①社学多设在广大乡村，分布面广，而且除了官府外还鼓励自设社学，朱子学、朱子文化可以通过学校向社会大众传播。尽管这一规划因黎兆棠被弹劾离职未付诸实施，但朱子学在台湾社学、义学得到传播却没有中断。如日本强占时期，台湾一些家庭子弟白天在日本人开办的学校读日文，晚上在家自学“四书”和朱子著作。辜振甫的老师辜恩捷说：“中国文字，字字都有意涵，一切都有所本。读古人学术用字，艺文当以杜甫、韩愈为本；义理或逻辑则应依孟子、朱子……”辜恩捷给辜家子弟传授“四书”、“五经”和朱子学，为他们种下“喜爱中国文学和崇尚儒家学说的思想的根苗”，②使得辜振甫成为当代著名的儒家学者。
  3．书院传播。书院在大陆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在清代的台湾还是新鲜事物。因康熙帝推崇朱子和朱子学，作为朱子文化传播的载体——书院在两岸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中传入台湾。
  朱子学自宋代以后成为官方哲学，清初朱子学的独尊地位更加显赫。雍正时期，朝廷下诏建立省会书院，朱子学从以往多由民间传播向官方主导转变，书院从隐藏山林向都市转变。台湾书院的创建显示这一变化的特点：由官方向民间推动，由城市向乡村发展，形成自上而下官办、民办、官民合办的发展模式。康熙中期以前，台湾出现定坊、镇北坊、弥陀室、竹溪等义学性质的书院。康熙四十三年（1704）台湾知府卫台揆在台南创建崇文书院，真正意义的书院开始形成。到光绪十九年（1893），除四所为矫正闽、粤乡音奉文所设的书院外，台湾共有涉及朱子理学的书院四十九所（李镇岩《台湾的书院》一书说六十二所），其中相当部分由官方出资或官绅合建。
  诸多官建的书院中，以海东、仰山、文开书院与福建渊源最深，因为这三所书院或与福州书院交流，或以闽北理学家字号命名，或祭祀的祝文中多提到建阳和朱子。海东书院创建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创建者是台厦兵备道梁文煊，是与崇文、奎楼、蓬壶并列的台南四大书院之一，也是全台最具规模的书院。这所书院的制度、学规学训、课程设置、考课制度都沿袭福州鳌峰书院。道光初，海东书院重修时，台巡道孔昭虔撰写《重修海东书院碑记》，大力宣扬闽台理学渊源。他说：“余于道光四年（1824）奉命来台，每至书院必诏肄业诸生曰：‘闽省自唐以后，始有闻人；然理学之盛，莫过于闽。……溯闽学之上继濂、洛，皆由先立乎诚……’”①不仅如此，海东书院还多与鳌峰书院交流，如鳌峰书院山长蔡世远为诸罗县学重修撰写碑记外，另一位山长丁莲也应邀到台湾讲学。台湾士子更以能就读鳌峰书院为荣，如淡水举人李藩岳就是鳌峰书院山长郭柏荫的学生；嘉义人陈震曜、台南人黄本渊还在鳌峰书院担任监理之职。榕台书院师生交流，推动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仰山书院在噶玛兰（今台湾省宜兰县），创建者为杨廷理。杨廷理，字双梧，广西马平人。以拔贡生知侯官县，嘉庆十六年（1811）署淡水同知，后升任台湾道、台湾知府。任内设噶玛兰厅，三次入兰考察，“以宋杨龟山为闽学之宗”创建书院，并以仰山（仰慕龟山之意）命名。仰山书院还受鳌峰书院所赠百部理学典籍。文开书院在彰化县鹿仔港，倡建者为邓传安。邓传安，字菽原，号鹿耕，江西浮梁（今江西省景德镇市）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道光元年（1821）任闽县知县。道光二年（1822）入台，先后担任鹿仔港海防同知、北路理番同知、台湾知府、分巡台湾兵备道等职。在鹿港海防同知任上，见当地学子没有地方读书，“捐五百金”与鹿港“八郊”富绅共同创建书院，并以“文开”命名，以纪念台湾汉学先贤沈光文。在书院祭祀五子祠祝文中，邓传安阐述道统的由来和创建文开书院的目的；在《新建鹿仔港文开书院记》中，邓传安说：“若如郑注，则惟建阳之祀朱子，可称国故。……昔朱子谆谆以行仁义、存忠孝勉人。”①“国故”即国家固有的学术，属于学术形态的传统文化。邓传安认为，台湾是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成员之一，承袭朱子理学理所应当。
  官学化的特点不仅是官员热心创办书院，而且受聘担任书院山长院长，对书院进行直接管理。如胡建伟，广东三水人，乾隆十年（1745）进士。三十一年（1766）任澎湖通判，创建文石书院，并兼任首届山长。蒋镛，字怿葊，湖北黄梅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补连江县令。道光元年（1821）任澎湖通判，因文石书院倾圮，自任山长并以学生所赠拜师酬金修建书院。
  曹士桂，字馥堂，云南文山人，道光二年（1822）举人。二十五年（1845）升鹿港同知，后署淡水厅事。二十七年（1847），淡水文甲书院更名为学海书院，曹士桂自任院长。台湾书院山长院长以福建学者和渡台士绅为多。如曾光斗，福建古田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光绪初应张梦元之邀赴台，任引心书院院长三年，门人数百人。陈淑均，字友松，福建晋江人，咸丰二十一年（1871）举人。道光十年（1830）聘为仰山书院山长，十八年（1838）入主文开书院。柯龙章，长乐（今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道光、咸丰间掌教崇文书院。同治初至九年，建宁贡生何云龙、福州举人林寿祺、福州秀才姚宝年先后担任仰山书院院长。晋江人施琼芳、施士洁父子悉心文教、子承父业更在闽台两地传为佳话。施琼芳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主持海东书院院务，并与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徐宗干对书院教学进行改革。光绪十二年（1886），其子施士洁也应台湾巡抚唐景崧之请出任海东书院山长。
  在官方的推动下，台湾士绅、邑民、学子纷纷加入创办书院的行列，或与官方合办书院。如凤山县的凤阁书院，创办于乾隆十二年（1747），是见诸史料的第一所民办书院。嘉义的龙门书院，创建于乾隆十八年（1753），创建者为贡生郑海生，廪生吴嘉会，富绅张良源、陈子芳。凤山县的萃文书院，创建于嘉庆十七年（1812），创建者为贡生黄玉峰、监生萧作文。此外，凤山凤仪、南投蓝田、彰化振文、员林兴贤、苗栗英才和磺溪、和美道东、草屯登瀛、淡水明志等都是民建或官民合建的书院。这些书院有些从义学、私塾转变而来，有些从文社转变而来，如淡水明志书院的前身是贡生胡焯猷所设的义学。胡焯猷，字攀林，祖籍福建永定。乾隆初移居淡水新庄垦荒，因“念淡水文风未启，乡里子弟无可就傅”①，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自设义塾，名曰“明志”。淡水同知胡邦翰赞许他的善举，将义塾改为书院。
  振文书院初称文昌阁、文祠，内设“振文社”，嘉庆十八年（1813）重建时改为振文书院。台南引心书院原为博通经传、好宋儒书的陈震曜与当地少年所创的引心文社，嘉庆十五年（1810）改为引心书院，光绪十二年（1886）改为蓬壶书院。苗栗云梯书院原为刘永长创办的私塾，道光二十年（1840）永长之弟献地，扩建为学堂称云梯书院。大肚磺溪书院的前身是社学，后来发展为义学，光绪十三年（1887）当地士绅赵顺芳之子赵壁兴与蔡灿云、张锦上等在此创建书院，两年后改为磺溪书院，成为大肚下堡地区的文化摇篮。
  台湾书院建筑多为闽南式，书院文化形态以传播朱子理学为主，其中楹联多表达传统儒学和朱子理学思想。振文书院有联曰：“耀宰文衡，璧合奎连光宇宙；顺登科第，龙飞虎变会风云”，全联意为科举造就杰出人才，他们的光辉照耀宇宙，莘莘学子为取得功名搏击科场。又联曰：“德教萃螺阳，义路礼门崇庙貌；衣冠隆海国，升堂入室蔚人文。”全联是说道德的教化荟萃于螺阳，以儒学、朱子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明东传台湾。振文书院以“振”为首字的楹联更多，如“振采扬莳，香飘翰苑；文光德耀，照彻天垣。”全联意为读书向学蔚然成风，振文书院是墨香荟萃之地；文章光彩，道德显耀，照亮整个天空。又：“振聩发聋，共沐春风化雨；文林学海，允期起凤腾蛟。”上联是说清领台湾时期，儒学、朱子学成为强势文化，四海之滨莫非王学；下联是说台湾各种教育的发展，培育出众多人才。道东书院的“道东”取王道、朱子学东传之意。有楹联曰：“集解析疑，传斯文正印；继往开来，为万世宗师。”意为朱子注释儒家经典，使绝续千年的儒学成为正统之学；朱子集濂、洛、关诸学之大成，成为孔孟之后的一代宗师。明志书院有一幅佚名楹联：左为“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传圣道应尊朱夫子”，右为“舍宅作祠捐资兴学惠乡里当效胡先生”，横批为“明德惟馨景行壮志”。比喻具有崇高道德思想的人受人们仰慕，光明正大的行为是人们的行动准则，对朱子兴教精神和胡焯猷造福乡里的善举作了一明确适切的褒扬。
  “闽学追鲁邹，东宁昧如障；当为延名儒，来兹开绛帐。”①蓝鼎元的诗歌道出了闽台朱子学和书院的深厚渊源。

①〔清〕王礼、陈文达：《台湾县志·艺文志十》，台湾文献丛刊第103种。 ②〔宋〕朱熹：《孟子集注》卷十四《尽心章句下》，《四书章句集注》，第275页。 ③〔清〕王礼、陈文达：《台湾县志·艺文志十》，台湾文献丛刊第103种。 ④〔清〕王礼、陈文达：《台湾县志·艺文志十》，台湾文献丛刊第103种。 ⑤〔清〕蔡世远：《重修诸罗县学碑记》，《台湾教育碑记》，台湾文献丛刊第54种。 ①〔清〕蔡世远：《重修诸罗县学碑记》，《台湾教育碑记》，台湾文献丛刊第54种。 ②〔清〕蔡世远：《重修诸罗县学碑记》，《台湾教育碑记》，台湾文献丛刊第54种。 ③〔清〕蔡世远：《重修诸罗县学碑记》，《台湾教育碑记》，台湾文献丛刊第54种。 ①〔清〕谢金銮、郑兼才：《续修台湾县志》卷三《学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40种。 ②〔清〕谢金銮、郑兼才：《续修台湾县志》卷七《艺文二》，台湾文献丛刊第140种。 ③〔清〕谢金銮、郑兼才：《续修台湾县志》卷七《艺文二》，台湾文献丛刊第140种。 ④〔清〕薛绍元：《台湾通志·列传》，引《福建通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30种。 ①〔清〕王礼、陈文达：《台湾县志·艺文志十》，台湾文献丛刊第103种。 ②〔清〕王礼、陈文达：《台湾县志·艺文志十》，台湾文献丛刊第103种。 ③〔清〕王礼、陈文达：《台湾县志·艺文志十》，台湾文献丛刊第103种。 ①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四《列传六》，第568页。 ②〔清〕范咸等：《重修台湾府志》卷三《职官》，《台湾府志三种》，第1572页。 ③〔清〕尹士俍纂修：《台湾志略》中卷，李祖基点校，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④〔清〕陈培桂、林豪：《淡水厅志》卷五《义塾》，台湾文献丛刊第172种。 ①连横：《台湾通史》卷十一《教育志》，第167页。 ②〔清〕胡建伟：《澎湖纪略》卷之三《职事》，台湾文献丛刊第109种。 ③〔清〕胡建伟：《澎湖纪略》卷之三《职事》，台湾文献丛刊第109种。 ④〔清〕胡建伟：《澎湖纪略》卷之三《职事》，台湾文献丛刊第109种。 ①《清经世文编选录》，台湾文献丛刊第229种。 ②黄天才、黄肇珩：《劲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纪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6页。 ①〔清〕邓传安：《蠡测汇钞》，台湾文献丛刊第9种。 ①〔清〕邓传安：《蠡测汇钞》，台湾文献丛刊第9种。 ①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一《列传三》，第490页。 ①〔清〕蓝鼎元：《台湾近咏十首》，〔清〕范咸等：《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十四《艺文五》，《台湾府志三种》，第2750页。